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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業的化肥減量化邏輯:理論與證據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636584
- 條形碼：9787030636584 ; 978-7-03-063658-4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農業的化肥減量化邏輯:理論與證據 本書特色
揭示農戶卷入分工經濟，以迂回交易方式實現農業減量化乃至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可行策略及其內在機理。
中國農業的化肥減量化邏輯:理論與證據 內容簡介
本書將農戶分為生存型、生產型、生活型和功能型，將合約分為要素合約、產品合約、服務合約和產品合約，將農地規模分為地塊規模、經營規模與連片規模，將服務卷入程度分為低卷入和高卷入，由此構建“農戶類型-合約匹配-農地規模經營-服務規模經營-減量化行為”的分析框架，進而闡明農戶減量化生產的合約邏輯和規模邏輯。本書試圖基于農地規模和服務規模的概念梳理，從農戶經營的層面揭示不同情景下農地規模、服務參與、要素匹配與農業減量化的關系，進而突破土地經營規模的單向思維，揭示農戶卷入分工經濟，以迂回交易方式實現農業減量化乃至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可行策略及其內在機理。
中國農業的化肥減量化邏輯:理論與證據 目錄
目錄
第1章 緒論 1
1.1 問題提出 1
1.2 事實判斷：小農減量的行為邏輯 8
1.3 本書研究目的、分析框架與創新 22
**篇 減量的技術邏輯
第2章 農戶分化、要素匹配與技術策略 29
2.1 農戶經營目標分化與減量技術偏好 29
2.2 小農的減量化：邏輯轉換及其市場化路徑 33
第3章 農戶分化、目標轉換與化肥減量技術選擇 38
3.1 理論邏輯與研究假設 38
3.2 模型、變量與計量結果分析 41
3.3 結果與討論 48
第二篇 減量的規模邏輯
第4章 農地經營規模與農業減量化 53
4.1 理論邏輯與研究假設 53
4.2 模型、變量與計量結果分析 59
4.3 結果與討論 68
第5章 農地交易方式與農業減量化 69
5.1 理論邏輯與研究假設 69
5.2 模型、變量與計量結果分析 72
5.3 結果與討論 86
第三篇 減量的分工邏輯
第6章 分工與農業減量化 91
6.1 理論邏輯與研究假設 91
6.2 模型、變量與計量結果分析 93
6.3 結果與討論 104
第7章 規模經濟抑或分工經濟 105
7.1 理論邏輯與研究假設 105
7.2 模型、變量與計量結果分析 109
7.3 結果與討論 120
第四篇 減量的治理邏輯
第8章 農地流轉合約對農戶化肥施用的影響 125
8.1 理論邏輯與研究假設 125
8.2 模型、變量與計量結果分析 127
8.3 結果與討論 133
第9章 農業減量化的困境及其合約治理 135
9.1 雙重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 135
9.2 資本合約與產品合約的匹配 137
9.3 農業減量化的合約匹配及其治理邏輯 139
第10章 合約治理實踐：來自綠能公司的證據 144
10.1 減量的外部性與庇古傳統 144
10.2 綠能公司的農地與服務規模經營 149
10.3 兩類規模經營的減量效果與成本收益比較 152
10.4 綠能公司的減量化啟示 154
第五篇 減 量 政 策
第11章 微觀政策：高標準農田建設政策與化肥減量 161
11.1 理論邏輯與研究假設 161
11.2 模型、變量與計量結果分析 166
11.3 結果與討論 178
第12章 中觀政策：糧食主產區政策與化肥減量 179
12.1 理論邏輯與研究假設 179
12.2 模型、變量與計量結果分析 186
12.3 結果與討論 198
第13章 宏觀政策：中國農業減量化與高質量發展 200
13.1 重新認識農業的重要性 200
13.2 農業減量與高質量發展的本質規定 202
13.3 農業減量與高質量發展的邏輯轉換 204
13.4 農業減量與高質量發展的策略選擇 208
參考文獻 212
后記 226
第1章 緒論 1
1.1 問題提出 1
1.2 事實判斷：小農減量的行為邏輯 8
1.3 本書研究目的、分析框架與創新 22
**篇 減量的技術邏輯
第2章 農戶分化、要素匹配與技術策略 29
2.1 農戶經營目標分化與減量技術偏好 29
2.2 小農的減量化：邏輯轉換及其市場化路徑 33
第3章 農戶分化、目標轉換與化肥減量技術選擇 38
3.1 理論邏輯與研究假設 38
3.2 模型、變量與計量結果分析 41
3.3 結果與討論 48
第二篇 減量的規模邏輯
第4章 農地經營規模與農業減量化 53
4.1 理論邏輯與研究假設 53
4.2 模型、變量與計量結果分析 59
4.3 結果與討論 68
第5章 農地交易方式與農業減量化 69
5.1 理論邏輯與研究假設 69
5.2 模型、變量與計量結果分析 72
5.3 結果與討論 86
第三篇 減量的分工邏輯
第6章 分工與農業減量化 91
6.1 理論邏輯與研究假設 91
6.2 模型、變量與計量結果分析 93
6.3 結果與討論 104
第7章 規模經濟抑或分工經濟 105
7.1 理論邏輯與研究假設 105
7.2 模型、變量與計量結果分析 109
7.3 結果與討論 120
第四篇 減量的治理邏輯
第8章 農地流轉合約對農戶化肥施用的影響 125
8.1 理論邏輯與研究假設 125
8.2 模型、變量與計量結果分析 127
8.3 結果與討論 133
第9章 農業減量化的困境及其合約治理 135
9.1 雙重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 135
9.2 資本合約與產品合約的匹配 137
9.3 農業減量化的合約匹配及其治理邏輯 139
第10章 合約治理實踐：來自綠能公司的證據 144
10.1 減量的外部性與庇古傳統 144
10.2 綠能公司的農地與服務規模經營 149
10.3 兩類規模經營的減量效果與成本收益比較 152
10.4 綠能公司的減量化啟示 154
第五篇 減 量 政 策
第11章 微觀政策：高標準農田建設政策與化肥減量 161
11.1 理論邏輯與研究假設 161
11.2 模型、變量與計量結果分析 166
11.3 結果與討論 178
第12章 中觀政策：糧食主產區政策與化肥減量 179
12.1 理論邏輯與研究假設 179
12.2 模型、變量與計量結果分析 186
12.3 結果與討論 198
第13章 宏觀政策：中國農業減量化與高質量發展 200
13.1 重新認識農業的重要性 200
13.2 農業減量與高質量發展的本質規定 202
13.3 農業減量與高質量發展的邏輯轉換 204
13.4 農業減量與高質量發展的策略選擇 208
參考文獻 212
后記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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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業的化肥減量化邏輯:理論與證據 節選
第1章 緒論 1.1 問題提出 1.1.1 化學品用量的時序和空間特征 化肥的施用對提升作物產量、維護糧食安全具有重大意義（何秀麗和劉文新，2014）。在中國，化肥對糧食增產的貢獻在20.79%～56.81%（房麗萍和孟軍，2013；王祖力和肖海峰，2008）。同樣令人矚目的是，1978～2015年，中國農用化肥施用折純量由884.00萬噸激增至6022.60萬噸，年均增長率達5.32% 。化肥消費量占全球總量的32%。中國已成為化肥用量*高的國家之一，化肥用量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歐美發達國家的2倍（李紅莉等，2010；張凱等，2019）。同時，化肥利用率相對低下，例如，氮肥在中國水稻、小麥和玉米生產中的利用率僅為27.3%、38.2%和31.0%，相較于世界平均利用率低出20%～30%（閆湘等，2017）。 更為嚴峻的是，長期過量施用化肥，不僅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表現為土壤板結酸化、水體富營養化和溫室氣體排量增加，威脅糧食安全乃至農業可持續發展（黃國勤等，2004；Cordell et al.，2009；楊林章等，2013；呂娜和朱立志，2019）；而且經污染的土壤、水和空氣進入食品，引致突出的食品安全問題，如農產品的重金屬超標等，產生致癌等健康風險（向濤和綦勇，2015；葉興慶，2016；Zhang et al.，2018）。據此，農業部于2015年發布《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長行動方案》，化肥減量受到普遍重視（劉丹等，2018）。于是，以2015年為政策沖擊的時間節點，形成“準自然實驗”，可以觀測其前后化肥用量的時空演進特征。 （1）時間維度：**，1983～2015年化肥用量持續增長，且增長率呈現出時間的階段性，其中，1983～1998年為快速增長期，年均增速為5.79%，1999～2015年為增速放緩期，年均增速降至2.39%；第二，在2015年達到峰值后，農用化肥施用折純量于2016年首度出現下降，2016～2018年較上一年的降幅分別為0.64%、2.09%和3.52%；第三，施用量的下降主要表現在氮肥、磷肥與鉀肥方面，農用復合肥的施用量和占比仍呈持續上升趨勢，2018年（2268.84萬噸）相較于2015年（2195.69萬噸）增長3.33%（圖1-1）。 圖1-1 時間維度：1983～2018年農用化肥施用折純量及其品類構成 （2）空間維度：**，化肥用量的貢獻率表現出區域異質性 ，1980～2018年平均貢獻率由高到低順次為華東（31.61%）、華中（19.91%）、西南（11.38%）、華北（10.88%）、華南（9.52%）、東北（9.21%）和西北（7.49%）；第二，化肥用量的增長率也呈現出區域異質性，相較于華北、東北和華南片區，華中和西北片區的增長相對迅速；第三，化肥消費重心出現轉移，以1996年為基期，華中片區的貢獻率持續上升，而華東片區的貢獻率呈現下降趨勢，華中片區的河南于2001年超越華東片區的山東，高居全國化肥用量榜首；第四，著力推進減量化的2015～2018年，化肥施用的區域空間格局未發生顯著改變。 本書致力于回答：為何化肥用量居高不下？各類農業經營主體的化肥施用的行為邏輯是什么？激勵各類農業經營主體減少化肥用量的策略是什么？ 1.1.2 化學品減量的政策與誤區 1. 既有減量政策的技術依托 由于農業減量化依賴于技術的進步，2016～2018年，中央財政投入23.97億元設立“十三五”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重點專項，開展“化學肥料和農藥減施增效綜合技術研發”，為減量奠定堅實的技術基礎（張凱等，2019）。那么，如何有效推廣這些既以成熟的減量技術？歷年出臺的多個《土壤有機質提升補貼項目實施指導意見》主要是按照所采納的技術類型來制定不同額度的補貼，而補貼額度的高低則體現了對應減量技術策略的優先序，這是典型的技術導向設計（金書秦等，2015）。以技術為導向的減量策略可歸納為三類：一是弱化毒性成分，二是提升吸收效率，三是降低施用損耗。 （1）弱化毒性成分。傳統意義上的生產要素替代效應是在產出不變情形下，由相對價格變化所激發的。但隨著環境保護約束力的增強，生產要素替代是否發生也可能由相對污染強度決定，即通過要素替代，降低甚至消除肥料中可能形成毒害或污染的要素用量。比如，用生物質炭基肥替代部分化肥進行施用，這既能增加產量，又能減低傳統化肥施用造成的污染物累積及其健康危害；再比如，以種養結合構建家庭農業生態圈，通過適量的畜禽養殖或綠肥種植產出有機肥，實現有機無機相結合，短期可以兼顧成本與肥效需求，長期能夠提升耕地肥力，用耕地內在養分替代外部化肥投入（全為民和嚴力蛟，2002；Xin et al.，2017）。可見，要素替代包括兩種路徑：一是用無毒或低毒要素替代高毒要素，降低環境或健康危害程度，表現為外部要素之間的替代；二是通過生態圈內部良性循環的構建，實現內部要素間的自發均衡，表現為內部要素對外部要素的替代。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針對農產品品質的市場甄別與監管機制尚未健全，若直接推廣弱化毒性成本的減量技術，在不完全市場條件下容易引致道德風險。一方面表現為施肥行為的雙標傾向，即供給家庭消費的部分采用要素替代以降低毒性，用于出售的部分則多施化肥以保證產量；另一方面，受綠色農產品的高附加價值影響，可能誘發漂綠行為，即虛假宣稱已采用要素替代（張露和羅必良，2020a）。 （2）提升吸收效率。利用效率表達的是既定投入要素組合獲取的產出數量，提升效率的路徑為在穩定產出的情形下降低投入或在穩定投入的情形下提升產出。具體來說，測度化肥利用效率的指標參數包括養分回收率（apparent recovery efficiency，RE）、偏生產力（partial factor productivity，PFP）、農學效率（agronomic efficiency，AE）和生理利用率（physiological efficiency，PE）。RE反映施入土壤中肥料養分的回收效率，PFP和AE分別反映單位肥料投入所生產的作物籽粒產量或產量的增量，PE則反映作物地上部分每吸收單位肥料所獲得的籽粒產量增量（張福鎖等，2008）。顯然，高吸收率、低殘留率是減量的重要思路，要求根據土壤肥力狀況和作物營養需求等實施精準施肥用藥。例如，我國著力推廣的測土配方肥，就是先檢測土壤營養物質狀況，再有針對性地配比養料元素。既提高所缺物質的吸收效率，又避免富余物質的無效累積。然而，吸收效率的變化并非可以直觀被感知的，需要基于精密儀器的檢測與實驗才能準確判斷，這就使得農戶在采納提升吸收效率的減量技術時，由于自身缺乏技術績效的檢驗能力，而面臨極高的風險與交易成本約束。農戶，特別是小規模經營農戶，囿于家庭要素稟賦局限，其生產決策往往具有明顯的風險規避和簡化交易傾向，造成相對較低的技術采納率。 （3）降低施用損耗。研究顯示，我國水稻、小麥和玉米的氮素當季回收率僅為27.2%、43.8%和32.4%，與國際平均回收率51%相差甚遠。這表明糧食作物種植中，56.2%～72.8%的氮素被無效損耗（朱兆良和金繼運，2013）。在提升作物吸收效率的同時，通過施用方式的優化降低無效損耗，也是減量的重要思路。其一，改進施肥觀念。農戶普遍存在認知誤區，認為化肥用量越高，作物生長所需的養分供應越充分，產量也就越高（尚杰等，2019）。事實上，化學投入品的過量施用不僅無效，甚至有害。張福鎖等（2008）的分析顯示，氮肥施用量與產量呈倒“U”形變動關系，即用量超過240千克/公頃時，產量出現下降。其二，改進施用工具。以無人機為代表的機械化噴施，通過霧化形式均勻連續作業，避免人工重復噴施以及地形限制等因素造成的損耗，可將施用量降低30%～50%（蒙艷華等，2018）。其三，改進施用措施。葉面施肥、濕潤施肥、化肥深施、化肥緩釋等對表面撒施方式的改進均能有效降低流失風險（樊小林和廖宗文，1998；全為民和嚴力蛟，2002）。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思想觀念的革新還是工具措施的改進，都需要打破農戶原先舊的耕作理念與方式（張露和羅必良，2019）。然而，農戶的耕作經驗是經由家庭世代沿襲和傳承的，通常表現出極強的行為慣性特征。若不具備強烈的行為動機誘導，任何對其進行變革的努力都難以奏效或不可持續。 綜上可以發現，技術導向的減量化策略主要聚焦于如何通過技術或工具的改進，以達到其弱化毒性成分、提升吸收效率或者降低施用損耗的目標。鮮見技術導向的減量研究探討如何將改進的技術或工具在農戶中進行推廣，從而造成技術的適用對象不明確，相應的政府扶植政策也呈現普惠性，略顯無的放矢。事實上，對于技術受眾農戶而言，不同的技術或工具隱含著不同的采納門檻或者說要素匹配要求，也隱含著不同的交易費用，普惠制的政策激勵并不能形成廣泛的行為激勵與目標相容。類似于2017年印發的《關于創新體制機制推進農業綠色發展的意見》等減量政策，仍過于強調目標導向與政府導向（庇古傳統），忽視了農戶的行為特征及其響應邏輯。例如，種糧大省黑龍江在2016～2017年使用測土配方肥、緩釋肥、生物肥等新型肥料及水肥一體化的面積為91.7萬畝 ，占其耕地面積（2.39億畝）的比例不足4‰（劉偉林，2017b）。因此，在減量技術研發取得堅實進展的情形下，農業減量化重心應轉向技術-需求匹配，即探索如何根據地域自然環境特征與決策主體特征，靶向精準實施減量技術推廣。 2. 既有減量政策的激勵思路 鑒于減量行為的顯著外部性特征，既有政策導向集中表達為兩個方面的激勵。一是遵循庇古傳統，強化政府的職能，以期通過測土配方肥補貼等政策手段，來改善各類農業經營主體的減量行為響應；二是遵循科斯定理，試圖通過產權明晰（農地的確權頒證）來促進農地流轉交易，以期誘導農業的規模經濟性，從而改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減量化效果。 Pigou（1920）主張通過政府補貼等實現外部性的內部化，在環境友好行為激勵方面得到普遍運用。2015年中央財政補助6.94億元，支持測土配方肥的推廣運用，補貼項目覆蓋全國67萬個村的1.63億農戶及1642家農企合作企業 。需要指出的是：其一，政府干預也并非零成本，特別是對廣泛且大量存在的小農戶采取補貼策略以激勵其可持續生產行為，可能造成干預成本高于外部性產生的損失（李江一，2016；Chen et al.，2017）。其二，政府干預情形下容易滋生尋租行為，且對尋租行為監督困難，同樣可能產生額外監督成本，從而形成政府資源配置的效率障礙，甚至引發干群之間或者群眾之間的團結穩定問題（馬恩濤等，2018）。其三，合理補貼對象和補貼標準的確定困難，因為需要明確行為主體和受既定行為影響主體，同時采集其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數據等相關信息的難度較大，需要支付可觀信息成本（蔡時雨等，2019）。其四，補貼引致長期行為改變存在準入門檻問題，對人力、資本和經營規模均受限的小農戶而言，只有補貼后的新要素采購成本低于傳統要素時，才能激勵其采納行為改變（Mason et al.，2017；周靜等，2019）；而補貼刺激消失后，小農戶可能并不具備采納環保新要素的可持續性，從而表現出行為改變的短期性（Pan et al.，2016；林楠等，2019）。 Coase（1960）認為外部性內部化無須拋棄市場機制而依賴政府行為，產權界定的明晰化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于是，以確權產權界定策略刺激農地交易市場發育，實現農地的流轉與集中，繼而擴大農戶的農地經營規模，被認為是實現減量化的重要路徑（程令國等，2016；張聰穎等，2018）。值得注意的是：其一，Coase強調要將產權界定為更有能力或者可以降低交易費用的主體，但更有能力的產權主體識別及其成本問題卻未能得以有效揭示。其二，隨著環境條件的改變，如資源相對重要性改變，原有產權安排可能產生高昂的交易成本，此時若變更產權可能引發不穩定預期，若維持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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