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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法文化史鏡鑒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0165111
- 條形碼：9787200165111 ; 978-7-200-16511-1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華法文化史鏡鑒 本書特色
基于史學家濃郁的學術情懷，基于法學家堅定的社會責任，張晉藩先生把他60多年的時間、精力和心血，貢獻于中國法制史學，貢獻于當代中國法治建設。先生作為中國法制史學的奠基人、引領者和主要推動者，通過60多年的努力，奠定了中國法制史學的學術基礎，引領著中國法制史學的學術方向，并與中國法制史學老中青學者一起，共同鑄造了中國法制史學的一代學術輝煌。——朱勇
中華法文化史鏡鑒 內容簡介
《中華法文化史鏡鑒》是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著名法學家張晉藩先生多年來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學習時報》《中國社會科學報》《北京日報》《人民法治》《經濟導刊》等黨政報刊上發表文章的首次精編結集。全書共收錄融歷史性、趣味性和普及性為一體的法律評論文章48篇，輯為鑒古明今的中華法文化、中國古代的官吏管理、中國古代的監察與廉政、中國古代的司法鏡鑒四大部分，并附有作者的學術自述和精彩訪談各一篇，有助于讀者了解中華法文化的歷史傳統、法治經驗和現實價值。 2022年5月恰逢中國政法大學建校70周年，本書也是張晉藩先生值此之際對中華法文化學科多年來研究成果和學術主張的一次簡明扼要的梳理和闡釋。
中華法文化史鏡鑒 目錄
構建法律體系 重塑中華法系——張晉藩先生的學術情懷與社會責任 / 朱勇
輯一 鑒古明今的中華法文化
003/從歷史深處走來的法制精神
008/中國法制史的治世功能可謂多矣——我讀書治史的體會
015/從傳統法律文化看堅韌進取的民族精神
018/擷取法律傳統的精華
021/中國古代法文化中的警示觀點
025/鑒古明今的八大法制觀點
031/中華法文化的歷史鏡鑒
036/奉法者強則國強
040/ “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
047/無法制則無盛世
053/引禮入法 禮法結合
058/“法與時轉”與“因俗而治”——談古代中國的立法傳統
063/依法治國話權威
066/民惟邦本：古代治國重要經驗
069/德法共治:中國傳統法文化的精髓
078/中華法系的價值與中華法系的重塑
085/大力弘揚中華法文化
088/構建中國特色的法治話語體系
輯二 中國古代的官吏管理
103/中國古代察官治吏的法制經驗
106/中國古代“治理”的一項重要經驗
112/論中國古代的行政組織法
118/官員任免與考選:從秦到清的演進
124/中國古代司法官的選任與培養
128/懲貪及獎廉并舉的考課法——廉政法制建設的先導
132/任法與任吏相統一——一條成熟的治國之策
138/“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
142/講讀律令：明朝官吏普及法律的硬任務
147/秦漢時期的法律宣傳
153/古代官吏的“普法教育”
輯三 中國古代的監察與廉政
159/察吏是治國之本——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歷史鏡鑒
167/治官需先察官
171/“政之理亂”系于監察
179/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及借鑒意義
198/中國監察體制改革的歷史文化淵源
204/我國漢唐時期的監察法制
207/唐代：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定型階段
209/我國漢唐宋的行政監察制度
215/我國明朝的行政監察制度
218/清朝的行政監察制度
221/廉政法制：中華法制文明的亮色
226/懲貪立法——廉政法制建設的基石
230/廉政輿論——廉政法制建設的先導
輯四 中國古代的司法鏡鑒
237/中國古代國情背景下的司法制度
264/古代司法文明的人文關懷：法、理、情的聯通
268/判詞與文風密不可分
272/以五聲聽獄訟
275/中國古代司法中的“罪刑法定”
279/調解息訟的司法傳統與崇尚和諧的中華民族精神
284/附一 我的學術自述
302/附二 在法律史研究中破除西方中心論——訪著名法學家張晉藩先生
展開全部
中華法文化史鏡鑒 節選
在悠久的中華文化傳統中，法文化是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獨樹一幟，傲然自立于世界法文化之林。不僅如此，悠悠四千余年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法文化的歷史和中華文化一樣從未中斷，它的連續性、系統性與典型性都是其他文明古國所少有的。遺留至今的歷代官修的法典、王章、檔案史料，以及諸子百家的法學著述，真正是浩如煙海。它以無可爭辯的史料證明了中華法制文明發展的軌跡與世界影響，充分顯示了中華民族的智慧與理性法思維的創造力，對于世界法文化寶庫做出了偉大的貢獻。 自隋唐以來，中華法制文明便得到了周邊國家的認同和取法，由此形成了被公認的中華法系。中國古代以農業為立國之本的自然經濟結構，以宗法家長制家庭為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以專制主義的集權制為基本的政治制度，以漢族為主體的多元一體的民族構成，以儒家綱常倫理學說為統治思想的文化政策，等等，構成了中國古代的基本國情，它決定了中華法文化的豐富內涵與歷史傳統。 以德化民，以法治國，“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二者相互滲透與結合，形成中華法文化的鮮明特色。法與德的結合減少了法律的濫用，緩和了法條嚴酷的外貌，便于民眾接受；以德化民使民遠惡遷善，遏制了犯罪動機，有利于避免獄訟繁興、法殘刑暴的訟累；德法互補互用，使道德法律化，遵守法律的義務和遵守道德規范的義務相一致，既止惡，而又勸善，使“明刑弼教”的“教”落到了實處。同時，德法互補又使法律道德化，使法律具有穩定性和權威性。 由重倫常關系而形成的倫理法，是中華法文化的核心內容。中國古代尊卑上下的倫常關系是*重要的社會關系，調整倫常關系的法律規范，可以稱為倫理法。倫理法的發展軌跡和法律的儒家化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從漢朝起隨著法律儒家化的開始，國家用法律維護父子、夫婦、兄弟之間的關系，確立父權、夫權的統治地位，以期達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的倫常秩序。至晉朝“準五服以治罪”正式入律，使得嚴尊卑之分的倫理原則，進一步確定為法律。唐高宗時制定的《唐律疏議》，繼承和發展了漢以來倫理法的原則和規定，是中國封建家族本位倫理法走向成熟的標志。唐律系統全面地規定了倫常關系中各應承擔的權利義務，規定了處理倫常犯罪的刑法原則和司法原則，還通過“于禮以為出入”，宣示了倫常犯罪要受到法律與道德的雙重懲治。倫理法的實施有助于厚德親倫、孝親忠君社會風氣的養成。 體現農本主義經濟形態的土地立法、賦稅立法、天文歷法，以及司法中的“務限”法等，因與民生密切相關，從而在國家制定法中占有重要地位，表現出了農本主義法文化的屬性。歷代雖因時勢的發展使得立法的內容有所變化，但重民生的基本精神是延續的。 具有自然主義色彩的天人合一的法文化。天人合一是中國古代杰出的宇宙觀、社會觀，它產生于對自然現象的敬畏和農耕主義的生產方式。早期的思想家無論儒、墨、道、法都是將“天意”與“人事”聯系在一起。由此，天人合一也進入法制的領域，指導著立法與司法。譬如禮法的結合實際就是天意與人事結合的產物，如同《禮記·禮運》所說：“夫禮，先王以承天道，以治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至于《尚書·皋陶謨》中“天討有罪，五刑五用”，都意在表達天人合一與法律創制的內在聯系。就法律的內容看，歷代法典中都規定了保護自然生態的平衡。這種自然主義的法律觀，顯然與農業生產方式有關。至于則天行刑的規定不過是法律運行中“天人合一”的表現。總之，“天人合一”的自然主義法律觀，可視為中國的“自然法”。它在一定程度上起著指導或修正“實在法”（制定法）的作用，并且為法的制定和實施提供了某種依據。 綜合性和包容性是中華法文化生生不息、不斷發展的根源。所謂綜合性與包容性，一則表現為儒、墨、道、法、陰陽五行、諸子百家學說為儒家學說所綜合吸收。由于儒家學說比較適合中國的國情和中華民族的心理狀態，因此儒家思想逐漸取得了主導地位。儒家思想始終指導著國家的施政原則以及法制的構建與司法的總體規范。儒家思想的包容性，正像海納百川一樣融匯著其他學說的精華。再則表現為中國大陸兩大地域性文化——中原地區的農耕文化和西北地區的游牧文化之間長期的沖突和交融。這種交融也決定了法文化上的交融，所謂“漸就漢法”“夷漢并用”，反映了法文化交融的歷史進程。在中華法文化形成的過程中吸納了中華各族豐富多彩的法文化。作為世界公認的中華法系，就是以漢族為主體，由各族共同締造的。這就難怪在中華法文化中含有多元一體民族法文化的特色。 中華法文化的內涵不僅豐富廣博，而且富有超越時空的民主性因素。諸如人本主義的法律支點；法致中平的價值取向；天人合一的和諧訴求；禮樂政刑綜合的治國方略；法為治具，援法斷罪的司法責任，等等。可以說中華法文化是國家治理的巨大智庫。我們的責任就是盡可能地研究與總結智庫中的寶藏，為當前的依法治國提供歷史的借鑒。
中華法文化史鏡鑒 作者簡介
張晉藩，1930年生，遼寧沈陽人。著名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1950年7月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就讀中國法制史研究生，1952—1983年先后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1983年7月調至中國政法大學，先后任研究生院院長、副校長兼研究生院院長兼中國法制史研究所所長。1987年被評為中國法制史重點學科帶頭人，1991年享受國務院特殊貢獻津貼，2012年被授予首屆“全國杰出資深法學家”稱號，2021年榮獲第二屆“韓德培法學獎”終身成就獎。1986年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講授法制課，1996年和1998年兩次為全國人大常委會講授法律課。 曾出版獨著、合著50余部，其中代表作有《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中華法制文明史》《中國監察法制史稿》《中國憲法史》《中國刑法史新論》《清代民法綜論》《依法治國與法史鏡鑒》等，主編大型學術著作《中國法制通史》（全十卷）、《中華大典·法律典》、《中國少數民族法史通覽》（全十卷），并發表法律史學論文3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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