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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夏史探研集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490469
- 條形碼：9787030490469 ; 978-7-03-049046-9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宋夏史探研集 內容簡介
本書內容涉及宋代明代國家與社會的比較，宋代荒政，宋代歷史特征，北宋與西夏、西域的交通，西夏重要法典《天盛律令》和一些書評、理論、書序、回憶等方面的內容。主要收錄了近三年以來，為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重大委托項目子課題所作的相關研究成果。
宋夏史探研集 目錄
目錄
序 i
宋朝“積弱”說再認識 1
王安石與孟子——孟子與宋代士大夫政治研究之一 16
南宋地方社會管窺——以陽枋《廣安旱代趙守榜文》為中心 32
南宋的酒庫與軍費 45
宋、明對“巨室”的防閑與曲從 58
宋、明稅源與財政供養人員規模比較 76
抄劄救荒與宋代賑災戶口的調查統計 104
論宋代的自然災害與荒政 122
宋代地方官員與救荒 136
荒政與宋代民變（農民起義）的規模 150
再論南宋荒政的發展 162
略論宋夏時期的中西陸路交通 179
北宋與龜茲 196
論北宋經營陸路東西交通 213
《天盛律令》修纂新探——《天盛律令》與《慶元條法事類》比較研究之一 233
再論《天盛律令》的修纂 249
漆俠先生的學術貢獻與治學方法 269
西夏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 272
文獻與宋史研究的幾個特點 275
讀書的黃金時代 279
讀《煦園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書后 281
《20世紀中國美術紀年》讀后感 283
《蔡京、蔡卞與北宋晚期政局研究》序 286
悼念寧可先生 289
畏友浦江 295
附錄
宋史研究領域的新開拓——訪李華瑞教授 303
本書所收文章初刊信息 321
序 i
宋朝“積弱”說再認識 1
王安石與孟子——孟子與宋代士大夫政治研究之一 16
南宋地方社會管窺——以陽枋《廣安旱代趙守榜文》為中心 32
南宋的酒庫與軍費 45
宋、明對“巨室”的防閑與曲從 58
宋、明稅源與財政供養人員規模比較 76
抄劄救荒與宋代賑災戶口的調查統計 104
論宋代的自然災害與荒政 122
宋代地方官員與救荒 136
荒政與宋代民變（農民起義）的規模 150
再論南宋荒政的發展 162
略論宋夏時期的中西陸路交通 179
北宋與龜茲 196
論北宋經營陸路東西交通 213
《天盛律令》修纂新探——《天盛律令》與《慶元條法事類》比較研究之一 233
再論《天盛律令》的修纂 249
漆俠先生的學術貢獻與治學方法 269
西夏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 272
文獻與宋史研究的幾個特點 275
讀書的黃金時代 279
讀《煦園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書后 281
《20世紀中國美術紀年》讀后感 283
《蔡京、蔡卞與北宋晚期政局研究》序 286
悼念寧可先生 289
畏友浦江 295
附錄
宋史研究領域的新開拓——訪李華瑞教授 303
本書所收文章初刊信息 321
展開全部
宋夏史探研集 節選
宋朝“積弱”說再認識 “積貧積弱”是 20世紀初以來對宋朝歷史的一個基本評價，近一二十年來學界對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筆者亦有所回應。①對于積貧，筆者以為不能簡單地把“由國家政策和政治體制導致的積貧問題與衡量經濟文化發展簡單的等同起來”。也就是說“積貧”實質上是財政入不敷出的表現，雖然宋人未有直言“積貧”，但是宋人所言的“財匱”“財困”與“積貧”可以看作是同義詞。對此學界已作了較為深入的探索②，無需多言，下面僅就“積弱”問題再談幾點看法。 一、宋代“積弱”說的源流 有學者以為“積貧積弱”成說的出現，與晚清以來中國備受帝國主義欺凌之時代背景有關。③其實，這種說法并不確切。因為“積弱”一說本自宋人，宋人所言的“積弱”又往往包涵著現今指稱“積貧積弱”的意義（詳見后論），而且“積弱”也是元明清歷代對宋朝的基本看法。 宋人的說法，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是始于南宋人對北宋歷史的反思。呂中說：“元昊所以敢于憑陵者，人皆以為寶元、康定積弱之故。 ”④方鳳說：“國家懲鑒五季，一意儒臣，尾大之弊雖除，然釀成積弱。”⑤林駉亦有相似說法：“國朝立國之勢，自建隆立極以來，臣民習于寬厚，風俗狃于治安。天下之勢近于委靡而不振；朝廷之制，幾于廢弛而不舉。兵驕士弛，吏玩財困，積弱之弊，識者痛之。 ”①“嘉祐以來失因循，嘉祐、治平以來積寬之弊，轉為舒緩積弱之弊，流為安靡，天下之務幾于柔軟而不振，朝廷之制幾于廢弛而不舉，皆因循之過也。”② 二是南宋人對自身所處時代的認知。王炎在與洪適的信中論及南宋的國勢說：“炎以為天下之事，強則易振，弱則難立，積弱則難立也滋甚，何者？勢不便而氣先索也。”③魏了翁說，南宋以來由于權臣以和戎之名“操持國柄，士大夫靡然從之，墮黨崇讎，損威納侮，卒之國勢積弱，士氣剝喪”④。真德秀在理宗初期上奏疏強武備時說：“圣明在上，躬履節儉，無橫恩，無濫予，獨不可舉之以修武備乎？況以國勢積弱之余，不若是，無以奮張而興起之。”⑤ 另外，宋人雖然并不一定使用積弱一詞，但在與遼夏金（蒙）元相比較中體認宋朝處于弱勢。宋仁宗時期，韓琦慨嘆宋軍“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不敢與敵。中夏之弱，自古未有”⑥。富弼在向宋仁宗《條上河北守御十二策》中比較了遼與宋的國勢后痛心地說：“北敵之強既如此，中國之弱又如此。”⑦宋神宗時期欲變法有為，王安石雖然一再用“四夷皆衰弱”⑧來安慰宋神宗，但他也體認到：“累世以來，夷狄人眾地大，未有如今契丹。”⑨北宋末期金滅遼、進攻宋之后，大多數士大夫都切身感到宋的兵弱，有的大臣對金軍產生了極大的畏懼， “《靖康前錄》曰 又曰李鄴歸自賊壘，盛談賊強我弱，以濟和議，謂賊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入水如獺，其勢如泰山，中國如累卵，時人號為‘六如給事’”⑩。宋欽宗“遣宇文虛中往敵營報書”則直陳：“彼此強弱之勢，則本朝兵力寡薄，難以迎敵。”建炎三年（1129年），大臣慨嘆：“今夷虜日以盛強，中國漸致衰弱。”l南宋中后期宋的弱勢，更是士大夫們的共識，黃震參加修撰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時，指出當時的四大弊政“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①。開慶元年（1259年），忽必烈“南伐”，召見宋降將杜瑛“問計，瑛從容對曰：‘漢唐以還，人君所恃以為國者，法與兵、食三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亂無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將亡矣。 ’”②文天祥《御試策》中分析南宋國勢時指出：“聞古今天下能免于弱者，必不能免于貧；能免于貧者，必不能免于弱，一利之興，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財則交受其害矣。”③ 至于金元明清人對宋的看法。金朝在與宋共謀海上之盟的過程中，已深知宋朝“兵弱”④，金哀宗在其臨滅亡之時還輕蔑地說：“北兵（指蒙古）所以常取全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余力矣。”⑤ 元朝劉岳申說：“宋視漢唐，內無女色、閹寺之禍，外無強藩、外戚之變，經學不為無功，而國勢不免積弱。”⑥ 元史臣《進宋史表》云：“大概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⑦對此評價，明人陸深以為：“宋之國是，實符斯言。”⑧ 明朝人唐順之在《宋神宗皇帝九軍新陣辯》中云：“神宗為九軍似矣， 可知操縱開闔，進退出入，決善政也，積弱累敗，至于喪亡，宜哉。”明萬歷年間魏學曾在接受總督陜西三邊軍務時向執政上書說：“虜自欵貢來，疆吏相襲茍安，懼開邊釁，而武備日不競，此宋人積弱之漸也。”⑨ 明清之際，王夫之在《宋論》中批評宋的軍政時說：“岐溝一蹶，終宋不振，吾未知其教之與否，藉其教之，亦士戲于伍，將戲于幕，主戲于國，相率以嬉而已。嗚呼！斯其所以為弱宋也歟！ ”“若夫仁宗之過于弛而積弱也，實不在貧也。”⑩ 清朝乾隆時期君臣對宋的積弱有較多評議。編纂《續文獻通考》的大臣云：“馬端臨作刑考其序，略曰：‘茍慕輕刑之名，而不恤惠奸之患，則非圣人明刑弼教之本意。’蓋見宋承積弱之余，法不振而人多玩，故為此論也。 ”①其后四庫館臣在為宋人數部著作的提要中使用積弱來形容宋的國勢，如為王安石《周官新義》：“安石之意，本以宋當積弱之后，而欲濟之以富強。”②《何博士〈備論〉》提要云：“夫北宋之釁，由于用兵，而致釁之由，則起于狃習晏安，廢弛武備，驅不可用之兵而戰之，故一試而敗，再試而亡。南渡以后，卒積弱以至不振。”③岳珂《寶真齋法書贊》提要云：“珂處南渡積弱之余，又承家難流離之后。”④乾隆皇帝更是多次評議宋的積弱。他對宋仁宗慶歷年間富弼出使契丹議歲幣事件“富弼至契丹議増幣，拒稱‘獻納’二字，契丹遣使與弼偕來，帝用晏殊議，以納字許之目”，有如下一段評議： 貢獻義同，納亦貢獻之謂。富弼爭執再三，稍有丈夫氣，而其時宰相畏懦，務為茍安，仁宗又急圖了事，遂至名實俱虧。積弱之勢既成，益見其懨懨不振，誠可笑耳。⑤ 又在《南城》一詩中評議宋金海上之盟時寫道： 道旁古南城，城廢存土阜。云米（宋）拒契丹，筑此夾河守。和金計滅遼，唇齒患互受，外夷尚知此（謂高麗對宋使言），小利目前取。詎惟失河北，汴亦不能有。國勢成積弱，況復政多咎。方士及權奸，豈堪僂指數（葉）。虛內乃貪外，屋豐閴家蔀。五國固其宜，炯戒傳不朽。⑥ 近代以來，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第六編兩宋之部第 31章標題即為“貧弱的新中央”，其下之細目則為“宋代對外之積弱不振”“宋室內部之積貧難療”，其結論是“始終擺脫不掉貧弱的命運”。⑦漆俠先生對積弱是這樣界定的： “這就是封建統治對內日益不能控制農民的暴動，對外日益無力抗拒遼夏的侵擾，從這兩者所包含的實際內容中，可以看到它們之間的聯系。因之，積貧、積弱不僅是封建國家的外部標記，而且透過積貧、積弱的現象，還可以看到整個政治經濟當中的復雜關系”。①1963年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第三冊（鄧廣銘先生執筆）在敘述宋神宗起用王安石變法內容時亦云：“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 港臺學者也有論列，如 1989年林瑞翰在《宋代政治史》的結論中說：“世或以宋代先則見欺于遼，繼則見欺于金，終為蒙古所滅，而謂宋代兵力之積弱不振，蓋肇自集權政策之弊。”② 當然，對于宋朝的整體估價，從北宋中期以降也多有贊譽，程顥所言“嘗觀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③，就比較有代表性。明人陳邦瞻在《宋史紀事本末》序中盛贊兩宋文治超過漢唐：“大抵宋三百年間，其家法嚴，故呂、武之變，不生于肘腋；其國體順，故莽、卓之禍，不作于朝廷。吏以仁為治，而蒼鷹乳虎之暴，無所施于郡國；人以法相守，而椎埋結駟之俠，無所容于閭巷。其制世定俗，蓋有漢、唐之所不能臻者。獨其弱勢宜矯，而煩議當黜，事權惡其過奪，而文法惡其太拘。”④則是舊史家較為客觀的評價，20世紀初以來，學界頗推重宋代研究，“以宋為制高點研治整個中國歷史文化提出的各項重大問題，如‘宋學’淵源、宋代史學和新宋學等，引起各科學人的長期討論” ⑤。而日美學者從宋代是中國近世開始的角度，對宋代經濟文化給以高度評價。⑥ 但是宋朝積弱，正如前揭， 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討論宋代積弱，是從北宋中期至清歷代對宋的評價，并不完全與晚清以來中國備受帝國主義欺凌之時代背景有關。也就是說，宋朝積弱和宋朝經濟文化發達是評價宋朝歷史地位的兩個方面，筆者曾說過：“不論從哪個角度討論宋代的歷史地位，都不應以一個方面掩蓋另一個方面，也就是說既不能以‘積貧積弱’來概括宋代的全部歷史特征，也不能僅從宋代社會經濟、文化取得巨大進步而忽略宋代歷史存在的‘民窮’‘財匱’和積弱不振的基本事實，偏廢任何一面都不是對歷史的客觀評價，更不是對歷史負責的態度。”① 二、宋與遼、西夏、金、（蒙）元的攻防戰 根據上述，對于宋朝的積弱，一般有兩種認知：一種是指宋朝在軍事能力上的積弱，一種則是指宋朝國勢的積弱。目前討論宋朝積弱問題，對這兩種看法都提出質疑，特別是對于宋朝國勢積弱的說法，道理很簡單，宋朝的經濟、科技整體發展水平遠不是遼、西夏、金、（蒙）元所能比擬。至于對宋朝軍事能力的積弱，過去人們往往嘆惋其不武，而近年有學者以為就國防而言，宋代不見得“積弱”，但似未有專題的討論。 其實宋人不是不能打仗，過去論者在論及宋與遼、西夏、金、（蒙）元戰爭時，往往多注意雙方的進攻戰，而對雙方的防御戰，特別是在遼、金、蒙古深入南北宋境內后宋軍反擊侵略的防御戰，則沒有給以足夠的重視。縱觀兩宋與遼、西夏、金、（蒙）元戰爭的重要戰役，若以進攻和防守這兩種戰爭基本形式和雙方進行戰爭的目的來衡量，宋的軍事失敗基本上都發生在宋發動的進攻戰役方面，而宋在境內抵抗來自遼、西夏、金、（蒙）元進攻的防御戰，則宋軍多能取得不俗的戰績。 先看宋遼戰爭。 ②從 979年宋發動收復燕云地區高梁河戰役到 1004年遼進攻宋，在澶淵城下訂立和約，長達 25年，其間北宋主動進攻的高梁河之戰（979年），雍熙北伐（ 986年）包括岐溝關之戰、陳家谷之戰、君子館之戰三大戰役均以宋方大敗告終。③ 防御性戰役有：滿城會戰（ 979年）遼大敗，瓦橋關—雄州之戰（ 980年）遼軍小勝但未攻破宋軍雄州城，遼軍亦受創。遼在河北、河東先后三路南侵（981年），皆敗。徐河之戰（ 989年）遼敗、裴村等之戰（ 999—1000年）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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