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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澤宗文集(第一卷):科學史綜論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685537
- 條形碼:9787030685537 ; 978-7-03-068553-7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席澤宗文集(第一卷):科學史綜論 內容簡介
席澤宗院士是我國有名的科學史家,在新星和超新星、夏商周斷代、科學思想史等研究領域做出了杰出貢獻,是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創始人之一、我國天文學史學科的引路人。本文集輯為六卷,所選內容基本涵蓋了席院士學術研究的各個領域,依次為《科學史綜論》《新星和超新星》《科學思想、天文考古與斷代工程》《中外科學交流》《科學與大眾》《自傳與雜著》,所選內容基本涵蓋了席院士學術研究的各個領域,展現了一位科學史家的學術生涯和思想歷程,為學界和年輕人理解科學的本質和歷史提供了一種途徑。
席澤宗文集(第一卷):科學史綜論 目錄
出版說明 / i
總序 / iii
序言 / ix
中國天文學史的研究 / 1
中國天文學的歷史發展 / 6
宇宙論的現狀 / 14
三十年來的中國天文學史研究 / 21
為《中國大百科全書 天文學》所撰詞條 / 27
臺灣省的我國科技史研究 / 81
古為今用 推陳出新——建國以來中國天文學史研究的回顧 / 88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China’s Astronomy / 107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40年 / 118
Current State of Scholarship in China on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Science / 128
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20年 / 137
科學技術史 / 148
僧一行觀測恒星位置的工作 / 158
張衡 / 165
郭守敬的天文學成就及其意義 / 172
錢臨照先生對中國科學史事業的貢獻 / 177
竺可楨與自然科學史研究 / 187
王韜與自然科學 / 201
朱文鑫 / 211
論康熙科學政策的失誤 / 216
天文學思想的發展 / 231
地心說和日心說 / 234
中國天文學史的幾個問題 / 236
從歷法改革與日食觀測看理論對實踐的依賴關系 / 244
陳子模型和早期對于太陽的測量 / 247
科學史和歷史科學 / 262
The Yao Dian 堯典and the Origins of Astronomy in China / 270
葉企孫先生的科學史思想 / 306
天文學思想史 / 310
關于“李約瑟難題”和近代科學源于希臘的對話 / 325
科學史與現代科學 / 330
中國科學的傳統與未來 / 338
科學精神:公正、客觀、實事求是 / 351
人類認識世界的五個里程碑 / 355
席澤宗文集(第一卷):科學史綜論 節選
中國天文學史的研究 天文學史的研究在我國有悠久的傳統。二十五史中的《天文志》《律歷志》都是總結當時天文學上成就的文章。歷代著名的天文學家對我國天文學的發展史也都是相當熟悉的。例如,一行的《大衍歷議》和郭守敬的《授時歷奏議》,都將天文和歷法的演進說得很清楚。這一優秀傳統到了清代得到了更大的發展。錢大昕(1728~1804)、阮元(1764~1849)、李銳(1768~1817)和顧觀光(1799~1862)等對中國天文學史都曾作出重要貢獻。阮元和李銳等編輯的《疇人傳》,搜集了中國數學家和天文學家的不少史料,為后人的進一步研究創造了便利條件。 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這一時期內,朱文鑫做了不少工作。他編著的《歷法通志》《歷代日食考》《天文考古錄》《天文學小史》等書都有相當價值。此外,竺可楨、錢寶琮等人也有一定成就。 新中國成立后,歷史科學工作者負擔著一個新的重要任務,就是要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研究和編寫祖國的歷史。在自然科學史方面,中國科學院于1952年召集對科學史有興趣的科學家們舉行了一次座談會,來討論如何開展工作。1954年成立了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規劃與協調有關科學史的研究與編輯工作。1956年7月在北京召開了中國自然科學史**次討論會,會上宣讀的論文中關于天文學史的有4篇。9月竺可楨副院長率領代表團到意大利參加第8屆國際科學史會議,在提出的論文中關于天文學史的有3篇,即竺可楨的《二十八宿起源問題》[1]、錢寶琮的《授時歷法略論》[2]和劉仙洲的《中國古代在計時器方面的發明》[3]。 1957年1月,中國科學院成立了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室內設天文學史組。兩年來,這個組的干部配備逐漸有所加強,目前正在組織協作,準備寫出一本“中國天文學史”。 1957年2月6~11日,中國天文學會**屆會員代表大會和紫金山天文臺學術委員會成立大會一并在南京舉行。在會上宣讀的論文中,錢寶琮的《蓋天說源流考》和席澤宗的《漢代關于行星的知識》等4篇是屬于天文學史的。 十年來,天文學史方面的普及工作也做了不少。1956年5月,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在北京建國門古觀象臺的地方成立了中國古代天文儀器陳列館,作為一個永久機構,宣傳我國古代在天文學上的成就。 現就十年來所發表的關于中國天文學史的研究論文,選擇幾個重要的項目,分別介紹于后。 一、關于蓋天說的研究 錢寶琮對《周髀算經》中的蓋天說曾研究多年。他在《蓋天說源流考》這篇文章中總結了他對于蓋天說的研究[4]。 在這篇論文中,作者首先根據《周髀算經》介紹了蓋天說的內容,并指出《周髀算經》中所用的觀測數據包含著內在的矛盾,因此“很難認為都是實際測量的結果”。作者進而討論蓋天說中的七衡六間圖,并指出它的困難。作者也討論了該書中所用的測量二十八宿距星間度數的方法。論文的后半部分討論了蓋天說的產生時代。作者指出“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大概是*原始的“天圓地方”說。這種說法后來修改為“天象蓋笠,地法覆盤”,像《周髀算經》中所說的。作者指出蓋天說中關于二十八宿的知識符合前漢初年天文學的水平。因此,作者認為修改過的蓋天說是在前漢初期產生的。作者指出蓋天說的主要內容是把關于天的高明、地的廣大、晝夜的更替、四時的變化等感性認識加以整理,提升到理性認識。它雖然有些假借形象和勉強配合數字,但基本上是合于客觀現實的,對當時天文學的發展起了主導的作用。 二、中國史籍中客星記錄的整理 中國史籍中關于客星的資料甚為豐富。所謂客星就是現代天文學上的新星與超新星。新星與超新星的出現表示一種爆發過程。當代的天體物理學工作者認為爆發后的星雖然暗到無法用光學望遠鏡觀察到,但是它可能變為一種射電源而可用射電望遠鏡觀察到。因此,古代的客星所在之處現在還可能觀察到射電源。1955年,席澤宗從中國史籍中整理出90項可能的客星記錄,編成《古新星新表》[5]。這篇論文引起了各國天文學界的注意,因為它可能幫助天文工作者尋得還沒有發現的射電源。 這篇論文對于回答天體演化學所提出的問題也是有幫助的。例如,在銀河系內,超新星爆發的頻率如何?新星是否能多次爆發?關于**個問題,作者得出平均每150年銀河系內有一次超新星爆發的結論。關于第二個問題,作者認為除了現在已知的七顆再發新星以外,可能還有兩顆再發新星(一在牧夫座,一在武仙座)。 三、宋代水運儀象臺模型的制作 中國古代用壺漏的方法測量時刻。但時刻的標準究竟是什么呢?很早就有人注意到天球運轉的規律性。這種規律性使得人們相信可以把天球的運轉當作均勻運轉的標準,也就是說,當作時間的標準。因此,標準壺漏的基本方法就是把壺漏所給的時刻與天球運轉所給的度數相比較。漢代的張衡創制了水轉渾天象,唐代的一行和梁令瓚又有所改進。到了宋代元祐年間,用水為原動力的機械運轉裝置得到了進一步的改善。蘇頌等用這種裝置創置的水運儀象臺是在1088年完成的。蘇頌所編的《新儀象法要》就是這個臺的詳細說明書。很可欣幸的是這部書現在還存在。1956年,英國劍橋大學的李約瑟(Joseph Needham)、王鈴和普拉斯( Derek J. Price)把《新儀象法要》的內容和歐洲中世紀的天文鐘做了比較研究。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蘇頌的水運儀象臺所代表的“中國天文鐘的傳統似水運儀象臺的模型乎很可能是后來歐洲中世紀天文鐘的直接祖先”[6]。 因為宋代的水運儀象臺對于天文學及鐘表機構來說都是有重要意義的,我們應該做出它的模型,作為歷史博物館中的一項重要陳列。1958年在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照耀下,王振鐸和故宮博物院以及中央自然博物館的工人一道,做出了宋代水運儀象臺的模型。模型制造比例為原大的1/5,但已有2米多高[7]。此外,劉仙洲也介紹了歷代的水運渾天象[8,9]。1956年12月他又發表了《中國古代在計時器方面的發明》一文[3],對唐宋以來用水力和沙漏的儀器的主要機輪的相互關系做了分析。現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正在就文中所提到的一些儀器,如五輪沙漏等進行復原。 水運儀象臺復原透視圖 ①渾儀;②鰲云、圭表;③天柱;④渾象、地柜;⑤晝夜機輪;⑥樞輪;⑦天衡、天鎖;⑧平水壺;⑨天池;⑩河車、天河、升水上輪 縱觀新中國成立后十年來的中國天文學史工作,我們認為這只是一個新的開端。中國史籍中與天文學史有關的豐富資料還需要用科學方法加以系統地整理。世界天文學史的廣闊園地還有待開辟。未來的任務是繁重的,我們必須繼續努力。 參考文獻 [1]ГоЦзин-чy.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ученияодвадцатнвосьмнзнакахлyнногo Зoдиака.ВопросыИстории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иТехники,Вьщ.4,1957:56-62. [2]錢寶琮.授時歷法略論.天文學報,1956,4(2). [3]劉仙洲.中國古代在計時器方面的發明.天文學報,1956,4(2). [4]錢寶琮.蓋天說源流考.科學史集刊,1958(1). [5]席澤宗.古新星新表.天文學報,1955,3(2). [6]Needham J,Wang L,Price D J. Chinese astronomical clockwork. Nature,1956,177(4509):600-602.[中譯文見《科學通報》,1956(6)]。 [7]王振鐸.揭開了我國“天文鐘”的秘密.文物參考資料,1958(9). [8]劉仙洲.中國在原動力方面的發明.機械工程學報,1953,1(1). [9]劉仙洲.中國在傳動機件方面的發明.機械工程學報,1954,2(1). 〔中國科學院編譯出版委員會:《十年來的中國科學—天文學》,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作者:葉企孫、席澤宗〕 中國天文學的歷史發展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里說:“必須研究自然科學各個部門的順序的發展。首先是天文學 ”在世界各民族文化發展的過程中,天文學總是*早開始的一門科學,無論是農耕民族還是游牧民族,都要依照四季循環來安排他們的生活,決定他們的行動。遠在傳說中的堯舜時代,我國的勞動人民大概就已經注意到,每逢初昏時在南方天空所看到的亮星隨著季節的變化而有所不同,到了殷代已經有了日食記錄,有了簡單的計時制度。現在可以肯定,那時已經用干支記日(即用甲子、乙丑 排列日序)。對于西周的歷法,我們雖很不清楚,但從已出土的金文來看,知道當時對于月亮的圓缺變化非常注意,《詩經》里的《七月》一篇也是這個時期的重要天文文獻。 《春秋》與《左傳》兩書中有豐富的天文資料,從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242年中記錄了37次日食,其中有32個已經證明是可靠的。“(魯)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哈雷彗星的*早記錄。大概在春秋中葉已盛行用土圭來觀日影長短的變化,以定冬至和夏至的日期。那時把冬至叫作“日南至”,以有日南至之月為“春王正月”。《左傳》中共記有日南至兩次:一次在魯僖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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