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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進程中的農村基層黨建創新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3118985
- 條形碼：9787203118985 ; 978-7-203-11898-5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村民自治進程中的農村基層黨建創新研究 本書特色
中國農村村民自治自產生以來，至今已經歷了近40年的發展歷程，其中農村基層黨建貫穿始終，不斷通過基層黨建創新推進村民自治的順利進展和農村社會的發展。在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之際，有必要總結各地基層黨組織建設的創新經驗，為新時代加強黨對農村一切工作的領導提供借鑒。
村民自治進程中的農村基層黨建創新研究 內容簡介
本著是10余年來，我帶領研究生進行的系列相關研究的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幾個部分的內容：村民自治與農村黨組織關系研究、黨領導村民自治的演變邏輯、新時代基層黨建與農村政治生態優化研究等，希望對新時代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有所裨益。
村民自治進程中的農村基層黨建創新研究 目錄
**部分村民自治與農村黨組織關系研究001
**章 理論依據：黨的領導與村民自治003
1.1村民自治條件下堅持黨的領導的必要性003
1.2村民自治條件下黨的領導面臨的挑戰005
1.3實現黨對村民自治領導必須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008
第二章 破解村“兩委”矛盾的機制創新011
2.1“兩票制”：農村黨組織適應村民自治的機制創新011
2.2“兩推一選”：“兩票制”的機制改進016
第三章“兩推一選”的現實困境及破解路徑020
3.1實施“兩推一選”后村“兩委”矛盾依然突出021
3.2村“兩委”矛盾的特征及形成原因分析024
3.3“一肩挑”：破解村“兩委”矛盾的根本途徑028
3.4實現“一肩挑”的正確途徑037
第二部分 黨領導村民自治的演變邏輯041
第四章 農村黨組織適應村民自治的制度創新043
4.1制度認知：“兩票制”的緣起043
4.2制度創新：“兩票制”的產生與實踐046
4.3制度發展：村民自治突破行政村范圍050
4.4黨建創新與村民自治的成就053
第五章 政策變遷與村民自治發展057
5.1組織重建：村民自治的基礎057
5.2權利保障：村民自治的實質059
5.3新農村建設：村民自治的深化062
5.4農村社區建設：村民自治的初步完善064
第六章 村民自治推進了中國政治民主化進程067
6.1村委會選舉推動了中國農村基層民主的發展067
6.2村民自治鞏固了中國政治民主的社會基礎070
6.3村民自治推進了黨和國家的民主化進程072
第三部分 新時代基層黨建與農村政治生態優化研究075
第七章 習近平從嚴治黨思想及其對農村政治生態的重塑 077
7.1習近平從嚴治黨思想：重塑我國政治生態的理論指導077
7.2失范與亂序：黨建視域下農村政治生態的現實問題081
7.3規制與構序：以從嚴治黨重塑農村政治生態089
第八章 基層黨建視域下的農村政治生態優化研究094
8.1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農村政治生態惡化的突出表現094
8.2黨性教育缺失與權力失控：農村政治生態惡化的根本原因103
8.3強化基層黨建：優化農村政治生態的有效方式106
8.4結論119
第四部分 聯村黨組織：鄉村振興背景下的農村基層黨建創新121
第九章 聯村黨組織成立的背景123
9.1農村發展的現實需要123
9.2創新農村基層黨建的需要127
第十章 聯村黨組織的組建及運行概況133
10.1聯村黨組織的組建133
10.2聯村黨組織的制度規范136
10.3聯村黨組織的運行概況141
第十一章 聯村黨組織取得的成效及經驗149
11.1聯村黨組織取得的成效149
11.2聯村黨組織建設的經驗155
第十二章 關于聯村黨組織的結論與討論161
12.1關于聯村黨組織的結論161
12.2關于聯村黨組織的討論162
第五部分 “黨建引領三治融合”鄉村治理體系創新研究171
第十三章 構建“黨建引領三治融合”鄉村治理體系的背景及意義173
13.1構建“黨建引領三治融合”鄉村治理體系的背景174
13.2構建“黨建引領三治融合”鄉村治理體系的意義182
第十四章 “黨建引領三治融合”鄉村治理體系的具體實踐185
14.1“黨建引領三治融合”鄉村治理體系的形成185
14.2“黨建引領三治融合”鄉村治理體系的運行機制187
第十五章 “黨建引領三治融合”鄉村治理體系運行的成效與經驗198
15.1“黨建引領三治融合”鄉村治理體系運行的成效198
15.2 “黨建引領三治融合”鄉村治理體系運行的經驗205
第十六章 “黨建引領三治融合”鄉村治理體系的困境及優化路徑209
16.1“黨建引領三治融合”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困境209
16.2 “黨建引領三治融合”鄉村治理體系的優化路徑214
第十七章 關于“黨建引領三治融合”鄉村治理體系的結論219
參考文獻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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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進程中的農村基層黨建創新研究 節選
**章理論依據：黨的領導與村民自治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簡稱“村組法”）第四條的規定，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按照中國共產黨章程進行工作，發揮領導核心作用，領導和支持村民委員會（以下簡稱“村委會”）行使職權；依照憲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開展自治活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 這條規定從法律上明確了中國農村村民自治制度不是一種無限制的自治，而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種有限自治。黨的領導是村民民主權利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把村民自治置于農村黨組織的領導之下，不僅不會影響村民的民主權利，而且有利于廣大村民更好地行使民主權利。《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第二條規定：“鄉鎮黨的委員會（以下簡稱鄉鎮黨委）和村黨組織（村指行政村）是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是黨在農村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全面領導鄉鎮、村的各類組織和各項工作。必須堅持黨的農村基層組織領導地位不動搖。”這條規定明確了黨在村民自治中的領導地位。 1.1村民自治條件下堅持黨的領導的必要性 村組法既賦予了中國農民在村莊范圍內的村民自治權，同時也規定了農村基層黨組織對村民自治的領導權，要求農村基層黨組織既要在村民自治中發揮領導核心作用，也要尊重和支持村民自治。由此，中國農村村民自治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而且，堅持黨對村民自治的領導，也是中國農村的現實需要，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由于受中國幾千年來封建專制統治根深蒂固的影響，中國缺乏民主的傳統，再加上農民的文化素質相對較低，僅僅依靠農民自己的力量，很難保證中國農村村民自治沿著現代民主的正確方向順利發展。尤其是在中國農村村民自治制度實施之初，中國農村正處于新舊體制交錯的社會轉型時期，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層出不窮，如家族、宗族、宗教等幫派勢力逐漸抬頭，盜竊、搶劫、殺人、詐騙、拐賣人口等犯罪行為明顯增多，賭博、打架斗毆、小偷小摸、賣淫嫖娼等不健康活動不斷滋生蔓延，還有婚喪嫁娶擇吉日、蓋房建墳看風水、求神拜佛等封建迷信和陋俗死灰復燃，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等個人主義現象日趨突出等等。這一系列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的存在，嚴重破壞了廣大農民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也危害了農村社會的安全穩定，影響了農村經濟和社會的順利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堅強組織，農村的各種落后勢力和犯罪行為就得不到遏制，村民自治制度的落實也必然會舉步維艱。 其二，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支持人民當家作主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決定的，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無論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行動綱領和基本國策都能夠始終與廣大人民群眾保持一致，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堅定支持和堅決擁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權威的合法性資源和力量基礎不斷強化，并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等重要理論及思想指導下，不斷對黨的自身建設進行適合社會發展和人民需要的重大調整，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逐步滿足了生產關系變革的迫切需求。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自始至終都是中國政治舞臺上*先進的、*有力量的、*符合中國人民利益要求的政黨，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可以取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的權威地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大特征，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優勢。中國農村村民自治在近40年的實踐進程中，面臨著一系列復雜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更加需要中國共產黨這一強大的政治組織進行正確引導和科學推進，將中國農村村民自治由村民的自發狀態引入法制化軌道，堅持依法建制、以制治村的原則。同時，通過中國共產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可以使政治民主與政治穩定達到平衡，從而為中國農村村民自治順利推進提供必要的社會政治條件。此外，黨對村民自治的堅強領導，就是通過共產黨員的模范帶頭作用和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來實現的，有利于指導村民正確行使民主權利，保證村民自治沿著正確的道路健康發展。 1.2村民自治條件下黨的領導面臨的挑戰 中國農村村民自治是中國當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基礎性工程，也是中國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中心工作。中國農村村民自治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自治形式，其獨特性主要表現在：中國農村村民自治不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的自治形式，而是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有領導、有秩序、有步驟地推進，農村黨組織是村級基層組織的領導核心和村民自治的領導機構。黨的領導能否適應村民自治的發展需要，關系到民主政治建設的順利推進，也關系到黨的農村改革和發展目標的順利實現，還關系到黨對農村地區的治理成敗，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然而，在中國農村村民自治制度實施之初，黨對村民自治的領導面臨著諸多方面的挑戰，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國家目標與村民自治的利益沖突，對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觀念和領導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化走上了以政府主導和動員為主，一切社會力量自主參與的共同發展道路，這就導致了兩個方面的變化：一方面，現代化目標決定了國家必須把農民的力量凝聚起來，以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能夠在農村基層順利得到貫徹執行；另一方面，在中國農村村民自治的制度背景下，村民自治組織更多地從村莊共同體利益出發，關注村莊局部利益和農戶個體利益，而輕視甚至忽視國家的行政性主導。尤其是在農村利益多元化、復雜化的背景下，國家的發展目標與村民的個體利益發生了分離，村民不斷根據自身經常性的利益需求和利益滿足來評價政治，而不是根據國家的發展目標評價政治。那么，能否處理好這種關系，既能夠把國家的現代化目標轉化為農民群眾的奮斗目標，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轉化為農民群眾的自覺行為，同時又能夠滿足農民群眾的利益需求，贏得農民群眾的政治忠誠和支持，這是黨的領導面臨的巨大挑戰。黨對村民自治的領導在村民自治的實踐中，主要表現為農村黨組織對村委會的領導，黨組織領導的對象是由全體村民選舉產生的觀念新、能力強、群眾基礎好的村委會。由此可見，村民自治對農村黨組織的領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標志著農村黨組織必須通過自身建設適應村民自治的需要。 其次，官僚腐敗的滋生和蔓延對黨的形象和領導權威的損害，使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合法性受到質疑。中國共產黨作為代表全國人民利益的執政黨，其領導權力的合法性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同時也來源于其代表全國人民利益的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黨的領導是通過基層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干部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及其密切聯系群眾、影響群眾來實現的。但是，改革開放初期，在我國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轉型期間出現的利益多元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利益沖突，再加上權力監督機制不夠健全和完善，尤其是一些黨員干部的理想信念缺失和價值觀扭曲等問題，造成了黨員干部腐敗行為的滋生。農村黨組織書記的腐敗行為，集中表現為黨性弱，責任心差，只顧自己發財致富，不顧多數群眾的利益要求，甚至以權謀私，損害群眾利益，嚴重損害了黨的形象，降低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從而使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權力的合法性受到質疑。 再次，農村階層的利益分化和村民自治的制度創新對黨的領導方式提出了挑戰。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以來，農村生產力得到了迅速發展，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農村階層迅速發生了分化。一是家族、宗族、宗教等宗派勢力抬頭，提出了經濟和政治上的各種要求；二是代表新生產方式、思想解放、富有冒險精神的群體，在經濟改革中聚集了大量的社會財富；三 是掌握資源較多的群體，借助轉型期的體制欠缺也聚集了大量的財富。這些在經濟改革中獲得經濟利益、在政治上具有較高社會地位的社會群體，擔憂利益的不公平分配和不規則流動會威脅到其自身利益，而沒有獲得經濟利益的弱勢群體，面對利益分配的不均，更是存在著離心情緒。在這種心理作用下，各種社會群體都希望看到與自己利益密切相關的政治群體的 出現，希望權力*終掌握在自己信任的人或者那個為自己帶來利益的人手里，并希望通過參政議政的機會表達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所以，農村基層黨組織在領導村民自治的過程中，能否容納和整合不同的社會力量、能否滿足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需求、能否緩和社會矛盾并消除不安定因素等，都是對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村民自治的重要考驗。但是，在中國農村村民 自治制度實行之初，許多農村黨組織都是由鄉鎮黨委指定或者由村內黨員選舉產生的，很難得到村莊內部各種利益群體或社會階層的廣泛信任和支持。 *后，村委會的民主選舉對村黨組織的選人機制提出了挑戰。在村民自治實行之初，村黨組織與村委會在各個方面存在著強烈的反差：一是農村黨組織領導的對象是由全體村民選舉產生的村委會，村委會是由包括黨員在內的全體村民嚴格按照村組法規定的程序選舉產生的，總體素質相對較高，管理能力相對較強，群眾基礎也相對較好。相對于村委會的產生方式來說，農村黨組織尤其是黨組織書記多數是由鄉鎮黨委確定候選人、村黨員大會選舉產生，這種方式相對于村委會的產生方式來說，都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民意基礎。二是在一些黨組織軟弱渙散的農村，權力來源的不同嚴重影響了黨組織對村民自治的領導，由全體村民選舉產生的綜合素質高、管理能力強、群眾基礎好的村委會與后備力量缺乏、整體素質較低、管理能力較弱、群眾基礎較差的黨組織形成了強烈反差，致使黨組織在農村開展工作更加困難，難以適應村民自治的需要。三是村黨組織和村委會的權力來源不同導致兩種不同的工作傾向，黨組織權力主要來源于鄉鎮黨委，必然要向上對鄉鎮負責，其工作重心在于貫徹上級意圖。而村委會由全體村民選舉產生，其工作重心在于關注村民的利益。這種情況又進一步造成黨組織工作方法簡單粗暴，村委會因群眾基礎的優越感而拒絕接受黨組織領導的惡果。
村民自治進程中的農村基層黨建創新研究 作者簡介
董江愛，女，山西夏縣人，法學博土，山西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教育部高等學校政治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民政部全國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理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政治學會常務理事，山西省政治學會會長。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及其他項目20余項，在《政治學研究》《中國行政管理》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主要代表作有《煤礦產權制度改革與資源型鄉村治理研究》《中國農村基層民主與治理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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