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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透明度:理論與中國的經驗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6657607
- 條形碼：9787516657607 ; 978-7-5166-5760-7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貨幣政策透明度:理論與中國的經驗研究 本書特色
1.將指標體系方法與動態指數方法相結合，建立貨幣政策透明度的綜合評價指數，有效地解決了現有相關研究的缺陷。 2.從嶄新的角度研究我國貨幣政策透明度問題，運用目前較為先進的有向無環圖方法研究變量之間的當期因果關系。 3.將信息披露和市場反應相結合，構建貨幣政策透明度指數；將產出波動和通脹波動相結合，構建宏觀波動指數，指標選取更加合理。
貨幣政策透明度:理論與中國的經驗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共分為八章。章為緒論，主要介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義、研究內容、結構安排以及可能的創新和不足。第二章對貨幣政策透明度的相關文獻進行了綜述。第三章是貨幣政策透明度的理論與實踐基礎研究。第四章是提升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利弊分析。第五章是我國貨幣政策透明度評價研究。第六章是我國貨幣政策透明度影響因素研究。第七章是貨幣政策透明化的政策有效性研究。第八章是結論與政策建議。
貨幣政策透明度:理論與中國的經驗研究 目錄
摘 要
**章 緒論
**節 選題背景與研究意義
一、選題背景
二、研究意義
第二節 研究內容與框架
一、研究內容
二、研究結構
三、研究方法
第三節 可能的創新與不足
一、可能的創新
二、未來可供研究之處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節 透明度的定義
一、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定義
二、貨幣政策透明度的組成
三、溝通與透明度
第二節 透明度的評價研究
一、調查問卷法
二、指標體系法
三、市場反應法
四、動態指數法
五、研究總結
第三節 政策透明度的影響因素研究
一、國外的研究
二、國內的研究
第四節 透明度的政策效果研究
一、政策效果的利弊之爭
二、政策效果分析
三、研究總結
第三章 貨幣政策透明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節 理論基礎
一、預期理論
二、信息經濟學理論
三、動態不一致性理論
四、公共選擇理論
五、委托代理理論
第二節 實踐基礎
一、民主政治的發展
二、經濟危機的爆發
三、信息技術的進步
第三節 本章小結
第四章 提升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利弊分析
**節 提高政策透明度的好處
一、有利于引導市場預期
二、增強了政策的可信度
三、減少了政策效果時滯
四、有利于貨幣政策監督
第二節 提高政策透明度的弊端
一、政策動態不一致問題
二、引起市場的劇烈波動
三、央行獨立性受到影響
四、抵消貨幣政策的效果
第三節 本章小結
一、貨幣政策透明度與市場預期
二、貨幣政策透明度與政策效果
三、貨幣政策透明度與市場波動
四、貨幣政策透明度與可信度
第五章 我國貨幣政策透明度評價研究
**節 利用指標體系方法對我國貨幣政策透明度的評價
一、指標體系建立的原則
二、已有研究的總結
三、指標體系架構
四、貨幣政策透明度評價
第二節 利用動態指數方法對我國貨幣政策透明度的評價
一、動態指數方法的原理
二、動態指數方法經驗做法
三、計算方法和評價指標選取
四、利用動態指數方法的評價
第三節 貨幣政策綜合透明度指數評價
第四節 本章小結
一、研究結論
二、研究展望
第六章 我國貨幣政策透明度影響因素研究
**節 理論模型和數據說明
一、理論模型
二、指標選取
三、數據說明
第二節 實證檢驗和結果分析
一、平穩性檢驗
二、協整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
三、有向無環圖
四、脈沖響應分析和預測方差分解
五、穩健性檢驗
第三節 本章小結
第七章 我國貨幣政策透明化的有效性研究
**節 模型和數據概述
一、理論模型
二、計量模型
三、指標選取
四、數據說明
第二節 實證檢驗和結果分析
一、平穩性檢驗
二、參數估計結果
三、脈沖響應分析
第三節 本章小結
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節 本書主要結論
一、貨幣政策風格的轉換具有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
二、貨幣政策透明度的提升有利有弊
三、我國貨幣政策透明度水平在不斷提升，并且空間還很大
四、外部和實體性因素是影響貨幣政策透明度的關鍵因素
五、貨幣政策透明度可以減少宏觀經濟的波動
第二節 政策建議
一、提高溝通水平和質量
二、提升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三、有效應對動態不一致性問題
四、辯證地看待政策透明度的作用
參考文獻
展開全部
貨幣政策透明度:理論與中國的經驗研究 節選
**章 緒論 **節 選題背景與研究意義 一、選題背景 2016年1月18日第九屆亞洲金融論壇在香港舉辦，美聯儲前任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論壇中表示：“保持較高的透明度對于央行而言至關重要，透明度越高就越能贏得市場的信任，而一旦市場信任央行，市場將會幫助央行實現政策目標。”伯南克在講話中著重強調了提升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巨大意義，他的講話引發了政府和學術界關于貨幣政策透明度問題的熱烈討論。但是提高政策透明度并不是古而有之的，以貨幣政策為例，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央行都奉行隱秘性的貨幣政策。貨幣當局既不愿意主動公布貨幣政策的目標和意圖，也不會主動與公眾溝通和交流。King（2004）記錄的1931年英格蘭銀行副行長厄內斯特·哈維（Ernest Harvey）在接受麥克米倫委員會（Macmillan Committee，又稱英國金融與產業委員會）質詢時與委員的對話就表明了這一點。當時該委員會的委員格雷戈里（Gregory）問哈維：“英格蘭銀行考慮過參照美聯儲的方式發布年度公告嗎？”哈維表示，“為了安全起見，英格蘭銀行只會發布歷史政策和信息的公告，即使是發布歷史政策和信息的公告，我們也很猶豫，因為歷史信息要么沒有發布的價值和必要，要么由于我們的發布而引起市場過分的解讀，使其產生了不恰當的重要價值”。哈維講話的隱含意思就是，英格蘭銀行既不愿意發布經濟目標和經濟預測等信息，也不愿意發布歷史上的政策信息和經濟信息。三緘其口、保持沉默是他們的通行做法。當另外一位委員——當時著名的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John Keynes）問道“英格蘭銀行不向公眾發布政策信息或解釋政策原因是否會一直是一種慣例”時，哈維回答道：“讓我們的行為解釋我們的政策，這就是我們的慣例。”哈維認為，對發布的政策進行解釋，并不是央行的理智行為，并且有時候是一種危險的行為。當凱恩斯質問哈維如何為由于隱秘性受到的批評進行辯護時，哈維則直接表示，也許委員會并不認同，但是我們認為從來不需要為此進行辯護，因為這就如同一個女人證明自己的貞操一樣可笑。這段對話一方面反映了蘇格蘭銀行對于公眾質疑的傲慢態度，另一方面也表現了英格蘭銀行堅持政策隱秘性的觀點根深蒂固。 其實，不僅英格蘭銀行，當時世界上絕大多數央行均采取秘而不宣的貨幣政策。正如Brunner（1981）所指出的那樣，央行被一種獨特的和保護性的政治神秘感包圍著，從央行處理貨幣政策事務和進行貨幣政策決策中采取的玄而又玄的方法中，我們就能感受到這種所謂的政治神秘感。這種神秘感使公眾自然而然地認為，央行的貨幣政策操作是一門深奧的藝術，只有少數的精英才能掌握和駕馭這門藝術。貨幣政策操作藝術的深奧性決定了它不可能通過清晰易懂的詞匯和語言表達出來，因此與央行的溝通也就無從談起。Greider（1987）就曾經將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風格描述為守口如瓶、神神秘秘和語焉不詳。Hahn 和Gers Bach（2001）就央行是否愿意向公眾披露信息（如央行是否愿意公布貨幣政策委員的投票記錄等）展開過一項調查研究。調查結果表明，無論是低效率的央行還是高效率的央行，它們都傾向于采取隱秘性的貨幣政策，央行對于提高貨幣政策透明度的態度是非常不情愿的。 對于一般公眾而言，貨幣政策就像一個“黑匣子”一樣，公眾既不明白央行的政策意圖，也不明白央行采取各種政策手段的目的和意義，更不明白貨幣政策的決策是如何產生的。貨幣當局認為“出其不意”的貨幣政策才會產生效果，而公眾面對隱秘性的貨幣政策只能猜測和揣摩。一方追求出其不意，一方反復揣摩、猜測，貨幣當局和公眾就像在進行一場貓捉老鼠的游戲。 至于為什么當時的貨幣當局不愿向公眾披露信息，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可以用理性預期理論來解釋。理性預期理論發端于20世紀中期，該理論的先驅Muth（1961）首先提出了理性預期的思想，后來Lucas（1972）、Sargent和Wallace（1975）等在Muth研究的基礎上不斷完善，建立了理性預期理論。理性預期理論假定市場參與者的預期是理性的，他們能夠基于歷史經驗和一切可能資料對未來做出*為理性的預測。基于理性預期理論，Lucas等提出“只有出其不意的貨幣政策才能發揮效果”。如果公眾之前就熟知了貨幣當局的政治意圖，他們就會采取相應的對策去抵消政策執行對他們帶來的不利影響，這樣勢必會使貨幣政策大打折扣。基于這種理論和觀點，20世紀90年代以前，各國央行普遍奉行隱秘性的貨幣政策，央行在實行政策的過程中基本不與公眾進行交流和溝通。 由于公眾具有理性預期能力，公布政策信息會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各國貨幣當局選擇實行隱秘性的貨幣政策看起來是理所應當的。但是，先不考慮理性預期理論在現實世界能否完全成立，先來分析一下理性預期對于政策效果的影響：理性預期對于貨幣當局實現政策目標一定是不利的嗎？其實有時候也不盡然。這里有一個故事可以證明這一點。公元前67年，當時羅馬共和國經常遭受海盜的襲擊，導致糧食產量的供應出現了問題，糧食價格不斷攀升。為了打擊海盜的猖獗行為，穩定糧食價格，羅馬共和國當局發布命令征召大量年輕人加入格涅烏斯·龐培（Gnaeus Pompeius）領導的海軍。羅馬海軍所向披靡，僅僅用了40天時間就將地中海地區的海盜消滅殆盡，海盜問題得到了徹底的解決。糧食供應又恢復了常態，糧食價格很快就回落到正常水平。在戰爭勝利一年后，羅馬共和國的執政官馬爾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在他的執政演說中表示，打擊海盜的目的是穩定糧食供應、平抑糧食價格。其實當局可以提前使糧食價格回落，不一定要等到把海盜消滅才行——只要在那次與海盜的戰爭前宣布對龐培的任命，就已經能夠使得糧食價格下降。西塞羅認為僅僅宣布政府即將對海盜戰爭的主戰官的任命就會使得糧食價格下降，背后隱含的就是理性預期理論。政府宣布對主戰官的任命表明了其對于打擊海盜的態度和決心，并且政府軍與海盜的實力相比具有絕對優勢，作為具有理性預期能力的公眾完全能夠預測出這場實力懸殊的戰爭的*終結果：一旦海盜被擊退，糧食的供應必然會增加，糧食價格必然會應聲而降。理性預期理論在這個故事中對于政策實施起到了正面和積極的作用。所以，由此看來，理性預期理論對于實現貨幣政策目標也并不都是有害的。 貨幣當局不愿意向公眾傳達信息的另外一個解釋是，貨幣當局會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而拒絕披露信息。關于這一點，也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公元1860年，天主教主教沃爾徹斯特（Worchester）的夫人威爾伯福斯（Wilberforce）有一天看到了達爾文提出的進化論，她不禁驚聲尖叫：“原來我們是猩猩的后代，這真是太可怕了。但愿那不是真的，如果那真的是事實的話，讓我們祈禱它不要被其他人知道。”在這個故事中，主教的妻子在接觸到達爾文提出的進化論的時候，覺得進化論完全不可思議，因為這與天主教倡導的理念是完全背離的。在天主教的教義里，人類是由上帝創造的。這也是天主教的理論基礎。如果這點受到懷疑，那么建立在這個宗教基礎上的一切世俗機構和神職人員都將失去存在的意義和必要。出于維護自身利益的考慮，主教的妻子說出了第二句話：“但愿那不是真的，如果那真的是事實的話，讓我們祈禱它不要被其他人知道。”這實質上強調了當局會有目的地忽略對自己不利的消息，甚至當消息傳播出去的時候，當局還會采取各種措施去抑制它的傳播。 需要說明的是，在這個故事中，主教夫人只是希望刻意隱瞞事實，并沒有對發布的信息進行扭曲。同樣地，從貨幣當局的角度講，無論如何都不應該為了隱藏真實意圖而發布虛假信息，有意無意地引發市場的混亂。因為即使沒有央行提供的這些有意或者無意的信息，市場也已經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如果央行這時候再提供虛假信息，就會進一步增加市場的不穩定性。不穩定性越大，所帶來的風險溢價水平就越高，為了平抑風險所付出的成本也就越高。所以，作為一個理性的貨幣當局，不發布虛假信息是其基本的準則。 雖然隱秘性的貨幣政策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前在世界各國非常盛行，但是這種狀況在20世紀末期出現了轉變。進入20世紀末期，理論的發展和現實的需要使得各國央行在貨幣政策方面的透明度水平不斷上升，各國央行隱秘性的政策風格逐漸發生轉變——轉而主動向公眾披露信息。自從新西蘭央行1989年開始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以來，包括加拿大、英格蘭、瑞士、瑞典、以色列、日本和歐洲央行等在內的很多國家開始效仿這一制度，通過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來穩定物價。通貨膨脹目標制是指央行設定一個具體的目標制或目標區間，并通過政策工具使通脹水平保持在目標值和目標區間內。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實施使縈繞在央行頭上的隱秘氣氛逐漸消除，貨幣政策目標、貨幣政策操作、貨幣政策制定流程等逐漸進入公眾視野，各國央行變得越來越開放和透明。央行不斷通過加強與公眾的交流和溝通，引導和穩定市場預期，提升貨幣政策效果。除此之外，世界性的金融機構還發布了對于提升貨幣政策透明度的指導意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996年和1997年頒布實施的數據公布特殊標準（Special Data Dissemination Standards，簡稱SDDS）和數據公布通用系統（General Data Dissemination System，簡稱GDDS），為各國的信息披露提供了標準。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1998年發布的《加強銀行透明度的意見》為央行提高政策透明度提供了指導意見。這份意見不僅包括對于信息披露質量的建議，也包括對于信息披露內容、信息披露效應的分析（周海剛，1999）。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于1999年正式頒布實施的《貨幣與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行為準則：原則宣言》，也對信息披露提供了指導性原則。 在與公眾的溝通和交流中，央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水平不斷提升。同時央行對外溝通的方式也不斷創新。除了常規的公告和報告外，央行又實行了新聞發布會等制度，通過各種機制加強與公眾的溝通和交流，以此引導公眾預期。放眼世界，包括全球主要發達國家、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央行都在采取措施加強與公眾的交流與溝通，提升政策的透明度水平。這也逐漸成為一種政策趨勢。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提升政策透明度的趨勢更加明顯。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尤其是對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經濟體產生了嚴重的沖擊。這場危機一直持續到2011年才宣告基本結束，但是經濟危機的影響卻遠遠沒有消失。經濟危機帶來了宏觀調控政策的變化，這種變化在貨幣政策方面的表現就是各國央行在應對經濟危機時，摒棄了完全自由經濟主義，開始運用貨幣政策加強對于宏觀經濟運行的干預。危機中和危機后貨幣政策調控表現出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央行更加注重預期管理；二是央行更加注重對于資產負債表資產方的管理。在加強預期管理方面，央行通過提高貨幣政策透明度引導公眾預期，在應對本輪經濟危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強與公眾的交流與溝通，已經成為央行進行貨幣政策調控的一種手段（卜振興，2015）。例如，2013年9月新任印度央行行長上任后，提出要增加貨幣政策透明度；韓國政府在2015年12月發布的2016年貨幣政策取向中，也專門提出要增強貨幣政策透明度，以此來提高貨幣政策效率。 對于我國而言，一方面我國對透明度建設越來越重視。2009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管理通脹預期”，并將其作為政策宏觀調控的重要任務之一。2010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管理好通貨膨脹預期”。2013年李克強總理在經濟形勢座談會上也提出在宏觀調控方式中引入“預期管理”，并提出經濟增長的上下限，在實踐中運用預期管理的辦法，向市場傳遞了清晰的信號。2014年9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的講話中強調，“我們要增強決策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保證決策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愿望”。2015年，習近平主席在訪美和參加G20峰會時也多次強調要將中國的發展政策攤開，增強透明度。另一方面，在實踐中我國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提升貨幣政策透明度的水平。20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開始逐步提升政策透明度水平。自從2002年我國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公布通用系統（GDDS）后，我國貨幣政策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建設不斷加快。2015年10月8日，中國宣布正式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公布特殊標準（SDDS）。數據公布特殊標準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一項數據披露標準，是另一套標準——數據公布通用系統（GDDS）的升級版。這項決議首先在統計學界引起了廣泛和熱烈的討論，認為這將有助于進一步完善中國的統計體系，實現中國統計數據與國際標準體系的對接；對于提高數據的規范性和時效性，提升數據的可讀性和可獲得性都會產生積極的效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戴維·利普頓（David Lipton）在中國加入數據公布特殊標準儀式上也表示，中國采用數據公布特殊標準表明了中國使用國際標準提高數據透明度的強烈意愿。正如利普頓所言，從加入數據公布通用系統到加入數據公布特殊標準，中國信息披露的標準在不斷提高，信息披露的水平也在不斷提升。2015年我國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公布特殊標準，標志著我國的貨幣政策透明度建設邁出了關鍵的一步。隨著我國加入該標準，提升貨幣政策透明度也受到了政府和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貨幣政策透明度:理論與中國的經驗研究 作者簡介
卜振興，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博士后、南開大學金融學博士、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總行高級經濟師、中郵理財有限責任公司高級投資經理、中國保險資管協會特邀研究員、《中國銀行保險報》專欄作家、財新網特約作者。在《經濟學家》《南開管理評論》《財貿研究》《太平洋學報》《國際經貿探索》《經濟體制改革》《財經論叢》等國內期刊、報紙上發表論文90余篇，曾獲得中國銀行業征文比賽一、二等獎，中國銀行業登記托管中心征文比賽二等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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