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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8072948
- 條形碼：9787108072948 ; 978-7-108-07294-8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 本書特色
不同的語言之間是否不可通約？倘若如此，人們如何在不同的詞語及其意義間建立并維持虛擬的等值關系？在人們共同認可的等值關系的基礎上，將一種文化翻譯成另一種文化的語言，這究竟意味著什么？ 跨語際實踐的研究重心并不是技術意義上的翻譯，而是翻譯的歷史條件，以及由不同語言間初的接觸而引發的話語實踐。總體而言，我所要考察的是新詞語、新意義和新話語興起、代謝，并在本國語言中獲得合法性的過程。 ——劉禾
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 內容簡介
有名學者劉禾的成名作，曾獲得美國古根海姆（Guggenheim）學術大獎。本書從翻譯的語言與文化實踐的角度，探討20世紀初期（1900—1937）中國的語言和文學如何在一種“虛擬的等值關系中”，通過與西方和日本等不同語言文化系統的的相互接觸、交流和翻譯，構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現代想象，從而形成一種“被譯介”的現代性，一些現代中國的經典話語和敘事，諸如國民性、個人主義、現實主義，乃至作品的經典化與文類的建制化、文化保守主義的出現等等，都是在翻譯中生成的現代性的不同層面。作者對此逐一考察，并通過復原語言和文學實踐中各種歷史關系賴以呈現的場所，及等值關系建立的語境、時間和過程，重新思考了東西方之間跨文化詮釋和語言中介形式的可能性。
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 目錄
序
**章 導論：跨文化研究中的語言問題
等值關系的喻說，東方與西方
如何翻譯差異——矛盾的修辭
旅行理論與后殖民批判
主方語言與客方語言
歷史變遷論：新詞與話語史
Ⅰ 國族與個人之問
第二章 國民性話語質疑
國民性的神話
魯迅與阿瑟·斯密思
翻澤國民性
跨語際寫作的主體：《阿Q正傳》的敘述人
第三章 個人主義話語
作為意義之源的主方語言、
國初年關于個人主義的論辯
Ⅱ 跨語際表述模式
第四章 “經濟人”與小說寫實主義問題
解讀《駱駝祥子》
第五章 欲望的敘事：關于現實與夢幻
重構真實與虛幻的界限
魔幻如何被心理化
真實界的幻影
第六章 **人稱寫作的指示功能
屈折語形態中人稱的指示功能
男性欲望和階級敘事的指示功能
懺悔之音
女性的自我言說
Ⅲ 國族建構與文化建構
第七章 作為合法性話語的文學批評
國族文學與世界文學
性別與批評
女性身體與民族主義話請：重讀《生死場》
第八章 《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制作
1930年代的出版業與激進主義文學
趙家璧與良友圖書公司
《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纂
經典、理論與合法化
第九章 反思文化與國粹
關于《國粹學報》
關于《學衡》
附錄
A.源自早期傳教士漢語文本的新詞及其流傳途徑B.現代漢語的中-日-歐借貸詞
C.現代漢語的中-日借貸詞
D.回歸的書寫形式借貸詞：現代漢語中源自古漢語的日本“漢字”詞語
E.源自現代日語的后綴前綴復合詞采樣
F.源自英語、法語、德語的漢語音譯詞
G.源自俄語的漢語音譯詞
文獻目錄
再版后記
展開全部
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 節選
女性身體與民族主義話語:重讀《生死場》 蕭紅，一位來自東北的女作家，生活在民族危機的時代并身受其苦。她寫下了幾部長篇小說，以及數量豐富的短篇小說和散文，回應著民族生死存亡之際的危機，而在1942年過早離世。[1]作為小說家，蕭紅在文學史家的筆下，要比另一些女作家，如凌叔華、張愛玲、廬隱等幸運得多，因為這些女作家長期以來在現代文學中處于邊緣地位，直到*近張愛玲的命運才有所改觀。此種現象部分是由于魯迅經久不衰的影響力，因為他曾經指導過蕭紅，并高度評價她在30年代的作品，除此之外也還因為在大多數男性批評家的眼里，蕭紅并未將自身局限在女性生活的“瑣屑細節”之中，而是觸及了民族存亡與反帝斗爭的寬廣主題。這種不無裨益的解讀保證了蕭紅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經典地位，雖然蕭紅的經典地位與其他大家相比還是偏于低下，但其代價是它抹除了蕭紅對于女性與民族國家思考中的深刻張力。 我們在這里討論蕭紅，并不是為了抬高這位作家的經典地位，而是為了檢討民族國家取向以及由男權宰制的文學批評實踐，因為它們對挪用蕭紅作品服務于民族主義的目的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經典化并非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有關權利與“天賦人權”的話語在使批判性思考成為可能的同時，亦同樣會使之無能為力。譬如，女性主義批評毫無疑問地要關注在已經確立的文學經典中女性的缺席或者邊緣化位置。但這種批評的切入方式恐怕需要重新檢討，因為中心與邊緣的二元修辭其本身并不能生發出有活力的批判性思考。我們必須正視如下事實:有些人比如女性是被歷史地逼到邊緣地位，而有些男性卻有能力選擇邊緣位置，以更好地向中心發動進攻。[2]文學史處于邊緣位置的作家進入經典，會使文學經典與以往有所不同甚至有所改進，但是，這一做法究竟是向經典規范化本身進行挑戰，還是通過更為自由,也更為多元的表象，反而強化了經典規范?當斯皮瓦克說，“我們正在嘗試的，不僅僅是以另類經典來擴大經典規范，而是廢黜經典規范化的方法”的時候，她也許過于樂觀了，但我認為在她的陳述背后隱含的批判性洞識，是值得深銘于心的。[3] 蕭紅以她本人的一生和著述與民族主義話語的斗爭，可以從多方面關系到中國現代批評及其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性別化狀況。自打《生死場》作為魯迅發起的“奴隸社叢書”之一種(其他兩本為葉紫的《豐收》，蕭軍的《八月的鄉村》)發表后，對這部作品的接受與評價，一直受到民族國家話語的宰制，這種宰制試圖抹平蕭紅對于民族主義的曖昧態度，以及她對男性挪用女性身體這一-隱喻的否定。[4]大多數評論者將它視為一部“民族寓言”，一部充滿愛國主義精神的反帝國主義作品。其結果是，我們幾乎離不開這一高度發達的、體制化的、男權中心的批評傳統，去解讀蕭紅，因為這種批評傳統限制并決定著對其小說意義的理解。不過，文學批評實踐中的這種性別政治，迄今尚未引起那些身陷其中的評論者與文學史家的注意。[5] 用“民族寓言”去解釋蕭紅作品的基調*初始于魯迅和胡風。 眾所周知，魯迅和胡風分別為《生死場》的**版寫了序言和后記。作為“奴隸叢書”的編者，胡風在后記中贊揚書中體現的抗日精神和中國農民愛國意識的覺醒:“這些蟻子一樣的愚夫愚婦們就悲壯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戰爭的前線。蟻子一樣地為死而生的他們現在是巨人似的為生而死了。”[6]相比之下，魯迅雖然沒有在他后來被廣為引用的序言中把民族之類的字眼強加于作品，但他仍然模糊了一個事實，即蕭紅作品所關注的與其說是“北方人民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7]，不如說是鄉村婦女的生活經驗。魯迅未曾考慮這樣一種可能性，即《生死場》表現的是女性的身體體驗，特別是與農村婦女生活密切相關的兩種體驗——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殘導致的死亡。魯迅本人的民族興亡的眼鏡，清晰體現在他有意提及上海閘北的火線，以及北國的哈爾濱，或是英法的租界，這造成了魯迅對蕭紅作品的閱讀盲點。 對于《生死場》這部小說，除去魯迅和胡風奠立的主流的民族主義的解讀外，是否可能有不同的閱讀?我對《生死場》的分析，關注的是作為意義爭奪( contestatory meanings) 之重要場所的農婦的身體。 圍繞蕭紅本人為這部小說1935年版設計的封面圖案( 黑色的塊面包含小說的標題，并疊印到深紅色的背景上，見圖五)展開的一場爭論，似乎暗示了不同讀法的可能性。毋庸贅言，批評家對這幅畫的確切含義一直觀點不一。有人說畫中的黑色塊喻示著一座舊碉堡， 而背景上的深紅色代表在抗日戰爭中死難的東北人民的鮮血。另一些觀點認為那片黑色塊實際上代表的是日本統治下的滿洲國地圖。[8]只有劉福臣在一篇討論蕭紅的繪畫及其他藝術創作的文章中指出，那片黑色的圖案是一幅婦女頭像的剪影，而切過封面的斜線則象征著中國被切割的國土。他認為，向上仰起的農村婦女的臉龐和劃過她嘴角及脖頸的筆直線條表現了與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的東北人民的憤怒和力量。[9]雖然劉福臣沒有解釋蕭紅何以用女性的而非男性的頭像來代表東北人民，他的文章還是暗示了從性別角度解釋蕭紅封面創作的可能性。不過這一可能性由于民族國家話語的遏制而未能展開。或許更有說服力的解讀是，如若那片黑色勾勒的是女性頭像，又與滿洲國的地圖相契合,那么完全有理由認為，圖中斜穿而過的線條不僅象喻中國領土的分裂,而且也象喻著民族主體的分裂。同理，若是封面的深紅色塊可以聯想為 東北人民的鮮血，則也可將這同一片深紅理解為女性身體的血，因為小說對女性之軀的表現總是與流血、傷殘、變形與死亡密切關聯的一不論是由于生育、被毆、疾病，還是自盡。女性身體的無所不在，在民族國家話語上投射了一道全范圍的陰影，并堅持在東北農村的生死搏斗中強調女性身體的異質性意義。雖然人們不一定接受以上的讀法，但圍繞《生死場》的封面設計所引發的爭論，對以往的蕭紅研究中盛行不衰的單一的民族主義詮釋提出了質疑，因而至少開辟了多種閱讀的可能性空間。 女性身體與民族主義的關系是什么?批評家經常詫異蕭紅的“抗日小說”何以要包羅如此繁多的鄉村婦女生活的細節，何以直到*后:幾章才涉及日本侵略的事件。孟悅和戴錦華在她們出色的著作《浮出歷史地表》中，曾對《生死場》從女性主義角度作過評價。雖然她們沒有直接與民族國家話語交鋒，但已開始試圖從女性的身體體驗去看待生與死的意義。[10]在此我想將她們對《生死場》的分析再向前推進-步，探討一下為什么女性的身體能夠為觀察民族國家的興亡提供批評的視角，而不是反之亦然。 小說中女性身體的界限，主要是通過農村婦女對于生育、疾病、性、衰老與死亡的體驗來界定的。盡管這部小說暗示著生死輪回的佛教觀念，但小說本身卻不擁戴它的某些人物的佛教信仰;恰恰相反，小說強調的是女性肉體的困境，將其受傷害的意義落實在此生此世當下的社會經濟語境中，而不是放置在因果報應的世界里。死，是肉體可怕的分解，而不是對生活之苦難的*終規避。貧窮、無知、階級剝削、帝國主義以及父權制皆達成共謀關系，是這一切使農村人民，特別是婦女，降低到動物的生存層次上。
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 作者簡介
劉禾，學者，作家。現為哥倫比亞大學終身人文講席教授，研究領域包括比較文學、中國現代文學、全球史、新翻譯理論、后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等，曾獲美國古根漢（Guggenheim）學術大獎。英文學術專著有：The Freudian Robot (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10)，The Clash of Empires （哈佛大學出版社，2004年），Translingual Practice（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5年）, Token of Exchange（主編，杜克大學出版社，1999年），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與Zeitlin 合編, 哈佛大學亞洲中心出版，2003年）等。中文專著有：《語際書寫》（香港天地出版社，1997年；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持燈的使者》（主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跨語際實踐》（三聯書店，2002年，2007年），《帝國的話語政治》（三聯書店，2014年，2020年），《六個字母的解法》（中信出版社，2014年），《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主編，三聯書店，2016年），以及第一部學術校注版晚清刊物《天義·衡報》（與萬仕國合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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