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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州到錢塘:虞云國說宋朝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1152111
- 條形碼：9787101152111 ; 978-7-101-15211-1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從中州到錢塘:虞云國說宋朝 本書特色
如果提到王安石變法，你只知道青苗法，那就有點out了，快來看看王安石變法怎么改變了相權，他和宋神宗又是怎么從一開始的不分你我到鬧掰的吧。 說到大將軍狄青，你知道西夏人稱呼他是“天使”嗎——明明是對手，為什么用這么一個美好的稱呼呢？ 您知道嗎，宋代大學問家朱熹是死了之后才受萬人尊敬，被請進孔廟的，他活著的時候理學可是被打為“偽學”的。 想知道一個比電視劇更真實的宋朝嗎？ 翻閱本書，跟隨虞云國教授解鎖更多的知識點。
從中州到錢塘:虞云國說宋朝 內容簡介
本書是知名學者、宋史專家虞云國教授的*new力作，分為大勢追蹤、人物留真、文化掠影、朝代縱論四輯。著者大筆勾勒兩宋大勢，生動摹寫人物影像，深入解讀文化現象，高屋建瓴地縱論通貫宋代的大論題，帶領讀者走近兩宋興亡盛衰的歷史現場，堪稱《細說宋朝》之后又一部雅俗共賞之作。
從中州到錢塘:虞云國說宋朝 目錄
自序
大勢追蹤
也說“更無一個是男兒”
再說宋真宗及其時代
一千年前的中國
天書鬧劇中的抗爭與喑默
再說王安石變法——讀《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從王安石的“非常相權”說開去
海上之盟作為金宋關系起點的再審察
宋高宗的紹興體制與南宋的轉向內在——答《澎湃新聞·私家歷史》
為什么關注南宋光寧時代
紹熙內禪前的時局與謠言
大逆轉——從新政到黨禁
說說韓侂胄的“有以國斃”
政變老手史彌遠
五十年拒不昭雪的晚宋冤案
《登西臺慟哭記》的史事與筆意
人物留真
宋代皇帝的那些吉兆
閑話兩宋太上皇
宋仁宗的仁恕與雅量
明道廢后前后的呂夷簡
狄青的傳奇與命運
從蔡京一首佚詩談起
王十朋的初心與底氣
千古傷心釵頭鳳
朱熹夢斷帝王師
小人物折射大時局——讀《孫應時的學宦生涯》
文天祥《哭妻文》的前前后后
文天祥的妻子兒女
三千年間，人不兩見——王炎午兩祭文天祥
文化掠影
中國古代學運的極盛時代——讀《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
“這回好個風流婿”——科舉社會的實物圖證
也說“讀書種子”
給《夢溪筆談》的評價潑點冷水
《清平樂》中的大宋風情——答《南都文化》與《楚天都市報》
一個考生的汴京一日
從《嚴先生祠堂記》說宋儒氣象
鵝湖三疊
吃菜事魔及其他
《便橋圖》里的華夷變奏
有唐在前，宋代如何促成了文化的別開生面
朝代縱論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宋朝
祖宗家法：在因革兩難之間——讀《祖宗之法》
宋代士大夫與政治生態——答《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漫談宋代監察制度——答《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宋代的流言與管控——讀《宋代信息傳播與管控：以流言為中心的考察》
當病夫坐上龍庭——讀《宋代皇帝的疾病、醫療與政治》
帝都，氣象不只是氣象——讀《北宋開封氣象編年史》
大宋史視野下的民族關系
宋朝能為“中國模式”背書嗎——評《超越利益集團》
附錄
我的《水滸》尋宋之旅
對談南宋史（黃寬重、虞云國）
展開全部
從中州到錢塘:虞云國說宋朝 節選
再說宋真宗及其時代 《大宋宮詞》正在各大平臺熱播，每集都打出“本劇依據史料與傳奇改編”的字幕，類似免責告示：契合歷史者來源于史料；有悖史實者推諉給傳奇。劇中宋太宗召趙德昭回京參加其父宋太祖的十年祭典，趙德昭因襄王趙元侃邀飲而毒斃襄王府；秦王趙廷美隨即在宮廷會宴上謀刺乃兄宋太宗。歷史上，宋太祖死于976年，十年祭應是雍熙三年（986），而德昭早死于979年，趙廷美在984年也被太宗貶死。這一敘事，年份大悖史實還在其次，把趙廷美從受害者變為謀逆者，尺度未免大了些，也打消了我追劇的興趣。根據“帝后CP攜手打江山”的字幕，想來這是以宋真宗趙恒與其皇后劉娥為人設的宮廷電視劇。電視劇前有宋太宗立儲傳位的曲折情節，宋真宗撒手后還有劉娥以皇太后垂簾聽政的重頭戲份，但主體部分是以宋真宗時代作為大背景的。 在北宋政治史中，一般將真宗與太祖、太宗三朝劃入前期，但其歷史面相給人有點不尷不尬的印象，諸多方面值得重新評說。 一 宋真宗是北宋第三代皇帝，至道三年（997）三月繼位，乾興元年（1022）二月去世，在位跨越26個年頭，實為25年。相比太祖以陳橋兵變從前朝手里奪取政權，太宗繼位留下洗不白的燭影斧聲，真宗算是首位正常登基的北宋君主。真宗朝可分前期與后期。前期十年，從其即位到景德四年（1007）；后期十五年，從大中祥符元年（1008）到其辭世。 真宗前期面對前朝留下的諸多負面遺產：太宗在皇位傳承中激化的皇室信任危機；開國以來川蜀地區深度存在的社會矛盾；雍熙北征慘敗所造成的貧弱困境與邊防危局。 即位次月，宋真宗就為貶死的趙廷美平反，恢復其秦王封爵與原任職位；同時追贈太祖之子、已故皇兄趙德昭與趙德芳分別為太傅、太保。真宗乃排行第三，次兄趙元僖死于太宗晚年。*有資格繼承大統的長兄趙元佐，目睹叔父趙廷美貶死，解救未成而發狂縱火，被廢為庶人，真宗也復其王爵，允許他養病不朝。對趙元份等在世諸弟，他都逐個封王加官，以兄友弟恭的姿態強化皇室凝聚力。 川蜀遠處西南，晚唐至宋初郁積了復雜的社會矛盾，便在太宗晚年激成王小波、李順起義。起義雖被鎮壓，深層次問題卻積重難返。**個千禧年元旦，益州（今四川成都）戍兵聚眾起事，推舉王均為領袖，建立了政權。這是王小波、李順起事的余波。朝廷派兵平定，再派治蜀名臣張詠（他在太宗末年赴蜀，曾轉化大批李順之徒為良民）前往，寬嚴相濟，恢復民生，整頓吏治，結束了宋初川蜀反側不靖的局面。 除了王均事變，整個真宗朝少有群體性民變，這與當時休養生息的政策大有關系。咸平元年（998），免除全國虧欠稅額達兩千余萬。咸平二年（999），允許無田客戶墾種國有荒地與長年無主荒田，免稅五年再年繳收獲十分之二，作為定額。咸平四年，減省全國冗吏十九萬五千人。咸平五年（1002），嚴禁在各種稅額外加征羨余。景德二年（1005），頒布《農田編敕》。景德三年，設立常平倉作為救荒賑饑的儲備糧庫。 經過短短六七年的調整恢復，北宋內部矛盾暫時緩和，社會經濟大有發展，國家政權漸趨穩定。真宗前期稱得上是合格的守成之主。 在對外關系上，真宗面臨更大的挑戰。在處理與西夏的關系上，宋太宗無大作為，坐視李繼遷尾大不掉。就在北宋皇位嬗代之際，李繼遷上表請降，卻以退為進要求恢復其統治權。宋真宗無暇西顧，仍封其定難軍節度使，放任他重領黨項故地，但進擾仍然不斷。直到景德元年李繼遷去世，繼任者李德明執行其父遺言，中止反宋，西邊壓力始告緩解，北宋這才可能專力應付咄咄逼人的遼朝攻勢。 宋太宗雍熙北征以大敗告終，不僅物力損耗慘重，更暴露了孱弱的軍事短板。宋遼均勢徹底打破，軍事主動權轉手遼朝。真宗初政，遼軍幾乎每年放馬南下。宋真宗調整邊防政策，力爭和平相處，同時改善邊將配備，部署防御體系；招募民間壯勇，加強軍事實力，取得了一定成效。 遼軍連年南牧，顯然為致命一擊作試探性預演，這才有了景德元年的澶淵之役。不必復述較量的細節，只作幾點評論。其一，以結果而論，宋朝顯然險勝，但戰爭拼的是綜合實力，沒有前期的經濟恢復與軍事措置，連險勝也無從談起。其二，宋真宗親征澶淵前有過動搖與惶恐，朝堂上更不乏出都避難的謬見，都是雍熙敗北引發深度恐遼癥的應激反應。其三，寇準等力挽狂瀾力主御駕親征，真宗*終聽從成行，既是險勝的原因之一，也是其前期主政的亮點。其四，在略占上風的情況下，宋朝仍急切求和，主動繳納歲幣，既有恐遼癥魔咒般的效應，也有前不久西夏連年侵擾與川蜀兵民變亂等內外不穩的考量。其五，澶淵之盟開創了歲幣模式，成為宋朝其后對夏對金妥協的慣用手段；但澶淵之盟是平等的盟約（紹興和議不宜與其混為一談），也奠定了南北百余年的和平格局，無疑應該肯定。 真宗前期用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向敏中、畢士安、寇準與王旦相繼為相，李沆任期*長，也*獲信任。他告誡真宗“不可用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所陳利害皆報罷之”。真宗采納其為政之道，故其前期未見折騰。王夫之贊揚李沆“以道事君”的大臣典范，評價他與真宗的君相合作無愧“一人之識，四海之藏”。（《宋論·真宗》） 二 澶淵之盟前一年，宋真宗詢問國家錢谷積儲數，三司使陳恕遲延不報，回復執政追詰說：“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當時李沆在位，真宗表示贊許。次年，李沆逝世；澶淵之盟訂立，宋與遼夏關系漸次正常。眼見內憂外患終告解除，經濟發展也勢頭喜人，真宗感覺日漸良好，宰相寇準也有自得之態。王欽若乘隙進“城下之盟，《春秋》之恥”的讒言，離間君相立馬奏效：寇準隨即罷相，王旦取而代之，王欽若再任執政。 王欽若的挑唆重創了宋真宗的尊嚴。作為個體存在與君權化身，君主權威與個人自尊從來就難分難解，宋真宗痛感宣示君權的必要性與迫切性。于是，天書封祀乘勢上演，貫串整個真宗后期。涉及國家層面的大典與營造就有：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天書下降，四月京城始建玉清昭應宮，五月封禪泰山；二年全國興建天慶觀千余所；四年汾陰祭祀后土；五年追尊子虛烏有的趙玄朗為圣祖；七年亳州拜謁老子。 以往討論這場神道設教，過多強調真宗的自尊心，這里對其深層動因再作評斷。 其一，向朝野聲明其繼統合法性。即位之初真宗盡管借助平反與追封，力圖消泯太宗與自己在皇位傳承上的負面影響，但內心糾結始終揮之不去。首份天書上特地標明“趙受命，興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云云，就旨在昭告他繼統是“守于正”的。 其二，在東亞文明圈宣示宋朝的領先地位。《宋史·真宗紀》推斷真宗君臣是在獲知契丹故俗“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的情況下，才打出天書封祀這張牌的，“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覦之志”。宋朝當然企望以封禪祭天在文化正統性上壓契丹一頭，但宣示的對象卻不限于遼朝，也包括西夏在內的周邊政權。據《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年間，甘州回鶻、三佛齊、大食、注輦等先后朝貢祝賀封祀，正是這一訴求期待的回報。 其三，提升君權的地位。包括澶淵之盟在內的真宗前期政治，呂端、李沆與寇準等名相功莫大焉，真宗卻以“無大臣體”罷免寇準，折射出君權的嚴重失落感。真宗發起天書封祀，迫不及待地張揚君權、壓制相權。他之所以頻繁舉行國家層面的祭祀大典，因為決策者、主祭者都是君主，莊重的典禮借重繁文縟節的儀式感，君主本人可以從中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存在感，也讓全體臣民*大程度上瞻仰君權的至高無上。 其四，借以凝聚民情人心。回顧前代五次封禪，都在天下一統的所謂盛世。盡管不自量力，但祥符封祀的用意顯然宣揚比肩前代的太平盛世業已到來。據《青箱雜記》說，東封西祀時“中外臣民，協謀同欲”，哲宗前期這一追述雖有夸大成分，卻也反映出企盼盛世、祈望太平的普遍心態。誠如劉子健研究宋代封禪時指出：“這種信仰和儀式，現代人看來也許是迷信，但在當時確有它的功能，可能鼓舞人心，可能維系民情。而分析到這里，就可以推論君權的提高，并且士大夫無從異議。”（《兩宋史研究匯編·引言》5頁） 真宗后期的這場鬧劇，其惡劣后果與深刻教訓觸目驚心。 經濟上勞民傷財，國力耗竭。天書封祀開場當年，三司報告“大計有余”，但僅過三年即告“經費不給”，鬧騰到真宗晚年，“內之畜藏，稍已空盡”。財政窘困引起物價高漲，天禧年間（1017—1021），“谷帛之直（值），比祥符初增數倍矣”。 政治上朝局逆轉，政事不修。神道設教既然出自真宗主張，后期宰執無不奉承帝意，頓失前期賢相剛正直言的立朝風范，連宰相王旦也緘口附從，寇準則有失晚節才再度入相。至于王欽若、丁謂，作為這場丑劇的作祟者與操辦者，與陳彭年、劉承規、林特俱受眷顧而并稱“五鬼”。正如葉適浩嘆：真宗后期，“紀綱之失猶其粗者耳，并與人材皆壞”（《水心別集·紀綱二》）。咸平初政時，真宗曾嚴禁天下進獻祥瑞，大中祥符時，卻一反常態而熱衷祥瑞，晚年更沉溺道教而墜入迷狂狀態，對國政自然“不思修本”而少有用心。 社會風氣上朝野裝神弄鬼，上下愚人自愚。從真宗到王欽若、丁謂，作為主謀者都自編自導，一手造假；各地進獻天書祥瑞的官吏與父老，作為追隨者也爭先恐后，參與造假。正如《宋史》所說“一國君臣如病狂然”，朝野上下都在自欺欺人，“為此魑魅魍魎之事”（李贄語），整個社會的誠信度跌落到立國以來的*低點。 三 縱觀真宗朝政局，后期與前期反差之大實在出人意料。那么，應該怎樣總評宋真宗時代呢？ 王朝周期律是考察中國帝制時代興亡盛衰的不二鐵律。任何王朝都會呈現各自的新生期、上升期、繁榮期、衰變期、沒落期，盡管各期的年代長度與曲線峰谷或因王朝政策而各有不同。據此而論，宋真宗時代總體上仍處于北宋上升期。 在社會經濟上，真宗后期較之前期雖受打擊，但有利農業的政策仍在頒行，例如大中祥符六年，免除全國農具稅；天禧二年引進推廣高產的占城稻。在以農立國的傳統時代，戶口數與墾田數是衡量社會經濟的重要指標。倘若分別統計太祖晚年（976年）、太宗晚年（997年）與真宗晚年（1021年）這兩組參數，若以太祖晚年數據為指數100%，全國戶數在太宗晚年增至134%，真宗晚年激增到281%；全國墾田數在太宗晚年僅增至105%，真宗晚年也增至178%。這兩組數據充分證明宋真宗時代經濟增長的速率。 學界多把以廂統坊的廂坊制確立，視為唐宋之際城市管理體制轉型的完成，這一轉型雖是漸進的，但《宋會要輯稿》首次系統登錄真宗天禧五年開封府新舊十廂隸屬的坊數、戶數與人吏數，表明廂坊制在真宗時期已然成型。廂坊制取代坊市制，有力推動了城市經濟與工商貿易的繁榮，商稅可以用來測試這一繁榮度。若以太宗后期數據為100%，真宗前期的景德中僅增至112%，而到真宗后期的天禧末竟激增至301%。這組數據也間接說明了廂坊制在太宗、真宗兩朝的進展力度。 在政治制度上，太祖太宗兩朝固然多有創立，但不少制度卻在真宗朝才得以完善的。即以中樞權力制衡中舉足輕重的臺諫制度而論，祖宗兩朝少有留意；直到天禧元年真宗頒詔：諫官、御史自此各置六員，增其月俸，不兼他職，每月須有一員奏事，倘有急務特許及時入對。天禧詔書是宋代臺諫系統正式確立的標志。科舉制在真宗朝更趨嚴密：景德四年，實施考卷糊名制；大中祥符八年，推行試卷謄錄法。這些制度嚴格而公正，北宋取士水準隨之進入了*佳期。 祖宗家法作為宋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命題，正式提出雖在宋仁宗親政之初，但真宗朝正在醞釀培育之中，“其實質精神已經在當時的政治生活中逐漸發展起來”（鄧小南《祖宗之法》282頁）。真宗初年，臣下就有“三圣相承”的吹捧，把真宗與太祖、太宗相提并論。但宋太祖開國立制，砥定大局，宋太宗雖不及太祖，卻也完成統一，弘揚文治。真宗尚有自知之明，深感祖宗功業難望項背，故有“保祖宗基業”與“守祖宗典故”的提法，卻植入了“祖宗之法”的早期胚胎。 士大夫政治堪稱宋代政體的底色之一，這與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在宋代進一步改善息息相關。繼太宗擴大取士規模之后，真宗咸平三年（1000）錄取進士、諸科與特奏名高達2100余名，景德二年（1005）更超過3000人，成為宋代取士*多的兩榜。宋初進士一旦金榜題名，便能直接躋身官場，他們在真宗朝嶄露頭角，左右時局。即以參決朝政的宰執群體而論，無論前期以呂端、李沆、寇準與王旦為代表的正面人物，還是后期以王欽若、丁謂為代表的負面角色，都是科考出身的士大夫。新型的士大夫政治正是在真宗朝徐徐拉開大幕的。南宋呂中概述士大夫自覺意識在宋真宗時代的蘇醒： 自李文靖（沆）、王文正（旦）當國，抑浮華而尚質實，獎恬退而黜奔競，是以同列有向敏中之清謹，政府有王曾之重厚，臺諫有魯宗道之質直，相與養成渾厚誠實之風，以為天圣、景祐不盡之用。（《大事記講義》卷六《真宗》） 在君主官僚專制政體下，士大夫政治能否良性運行，*終取決于君主的政治取向與個人好惡。真宗前期謙謹，君權慎用，遵從李沆等名相賢臣的治國方針，故朝局大政相對修明；后期固執，君權濫用，連王旦、寇準都不能獨善其身而曲意順從。但宋人認為：太祖太宗朝，“治體類于嚴”；真宗、仁宗、英宗朝，“治體類于寬”。（《大事記講義·論治體》）正當北宋版“皇帝的新衣”粉墨登場時，龍圖閣待制孫奭是少數戳穿真相的朝臣之一，他批評真宗：“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后世，則后世必不信。腹誹竊笑，有識盡然，上玷圣明，不為細也。”倘在宋代以后的極權體制下，對如此妄議圣上者輕則廷杖，重則極刑，但真宗仍能“容之而不斥”。由此可見，即便真宗后期，治體也還算寬忍。而士大夫政治正處在育成之中，其剛健正氣未遭摧毀性戕伐，終于在仁宗中期迎來了以范仲淹為代表的巔峰時期。 同理，宋真宗時代既然處于王朝上升期，盡管后期有一場大折騰，因尚未進入一經折騰礙難收拾的衰變期或沒落期，隨著真宗駕崩而改弦更張，后繼主政者以寬仁治國，上升期跌入低谷的運行曲線觸底上揚，逐漸進入繁榮期。 四 宋真宗與劉娥的帝后關系，在兩宋宮廷史中確實*富情節性，也為后世小說戲劇的再創作留下了虛構的空間。關于劉皇后的婚姻八卦與歷史地位，拙著《細說宋朝》有專節述評，這里略作補充。 自景德四年郭皇后去世，真宗就一心提高劉娥的名位，卻因其出身寒微而一再遭到抵制，到大中祥符五年才冊封為皇后。這一過程，既印證了士大夫政治的頑強存在，也說明真宗對劉娥感情的執著。其時，劉氏四十五歲左右，依舊能贏得真宗的傾心，顯然不僅倚仗美貌，為人才慧強敏或許更關鍵。大中祥符九年起，真宗“自是不康”，劉皇后漸預外政應該不早于此年；天禧四年，真宗一度“不豫”，朝政從此打上了劉氏印記。乾興元年（1022）真宗去世，劉氏以皇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從王曾等建議，將天書伴隨先帝入葬永定陵，終結了真宗后期的昏悖之政。 北宋共有四位垂簾聽政的皇太后，而真宗劉皇后與英宗高皇后對朝局的影響不容小覷。高氏以太皇太后聽政九年，主持元祐更化，不僅未能消弭新舊兩黨的政治隔閡，反而使之勢同水火，致使哲宗親政就紹圣紹述，發動全面清算，北宋政治就此轉入衰變期。相比之下，劉氏聽政十余年，不僅使真宗后期的政治危局消解于無形，士大夫政治雖一波三折卻回歸正軌；隨著皇權的平穩移交，終于開啟了后人追懷的宋仁宗時代。在宋真宗時代向宋仁宗時代的過渡中，說劉皇后為趙家守護了江山，其言似不為過。
從中州到錢塘:虞云國說宋朝 作者簡介
虞云國，浙江慈溪人，生于上海。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宋史研究會理事，主要從事宋代歷史與文獻的研究。撰有《宋代臺諫制度研究》《細說宋朝》《南宋行暮》《南渡君臣》等專著；學術論文結集為《兩宋歷史文化叢稿》《學史帚稿》；編撰《程應镠先生編年事輯》；主編《宋代文化史大辭典》《中國文化史年表》；整理標校《文獻通考·四裔考》等宋元古籍十余種。近年文史隨筆編為《敬畏歷史》《放言有忌》《從陳橋到厓山》《書砦梁山泊》《三聲樓讀記》《水滸尋宋》《宮花寂寞紅》《立雪散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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