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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牙(清代縣衙的書吏與差役)(精)/實踐社會科學系列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9576258
- 條形碼：9787549576258 ; 978-7-5495-7625-8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爪牙(清代縣衙的書吏與差役)(精)/實踐社會科學系列 本書特色
長期以來，幾乎所有研究清代地方政府的學術著作，皆漫畫式地將衙門吏役普遍描述為貪腐成性、一心只為追求自身私利之輩，認為這些“為官之爪牙”的小人物在侵蝕著帝國統治的根基。本書利用清代巴縣檔案中的豐富素材，向我們展示了與上述刻板形象大為不同的另一幅歷史圖景。清代縣衙的書吏與差役創制出了并奉行著一些非常精細的慣例、規矩與程序，但這些事實上發揮著行政法律制度之功用的慣例、規則與程序，卻不被清代的正式法律所承認，其中一些做法甚至歷來被朝廷視為非法并下令禁止。不過即便如此，上述這些慣例、規矩與程序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實際上在彌補著由于缺乏正式規則所造成的空隙。 本書超越那些將衙門吏役簡單視為反面人物的刻板印象描述，它不僅在瞿同祖等前輩們所做的先行研究之基礎上做出了創新性的學術推進，而且揭示了迥異于馬克斯·韋伯所描畫的現代西方理性化官僚行政的另一種行政行為模式。
爪牙(清代縣衙的書吏與差役)(精)/實踐社會科學系列 內容簡介
長期以來，幾乎所有研究清代地方政府的學術著作，皆漫畫式地將衙門吏役普遍描述為貪腐成性、一心只為追求自身私利之輩，認為這些“為官之爪牙”的小人物在侵蝕著帝國統治的根基。 本書利用清代巴縣檔案中的豐富素材，向我們展示了與上述刻板印象大為不同的另一幅歷史圖景。清代巴縣衙門的書吏和差役們，自己在其內部創制出了并奉行著一些相當精細的慣例、規矩與程序，以用來將諸如招募吏役新人、內部晉升和分派承辦各種有利可圖的任務等事項加以規范化和標準化，同時通過對某些吏役濫用手中權力的特別個案進行內部懲戒的方式，來避免因此招致長官的連帶追究。這些被吏役們稱為“房規”“班規”的慣例、規矩與程序，往往也為巴縣知縣們所實際認可。后者在解決吏役們內部發生的爭端時，常常會對這些慣例、規則與程序加以實際維護。但是，這些事實上發揮著行政法律制度之功用的慣例、規則與程序，卻不被清代的正式法律所承認，其中一些做法甚至歷來被朝廷視為非法的并下令止(例如陋規的收取)。不過即便如此，上述這些慣例、規矩與程序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實際上在彌補著由于缺乏正式規則而造成的空隙。因此，吏役們憑借自身對于辦理縣衙公務而言的那種不可或缺性以及此類行為的慣例化特點，獲得了一種“非正式的正當性”(informal legitimacy)。 本書超越了那些將衙門吏役簡單視為反面人物的刻板印象描述，從而更為全面深刻地理解這些人物在清代縣衙當中所實際扮演的角色，并思考其活動是如何可能影響到清代的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關系。它不僅在瞿同祖等前輩們所做的先行研究之基礎上做出了創新性的學術推進，而且揭示了迥異于馬克斯·韋伯所描畫的現代西方理性化官僚行政的另一種行政行為模式。
爪牙(清代縣衙的書吏與差役)(精)/實踐社會科學系列 目錄
**章 非法的“官僚”們
**節 學界以往的研究
第二節 19世紀的巴縣
第二章 書吏
**節 內部組織情況
第二節 人員類型
第三節 人數
第四節 出身背景與家庭經濟狀況
第五節 房規
第六節 非法行為的正當化
第三章 家人、朋黨和派系
**節 親族關系
第二節 庇護人、派系與朋黨
第三節 工房
第四節 結論
第四章 差役
**節 內部組織與人員管理
第二節 服役期限、內部晉升與糾紛解決
第三節 “瞞上”
第四節 “豈盡無良？”
第五節 品行端正的公人與道德敗壞的差役
第五章 不當的聯盟與知縣的手下
**節 責任關系網
第二節 重思“爪牙”
第三節 社會基層的朋友們
第六章 司法的經濟因素
**節 案費與收入
第二節 焦點：圍繞案件管轄分工與案費分配而發生的爭執
第三節 控制與權威
第四節 余論
第七章 不可或缺之人的正當性
**節 非正式的正當性
第二節 地方衙門吏役的“腐敗”
第三節 權力網絡
附錄
附錄一巴縣衙門各房的差務分工
附錄二巴縣衙門書吏當中的金氏族人
附錄三巴縣衙門工房書吏們就互助及待承辦案件分派所訂立的合約(光緒二十年，1894)
附錄四案費章程與三費章程(光緒三十二年，1906)
附錄五巴縣衙門各房案件管轄分工(光緒三十一年，1905)
附錄六巴縣衙門糧役就案件管轄分工訂立的合約(光緒二十八年，1902)
參考文獻
譯后記
展開全部
爪牙(清代縣衙的書吏與差役)(精)/實踐社會科學系列 節選
清代地方衙門吏役的“腐敗” 在傳統認知里，清代地方衙門吏役常以“惡棍”的形象示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是編制外的非正式人員，卻避開官府對他們的管束，利用權力肆意敲詐勒索當地百姓。但作者顛覆了這一認識，他以巴縣檔案資料為依據，既探討了清代地方衙門吏役一系列行為的“非正當性”，也研究了其“合理性”。——編者按 在我們關于中國帝制晚期縣級行政的所有印象當中，流傳*廣且歷久不衰的便是認為地方衙門吏役普遍貪腐成性。地方衙門的吏役們據說都會利用其手中的權力肆意敲詐勒索當地百姓，同時又能夠避開官府各種旨在對他們加以管束的措施，而這使得這些邪惡的書吏與差役們成為人們在地方政府之施政舞臺上經常遭遇到的惡棍。但是，此種印象主要源自精英與官方編纂的著述中所提供的那些歷史證言。直到非常晚近，我們都還無法獲得足夠的文獻資料來超越此類單一維度的人物形象刻畫。不過隨著諸如巴縣檔案之類的清代地方衙門檔案逐漸開放供研究者們利用，我們終于可以針對人們長期以來所抱持的某些假定進行修正。 首先，我們顯然需要將歷史上關于地方衙門吏役貪腐行為的表述，與地方衙門內部由各種日常做法與慣例性程序所構成的現實區分開來。如同我們在本書前面幾章當中已經看到的，那套關于腐敗與行政倫理的話語，經常被不同的當事人策略性地利用來達到各種特定的目的。例如，巴縣知縣們頻繁地對這套話語加以利用，以作為警告吏役們切勿貪得無厭和督促吏役們遵照其所下命令行事的一種行政手段，而地方士紳們則使用與此相類似的策略，來強調他們自己在各種社區事務處理中所具有的那種權威在道德上和社會253上皆被人們認可。不僅如此，我們也已經看到，地方衙門吏役們自身也會經常利用此類修辭，來將他們當中的貪腐之輩與正直之人區分開來。 地方衙門吏役們對這些話語形構的運用，尤其值得我們注意。他們所做的此種運用強調，應當將各種嚴格來說并不合法卻屬于慣例的做法，與那些甚至連各種非正式的行政行為規范也違反了的做法區分開來。而在絕大多數精英和官員們的筆下，這種區分即便沒有被全然抹殺，也是變得模糊不清。但這種區分對任何試圖超越那套關于吏役皆是腐敗之輩的修辭，進而達到一種對于吏役們實際做法的有效理解而言，無疑是至關重要的。這種區分也表明，關于腐敗的表述并不是一元化的，而是可以被創造性地加以改造與選用，以滿足不同的個體在各種特定情形當中的需要。 首先從吏役們在地方衙門當中的存在本身來看，有時他們當中的幾乎所有人都參與了各種違反官方法令規定的行為，因此可以被定性為腐敗。但是，這些行為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由于正式行政制度的缺陷而不得不然，故而它們盡管表現為一種腐敗的形式，卻是一種內生于正式行政制度本身之中的腐敗，若無這些行為，則清代的各個地方政府將無法運轉。因此，那種從法律角度嚴格加以界定的腐敗標準，無法幫助我們深入理解清代地方衙門的吏役們許多從法律角度來看屬于非法的行為之慣例性特征與功能性價值。 為了闡明這一點，我們或許可以再次回到經常被認為是吏役貪腐之淵藪的某些行為上來進行觀察，亦即各種規費的收取。在精英和官員們認為構成腐敗的各種行為當中，沒有其他哪種行為遭到的口誅筆伐，會比吏役們向到當地縣衙打官司的民眾收取案費的做法所受到的抨擊更加眾口一詞或言辭激烈。實際上，衙門吏役向當地民眾收取規費的行為，被普遍認為是其他腐敗形式的根源，無論后者是具體表現為超過朝廷規定的經制吏役額數招募了大量的編外人手，還是那些非經制吏役久踞其位而不從縣衙告退。相較于吏役們其他任何做法，他們在承辦案件過程中向當地民眾收取案費之舉，更是被描述為一種違反清帝國政府所奉行的那些道德倫理準則的行為，因為此種做法被認為導致個人私利侵入了公共事務的領域當中。清代雍正朝創設的“養廉銀”制度，正是朝廷為了在其正式任命的那些官員當中防止此類將個人私利侵入公共事務領域之做法而出臺的措施。清廷對于個人私利侵入公共事務領域進而導致腐敗的擔憂，也反映在《欽定六部處分則例》當中針對“公罪”與“私罪”所做的區分上面，其中前者是指官員在執行官方職責的過程中犯下的那些雖屬瀆職、但并非為了從中謀取私利的行為，而后者則指官員完全出于假公濟私、謀取私利之動機而犯下的違法行為。根據潛藏在不同行為背后的不同動機，官員們的瀆職行為要么被歸為公罪，要么被歸為私罪，而那些被歸為私罪的違法行為所受到的懲罰，將比犯公罪者更加嚴厲。 但是，鑒于清廷在法律上所規定的財政收入來源存在著各種缺陷，通過非正式方式收取的規費便成了一種不可或缺的行政運作經費來源。在地方層面，某些形式的規費收取及數額被認為構成了腐敗，甚至連吏役們本身也對其予以禁止，但是也有其他一些收取規費的行為則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甚至被視作縣衙司法活動的必要組成部分。到了19世紀中葉，收取各種案費的做法是如此常見，以至于吏役們被允許收取的案費種類及數額有時還被刻在石碑之上，以供打官司的民眾參考。而當衙門吏役們宣稱其所從事的這份營生具有正當性及他們自己也有個人榮譽感時，這些人所訴諸的正是上述那一層面的做法。 與清代官員和精英們所言的不同，地方衙門的吏役們沒有必要誘騙當地民眾到縣衙打官司，以期從那些不幸的受害者那里勒索錢財。那種認為地方衙門吏役收取案費的行為導致19世紀訟案增多的說法，長期以來令人感到困惑，因為從其表面上看，這種觀點似乎完全違反直覺。恰恰相反，吏役們向當地民眾勒索各種案費或者其他類似的東西，應當會阻止民眾將細故糾紛告到知縣那里，而不是像官員與精英們經常說的那樣將會助長民眾去縣衙打官司。為了理解官員與精英們上述那種說法的背后邏輯，我們必須意識到，此說法乃是植根于一種認為普羅大眾皆是被動行事并且彼此之間基本無甚區別的觀念，而儒家關于道德型政府的理念也正是建立在這一觀念之上。 根據孔子在《論語》中對道德型政府所做的經典闡述，在德政的氛圍熏陶之下，平民百姓的行為將會更少為關于自身私利的算計所驅使，而是更多地受到當地官員及那些有教養的地方精英們的引導，就像風過之處草會彎腰那樣。(譯者注：原書此處系依據理雅各對《論語》之“顏淵”篇當中“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一句的英文解說。)在此類正面的影響下，普通百姓(良民)就會自我約束，不將那些雞毛蒜皮的糾紛告上公堂，而是通過調解這種社會性矯正制度來加以解決。事實上，地方民眾將此類細故糾紛告到衙門的那種舉動，只能被按照以下兩種方式進行解釋，亦即要么當地的官員與社區領袖們未能做到以其身體力行的道德教化來影響與引導民眾，要么他們的此類影響與引導作用正在被那些為害地方且貪腐成性的衙門吏役與訟棍們所顛覆。 但是正如本書第六章所描述的那樣，在晚清社會那種伴隨著人口增長、社會分化與商業活動擴張性發展而不斷加速的社會經濟分化過程當中，地方上的民眾完全有各種自己的充分理由到衙門打官司，而不是由于受到那些詭計多端的衙門吏役之誘騙才如此行事。而且，盡管當地的許多民眾毫無疑問地會遭到衙門吏役需索案費的掠奪性行為之擾害，但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地方衙門吏役收取案費的通常水平，要比清代官員與精英們筆下夸張描述的那些所收錢財數額少很多。清代官員與精英們針對吏役收取案費的行為加以夸張描述，其本身應當被視作一種試圖以此來阻嚇百姓不要再動輒到衙門打官司的努力。 雖然地方精英們所做的各種旨在對衙門吏役收取規費的行為加以約束的努力在此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更根本的因素則在于地方衙門吏役們自身的各種生計利益。大部分的吏役并不是想通過敲詐勒索來讓自己一夜暴富，而是想維持一種穩定的生活來源，以讓自己能夠過上像樣的生活。在那些慣例所允許的限度之內，規費的收取被吏役們辯稱說是必要、正當且公平的；只有超出這些限度而不合理地進行規費收取，而并非收取規費這種做法本身，才被吏役們認為構成了腐敗。再一次地，那種通過在所準許的行為與不當的行為之間努力地重劃界限而獲得的非正式的正當性，既表現為案費收取數額之慣例性標準在地方上的成文化，又在知縣們愿意就吏役們內部圍繞待承辦案件之分派而發生的各種爭端進行裁決這一事實上得到了展示。 將那些允許吏役收取的案費種類及數額予以成文化，這種做法即便只是建立在某個非正式的基礎之上，也會對當地百姓利用衙門公堂的方式造成影響。由于所收取的案費數額相對而言并非高不可攀，且收取的案費數額正在逐漸被加以標準化，于是縣衙公堂便為當地百姓提供了一種不受民間調解過程中所積欠的那些人情債影響的糾紛解決手段。而且，到了19世紀，許多社區逐漸在經濟上發生兩極分化，而士紳領袖們傳統上所擁有的那種權威也正在逐漸受到侵蝕，故而縣衙公堂的相對公正，便使得它成為一個更受地方民眾歡迎的糾紛解決場所。 在這里，或許有人會建議說，應當將地方衙門吏役向當地民眾收取案費的做法看作一種功能性或權宜性的腐敗方式。考慮到并不是誰都可以隨意出入清代的縣衙公堂，不妨將收取案費的行為看作是為民眾利用一種稀缺性資源提供了渠道。案費收取行為的另一個重要功能則是，它為清代縣衙提供了一種非常重要的收入來源，進而有助于為衙門的司法活動，以及其他政務事項提供財力支持。在上述這兩層意義上，收取規費的做法乃是愛德華·范·羅伊(Edward van Roy)所說的“間隙性”(interstitial)制度的一個絕佳例證。所謂“間隙性制度”，是指從社會的各種間隙當中發展出來的、能夠發揮其他方式都無法實現的各種功能的制度。按照愛德華·范·羅伊的說法，此類制度之所以被一些人認為在本質上屬于腐敗，256是因為在經濟適應性組織行為與那些相對靜止不變的價值觀之間存在著差距，而在那些正經歷著各種無處不在的變化的社會當中，經濟適應性組織行為是被按照那些相對靜止不變的價值觀加以認知的。在他看來，通過凸顯實踐與主流價值觀之間的分裂，腐敗行為有助于我們對社會經濟變遷的軌跡及那些后來出現的新規范加以識別。 雖然我贊同愛德華·范·羅伊將那些間隙性制度的成長視為反映社會經濟變遷的一個指數的說法，但是他認為存在著一個一元化的主流價值觀體系(經濟適應性組織行為這種新實踐便被認為背離了此種主流價值觀體系)的觀點則有待商榷。就像所有關于腐敗的定義那樣，“功能性腐敗”這一概念暗示存在著一種關于何謂非腐敗行為的標準，并進而使得由特定人群就何謂腐敗做出的一種特殊定義被優先加以考慮。因此，愛德華·范·羅伊的上述觀點，不僅無法看到對非腐敗行為這一假定規范的“腐敗的”偏離是如何全面與普遍，以及遮蔽了那些具有規范性特征的不當行為與肆意妄為的不當做法之間的重要區別，而且還掩蓋了那些關于腐敗的表述本身是通過何種方式服務于某個特定的社會政治目的。 相較于那種通過對所謂“權宜性腐敗(facilitative corruption)”與“墮落性腐敗(corrupting corruption)”加以區分的方式來就腐敗問題展開討論的做法，另一種看起來更有幫助的學術處理方式是，將腐敗一詞本身及在實際歷史情景當中被歷史行動者們利用這一語詞加以形容的那些行為進行相對化處理，進而重塑整個分析框架。尤其是，我們必須避免對任何規范加以優位對待，無論該規范是現下被我們自己所奉行的，還是在我們所觀察的那個社會里面為當時占據統治地位的階層所擁有的。盡管本書所描述的那些非正式行政措施與被制定為法律的正式規范之間存在著距離，但前者并不能被簡單視作一種偏離正式法律規定的形式加以分析。個中的道理很簡單，那就是在日常的實踐領域，那些非正式的行政措施所構成的，并非對規范的一種偏離，而正是規范本身。我們與其追求對腐敗下一個精確的分析性定義，還不如意識到正當行為與腐敗行為之間的邊界常常有著極強的滲透性，并且屬于地方慣例而非官方法令的問題。我們還應當承認，腐敗行為與正當行為之間的區別，經常被清代的人們在各種特定的情景與可利用的資源選項當中進行策略性利用。 然而，無論我們是否將清代地方衙門吏役們的那些朝廷法令沒有規定的做法視作腐敗行為，終究都不如審視此類做法與清代國家的正式行政架構之間存在的那道罅隙更為要緊。257作為一套非正式的辦事程序，清代地方衙門吏役們的行事相對而言很少受到朝廷頒布的那些行政法的束縛，因此比正式制度更為靈活，進而能夠更好地回應19世紀縣級政府所承受的各種政務壓力。例如，在19世紀上半葉，盡管清朝中央政府官員里面的改革派們不斷強調執行政務者本身品性正直在施政過程當中的重要作用，并主張節約地方行政開支，但各地縣衙卻不得不大量利用超出經制吏役額數招募進來的那些書吏和差役，以滿足當時各種由于人口快速增長與人口結構分化而不斷加重的政務需求。與此相類似的，規費的收取可以作為清代地方政府籌措行政運作經費的一種非正式手段，而且，這種做法并非訴諸直接向當地百姓征收賦稅，而是從當時正在發展的商業經濟中分一杯羹。 并非讓人難以置信的是，盡管正式官僚機構在清帝國基層的存在感顯然出了名的弱，但這套由各種非正式措施構成的制度，至少部分有助于清政府管理整個帝國。不過，如果說這套法外運行的行政制度通過某些方式有助于維系大清帝國的統治的話，那么它同時也是一套不受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制度。正是由于清朝中央政府對這套制度缺乏直接控制，才使得書吏和差役們首先將其在地方衙門當中的這份工作打造成一種具有可持續性的營生方式，并在某種程度上利用儒家話語中的修辭使這種生計保持相對穩定。而且，吏役們在此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本身，反映出對非正式行政方式之依賴所造成的一種影響更為深遠的后果，那就是清朝中央政府對地方行政資源的壟斷正在遭到侵蝕，無論是從物質意義上還是象征意義上來講皆是如此。相較于其他任何因素更明顯的是，這種侵蝕使得地方社區的成員們能夠獲得這些資源，并進而利用它們對清帝國*底層的制度性裝置與那些地方權力和權威之結構間的互動關系進行重新塑造。
爪牙(清代縣衙的書吏與差役)(精)/實踐社會科學系列 作者簡介
白德瑞（Bradly W. Reed），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博士，現為弗吉尼亞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清代的法律史和地方政府。出版有專著Talons and Teeth: 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在Late Imperial China、Modern China、American History Review、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書評多篇。 尤陳俊，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法律社會學、法律文化、中國法律史、法學學術史、比較法和法學研究方法論。在《法學研究》，Modern China等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50余篇，出版有專著《法律知識的文字傳播：明清日用類書與社會日常生活》及《從訴訟檔案出發：中國的法律、社會與文化》等多部編著。 賴駿楠，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現為復旦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法律史。在《法學研究》，《清史研究》，Modern China等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20余篇，出版有專著《國際法與晚清中國：文本、事件與政治》及譯著《戰爭之諭：勝利之法與現代戰爭形態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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