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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變局與國家安全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9504243
- 條形碼：9787519504243 ; 978-7-5195-0424-3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百年變局與國家安全 本書特色
（總體國家安全觀系列叢書）
《歷史與國家安全》
《生物安全與國家安全》
《文化與國家安全》
《大國興衰與國家安全》
《地理與國家安全》
百年變局與國家安全 內容簡介
這套叢書，試圖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兩個大局”，以及新發展格局和大安全格局這“兩個格局”的高度，立足“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期的特殊時間節點，從不同角度和維度，全景式、大視野認識國家安全。 本書以大歷史視野梳理“百年變局”的戰略演進與時代特征，分析世界大變局與全球經濟革命性變遷的內在聯系，論述國際力量沉浮起落、非國家行為體興起，闡述西方制度霸權的歷史興起與時代迷茫，探索思潮對歷史變革的引領作用，衷心希望能幫助讀者更好認識“百年變局”與其中的中國方位，為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提供更多啟益。
百年變局與國家安全 目錄
**章 百年變局的歷史性展開 001
何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007
百年變局的本質與動力 013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百年變局 021
第二章 世界經濟巨變與國家安全 027
歷史軌跡的探尋 031
從G7到E7 040
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 048
國際金融體系的轉型 057
經濟巨變的安全意義 065
第三章 國際格局變遷與大國博弈 075
后危機時代的變與不變 079
美國對華戰略轉向“全面競爭” 086
全球治理體系的博弈與重構 096
第四章 制度探索永遠在路上 105
從“歷史終結”到政治衰敗 109
盲目照搬西方制度后的反思 122
危機應對能力彰顯制度優劣 130
第五章 社會矛盾的普遍升級 141
貧富分化下99%對1%的抗爭 145
法國“黃背心” 153
具有共性的社會沖突亂象 159
更為深層的“身份政治”問題 168
第六章 大變革時代的思潮之亂 177
思潮為何重要 181
美國: 向左還是向右 184
歐盟: 是“合”還是“分” 193
后發國家：“學習”還是“自主” 202
第七章 百年變局與中國國家安全 219
中國國家安全的歷史方位 223
中國的國家安全自信從何而來 233
中國國家安全仍面臨一系列挑戰 241
第八章 深入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 249
中國國家安全觀念的演進 253
積極維護國家安全 258
主動塑造國家安全 269
展開全部
百年變局與國家安全 節選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從2001年“9·11”恐怖襲擊到2008年“9·15”金融海嘯，再到特朗普上臺、英國“脫歐”，當我們感慨于這個每天都有大新聞的時代，頻繁地“見證歷史”時，突然發現這個世界已經變了，一只只“黑天鵝”滿天飛，一只只“灰犀牛”滿地跑，各種顛覆我們認知的事件層出不窮。如何描述當前的這個世界？西方學界提出“后后冷戰時代”“無極世界”“零和世界”“后疫情時代”“新兩極時代”等一系列概念，林林總總，五花八門，但都不足以概括眼前的巨變！安蛔R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本科涓，是其思維慣性跟不上時代變化，繼續戴著“西方中心主義”眼鏡看世界，已經看不懂了，繼續沿著西方概念的框架去解釋這種變化，已經解釋不通了。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既是這種變化的根源，也是引導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走向的主動力。隨著中國日趨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中國如何看時代、看世界不僅關乎中國的發展，也關乎世界秩序的未來。早在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便指出，當今世界正處于“前所未有之大變局”；2017年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更加明確提出，“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18年6月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進一步指出：“當前，我國處于近代以來*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高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概念內涵豐富、特色鮮明，它是中國對世界大勢*經典、*深刻、*簡明的闡述，是中國對時代特點、世界巨變的一種高度凝練式總結，是我們以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和角色觀認識中國的出發點，也是我們理解當前世界之變的*佳切入點。正是由于我們相對于其他主要大國更早、更好地把握住了百年變局的歷史大趨勢，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我們才得以在風云激蕩的國際環境中更好地把握和塑造戰略機遇，更好地統籌發展和安全，為國家高質量發展營造了更加有利的國際安全環境。 何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边@句話中的世界并不只是指傳統的國際關系，而是視野更為宏大、內涵更為豐富的人類社會。而理解此處的“大”，也需要我們跳出國際政治的視角，放眼全世界，從生產力到生產關系，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去發現這種全方位、多領域的大發展、大調整、大轉折。這句話中的兩個核心詞分別是“百年”和“變局”。
“百年”何解？是實數還是虛數？是100年還是數百年？國內對此解讀不盡一致。由于“百年”暗合中華民族的“百年屈辱”，不少人認為“百年”就是指100年。一種說法是1919—2019年，從“巴黎和會”“五四運動”到建國70周年盛典，中國不僅屹立于世界的東方，而且已經成為了國際舞臺的焦點，那個飽受列強欺凌、積貧積弱的中國已經一去不返了。更多人將百年變局的起點設定為1921年，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為這場變局的歷史起點，正因為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才一步步從積貧積弱的舊中國，走向獨立自強的新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不斷邁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彼岸。由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這場世界百年變局的主要動力，所以用“100年”滄桑巨變的視角有其道理。然而，不少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的西方媒體和學者也從100年的視角去看百年變局的概念，英國《經濟學人》曾刊登一系列封面文章和報告分析中國崛起，在西方國家看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為了洗刷百年國恥”，并借用中國歷史上吳越爭霸的故事，渲染中國這么多年“韜光養晦”“臥薪嘗膽”的目的就是為了發展壯大之后向西方“復仇”；在刻意炒作“中國威脅論”的同時，其隱含的西方對華殖民侵略這段歷史“原罪”的擔憂和焦慮不言而喻，也從一個側面揭示了西方不愿接受中國復興的根源。雖然以100年歷史時段界定百年變局符合很多人的思維邏輯，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國領導人在使用這一概念時說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百年之前有“世界”二字，顯然不僅僅在說中國；另外，如果是指“五四運動”或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100年，那說明百年變局到2019年或2021年就結束了，這顯然也不符合實際。
不少中國學者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出發，從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的歷史演進邏輯去審視百年變局，指出：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成功，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意義，對世界社會主義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蘇東劇變后，“社會主義失敗論”“歷史終結論”一度甚囂塵上，中國頂住巨大壓力和挑戰，成功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不可辯駁的事實彰顯了科學社會主義的鮮活生命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使世界范圍內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的較量，發生了有利于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深刻轉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對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具有深遠歷史意義，可稱之為500年未有之大變局。
美國著名戰略家基辛格先生在其《世界秩序》一書中將當前的世界稱為“400年未有之大變局”。他認為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以來，世界秩序一直是以西方為中心的，但隨著世界政治經濟重心逐漸東移，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傳統上由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正在發生深刻轉變，舊的秩序瀕臨坍塌，新的秩序將建未建，繼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雅爾塔體系之后，世界正在經歷第四次歷史巨變，不同大國對世界秩序的理解及其秩序觀念截然不同，中國智慧、中國理念正在引領和重塑著當今的世界。
也有不少學者從美國歷史的視角出發，將這場百年變局解讀為200多年未有之大變局。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一書中便遵循著這一邏輯：從1776年立國至今，美國由弱到強，逐漸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并先后擊敗了多個崛起國的挑戰。但中國崛起給美國帶來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因為中國擁有和美國相似的實力，綜合了過去美國所有挑戰者的優點，是一個“全能型”選手，但同時又有著與美國截然不同的制度、價值觀、宗教文化和文明形態，是一個非西方的“文明型”大國。美國在以往應對大國崛起的經驗中很難找到這樣的對手，美國霸權正面臨全方位的沖擊，這是美國立國200多年以來從未遇到過的新情況，如果想要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兩國必須攜手改變歷史的弧線。
還有學者從工業革命的視角出發，認為擁有10億人口量級的中國全面進入工業化時代，正從根本上改變著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同時，中國還有望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重塑數字時代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關鍵格局，將其稱之為“300年未有之大變局”。雖然算法不同，但不同的數字都在描述同一個事實，即中國崛起對世界歷史的影響。
綜合上述各類觀點，從更宏觀的角度出發，百年變局對世界的影響集中體現在5個維度的“前所未有”：
從國際格局看，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的速度之快和規模之大、西方世界整體性低迷的形勢前所未有，那種靠一個國家說了算或幾個大國主宰國際事務的局面難以為繼；從國際秩序看，400年來西方主導國際秩序的時代面臨深刻挑戰、通過非戰爭手段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可能性空前增大前所未有；從產業革命看，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帶來的新陳代謝和激烈競爭、推動的生產關系革命性重組前所未有；從全球治理看，全球性問題成為全球共同關注、全球治理體系與國際形勢巨變的不適應、不對稱前所未有；從社會制度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政治和社會制度的歷史性較量開始出現有利于社會主義的變化前所未有。
本輪變局之所以言其大，在于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威脅多元化同頻共振，相互傳導；在于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安全兩件大事緊密相連，互為因果；在于第三次科技革命仍在繼續，第四次科技革命卻又先期到來；在于網絡時代、數字時代、社交媒體時代帶來的全新沖擊與慣性思維、既定模式、傳統管理滯后性之間的全新矛盾；在于既有國際體系行將坍塌，而新的世界秩序仍未搭建，由此給全球帶來的不確定感、焦慮感和惶恐感；在于中國已經逐漸走近國際政治舞臺的中央和世界經濟舞臺的前沿，而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還不能適應這一歷史性變化，亟須進一步加強。 百年變局的本質與動力 過去數百年，國際秩序之變往往由一場大戰催生，如歐洲“三十年戰爭”后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一戰后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二戰后的雅爾塔體系。但當前的這場變局卻是以“溫水煮青蛙”方式發生的，在量變和質變之間甚至看不出明顯界限——以當前的國際秩序為例，其基本輪廓即主要奠基于二戰之后。但歷經70余年，從1991年冷戰結束，再經2001年“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機、2016年特朗普勝選等多輪沖擊，既有秩序已風雨飄搖，雖然四梁八柱尚在，但聯合國作用有限，世貿組織（WTO）功能漸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資金捉襟見肘，世界衛生組織（WHO）權威性不足，全球軍控體系接近崩潰，國際準則屢被踐踏，美國領導能力和意愿同步下降，大國合作動力機制紊亂，國際秩序已處坍塌邊緣，置身其中，我們很難感知這種巨變，只有將其放在歷史的長河中去審視，才能感受到它的沖擊。
當下，既有“一超多強”格局已然生變，雖“西強東弱”的現實仍在，但“東升西降”的大勢難以逆轉，代表著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未來。國際格局*突出的變化，是中美實力快速拉近，但中國實力與美國仍有差距，無法與其并稱“兩極”，中美同他國差距日益拉大，被普遍視為“兩超”。一方面，中美實力迅速拉近，中國的GDP規模從占美國的1/8到2/3，用了不到30年時間，按購買力平價算，IMF和世行均認為中國已經超過美國。其他如科技、軍事、制造、貿易等指數也都呈快速追趕拉近之勢。但另一方面，“拉近”不等于“接近”，中國崛起不必然意味著美國衰落。中國GDP份額占全球總量從1980年的2%躍升至2019年的16%，而同期美國則一直保持大約25%份額未變。其金融、科技、軍事實力依然強勁，股市、匯市依然強勢，打壓對手的能力和手段依然強硬。過去40年經濟份額發生下滑的不是美國，而是歐洲（從35%到21%）、俄羅斯（從3%到2%）、日本（從10%到6%），其他多強面對中國崛起的心態也比較復雜，這一客觀現實讓多極化的發展更加曲折。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當下變局與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息息相關，美國正成為世界不穩定和不確定性增大的*大“亂源”。冷戰后，得益于全球化、信息化帶來的互聯互通和總體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世界經濟曾經一派繁榮，中國也實現快速崛起。但2008年金融危機暴露出美歐經濟的深層問題，揭示出全球化發展的不平衡性。美國擺脫危機的藥方不是刮骨療傷式結構改革，而是飲鴆止渴、轉嫁矛盾，使“痼疾”未除，新病再發。奧巴馬、特朗普等非傳統政治人物粉墨登場，正是美國經濟與政治關系錯位引發社會極化的結果。歐洲債務危機未果，又遭遇烏克蘭危機、難民危機、英國“脫歐”危機，禍不單行，經濟形勢始終沒見起色。為“讓美國再次偉大”，特朗普拋棄多邊主義、國際主義、自由貿易，借助民粹主義，大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挑起中美貿易戰，致全球化逆轉，自由貿易遇阻。美國經濟、股市靠霸凌和強權逆勢上揚，但根基不牢，難以持久。世界經濟則陷入整體性低迷，歐洲經濟低位徘徊，俄羅斯經濟不見起色，連一度被普遍看好的印度經濟也驟然減速失速，中國經濟開始進入“新常態”，特朗普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做法又加速了世界變局的演進。
一切事物的發展演變都是由矛盾推動的，百年變局是由“東西、南北、上下、左右”四大矛盾催生的，變局下的世界也將長期受這四大矛盾的困擾。
首先，東西矛盾凸顯兩大制度之爭。多重危機導致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神話破滅，中國理論、道路、制度、文化的全球感召力增強。世界范圍內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的較量，發生了有利于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深刻轉變！皻v史終結論”終結了，“中國崩潰論”崩潰了。美西方不甘失敗，對華發起新一輪意識形態攻勢，加大對華“政治戰”和“顏色革命”力度，對華“新冷戰”若隱若現，基于意識形態分野的東西“大對抗”山雨欲來。
其次，南北矛盾映射發展權利博弈。工業革命以來，北方國家占據產業鏈頂端，其優厚生活是依靠對南方國家的剝削獲得的。隨著南方國家群體性崛起，要求改變不公平體系的呼聲愈發高漲，雙方在規則和資源上的爭奪日趨激烈，北方國家不惜通過顛覆現有規則體系、重組產業鏈、科技“脫鉤”壓制南方國家發展。南方國家能否利用新一輪科技革命“突圍”“破局”，成為國際經濟格局轉型的關鍵。世界經濟合作阻力增大，以經濟戰、科技戰為特征的“大脫鉤”壓力日增。
再次，上下矛盾體現階級分化對立。分配制度缺
陷和貧富分化問題一直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痼疾，借助全球化浪潮，美國在世界兜售“新自由主義”改革，對資本“去監管”，造成世界經濟高度“金融化”，資本增值速度遠超勞動收入。窮者愈窮的馬太效應累積，1%與99%之間不平等加劇，“上”與“下”的階層愈發固化，“下”至“上”的通道愈發阻塞，導致全球范圍內各國階級矛盾普遍加劇，“占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黃馬甲運動”“黑人的命也是命”等社會騷亂此起彼伏，民粹主義大行其道，民眾憤怒不斷積聚，各國社會“大動蕩”愈演愈烈。
*后，左右矛盾折射發展方向困惑。當今世界，各國內部利益板塊重組、訴求日益多元、傳統政治共識瓦解、社會思潮日趨混亂。選擇市場還是政府、效率還是公平、獨享還是互利、融合還是分離等系列問題成為不同利益群體爭論焦點。關乎國家發展道路的指導思想出現混亂和真空，推動民粹主義思潮和運動向左右兩個極端挺進，“左”和“右”的交鋒趨于白熱化。全球各國對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國家治理模式、全球治理模式充滿了期待與渴求。全球范圍內，一場關于國家治理模式的“大爭論”漸次展開。
變局下，中美關系已然生變，中美戰略博弈成為決定世界百年變局走向的核心動力。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對華接觸讓位于遏制打壓，兩國的戰略競爭蓋過戰略合作，經貿摩擦、地緣博弈、涉臺港疆藏斗爭、意識形態對立成為常態，“新冷戰”之聲不絕于耳，“脫鉤”之勢加速演進。美國對華戰略也發生根本性轉變，即美國已經十分明確地將中國定位為主要戰略對手，并動用“全政府”力量和手段對華遏制。這種戰略轉變源于美國戰略界面對中國崛起時心態的轉變，更深層原因在于對中國崛起的“四個擔心”：擔心一個14億人口大國的崛起以及全面脫貧之后更大規模的消費群體的崛起，對美國和西方帶來資源能源等經濟上的挑戰；擔心一個世界僅存的同時對自身制度高度自信的社會主義大國的崛起，對美國和西方帶來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發展模式等政治上的挑戰；擔心一個尚未完全解決主權和領土問題，同時軍事現代化迅速發展、維權意志更加堅定的大國的崛起，對美國帶來軍事安全上的挑戰；擔心一個道義感召力和國際影響力日益提升、“一帶一路”建設行穩致遠的大國的崛起，給美國和西方帶來國際戰略上的挑戰。
從上述“四個擔心”不難看出：中美戰略博弈既有一定偶然性，更是中國崛起進入新階段的必然趨勢。這意味著，對美斗爭已成為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必須邁過的一道坎，成為“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中美對抗不會演變成冷戰式的兩極對立或陣營對壘。一則因為中美利益交融格局深厚，彼此都無法承受長期對立的代價；二則因為美國同盟體系和西方世界已今非昔比，歐美對華政策不盡同步，西方裂痕因疫情繼續擴大，中歐關系處于歷史*好時期；三則因為中俄關系總體堅固，美拉俄打中的愿望難以成真；四則因為日、印總體上仍希望左右逢源，兩頭得利。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美不會走向“新冷戰”，也難以成為“兩極”。
在中美博弈的帶動下，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開始變得愈演愈烈。自現代國際體系建立和全球化鋪展以來，全球地緣戰略中心在歐亞大陸、大西洋、太平洋地帶輪轉。二戰結束以致冷戰終結后一個時期，大西洋地區占據中心位置，美歐攜經濟、軍事、政治優勢，高呼“歷史終結”，大舉“北約東擴”，呼風喚雨，主導國際秩序。但自21世紀始，尤其是伊拉克戰爭之后，美歐關系日顯疏離，“大西洋越變越寬”，中國崛起則拉開了世界權勢東移的序幕，由此帶動東北亞復興、東南亞振興、印度崛起，亞太成為世界經濟*活躍的地區。而朝鮮半島、東海、南海、臺海地區安全形勢起伏不定，則使亞太地區同時成為全球潛在軍事沖突的高危區。從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到特朗普的“印太戰略”，戰略重心東移成為美國兩黨的共識和基本國策。受此驅動，俄羅斯“南下”，印度“東向”，澳大利亞“北上”，日本“西進”，連歐洲也遠道而來，寬闊的太平洋不僅驟然變得擁擠，而且從此更不太平，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分量遠非其他地區可比，已經成為全球政治經濟博弈的中心地帶和大國競爭的主要舞臺。
特朗普掀起的反全球化逆流加劇了貿易保護主義的回潮和大國之間的地緣經濟競爭。地理大發現拉開了從區域化到全球化的序幕，工業革命和科技革命則加速了全球化的進程，資產階級革命以資本和市場的力量摧枯拉朽、打破國界，使全球連成利益攸關的經濟體。冷戰結束后，信息化時代的來臨則真正使全球實現互聯互通、人員大流動、經貿大聯通，“地球村”概念應運而生。但隨著全球化的縱深發展，一系列新問題、新矛盾、新挑戰相伴而生也是不爭的事實，這是全球化的另一方面！疤乩势宅F象”的出現，正是美國過去近20年未能展開因應全球化和多極化的國家戰略轉型的結果。而特朗普執政后所采取的措施，不是順應全球化的方向進行內外戰略調整，而是以逆全球化的思維做反全球化的動作，諸如貿易保護主義、“中美脫鉤論”、“產業回流論”等。其結果，不僅未能根本改變美國的深層結構性問題，反而導致新的國際緊張。
“西方之亂”和“中國之治”的鮮明對比刺激了西方的敏感神經，加劇了大國之間的制度模式競爭。冷戰結束后國際政治的一個*突出變化，是中國的崛起及其背后所體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日益成熟和自信；相應的，是西方的式微及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叢生及其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制度的破損。“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的鮮明對比讓中西制度影響力的溫差開始凸顯，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的意識形態和兩種制度之爭嬗變為當前中美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較量。美國對華戰略的根本性轉變，不止為因應中國崛起帶來的權力轉移，更意在遏制中國發展模式對西式自由民主的巨大沖擊。蓬佩奧、納瓦羅、班農等美國反華人士念茲在茲、耿耿于懷的，也正是中國制度對美國制度的深刻挑戰。也正是基于此，美國將5G、孔子學院、留學生、自貿區等問題都打上了鮮明的“意識形態”烙印，對中國發展實施全方位遏制，以價值觀劃線施壓西方國家“選邊站”。無論愿意與否，主動或被動，中美大國競爭已經外溢到其他國家、多個領域，大國競爭時代已然到來。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百年變局 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成為世界百年變局的加速器和催化劑，其影響的深度、廣度和烈度空前。放眼疫情下的世界各國，可謂“哀鴻一片”——鎖國閉關、經濟停擺、股市跌宕、油價慘跌、交流中斷、惡言相向、謠言滿天，其沖擊力和影響力不啻一場世界大戰。
疫情突發使世界經濟雪上加霜，全球經濟大幅衰退，距離大蕭條僅有一步之遙！笆澜绻S”中國，*具經濟活力的東亞，全球金融、科技、航空、娛樂中心美歐，均遭重創，亞非拉各大板塊莫不傷筋動骨。世界經濟衰退遠超2008年金融危機，已是國際共識。疫情期間大國合作被競爭對抗所取代，促進經濟發展*寶貴的信心大受沖擊，全球供應鏈、產業鏈、需求鏈重新整合遙遙無期，全球化進程能否繼續推進面臨嚴峻挑戰。
新冠肺炎疫情突發及蔓延，凸顯了非傳統安全在全球安全中的重要性，同時也在以特別的方式警醒世人：在大自然面前，人類是渺小的；在共同的威脅面前，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同處于地球村中，人類是命運休戚與共的共同體。疫情本應倒逼人們重新思考非傳統安全的重要性，重新思考全球治理的重要性，但結果卻背道而馳。
面對疫情，中國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集中領導、統一指揮、協調行動、央地一體、相互幫扶、以人為本、科學管控，迅速控制住疫情，率先復工復產，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戰略成果，進一步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優勢。疫情使擁有全產業鏈優勢的中國成為全球抗擊疫情的“戰時兵工廠”，無論是疫苗研發，還是一批批口罩和呼吸機加速生產并對全球投放，無不彰顯了中國的工業基礎優勢，穩定的生產和抗疫成績讓其他國家看到“中國制造”的重要性和穩定性。疫情也展示了進入數字時代的中國所具備的強大科技力量，包括大數據、健康碼、快遞、疫情查詢系統、追蹤數據鏈、電子支付系統、網格化管理等，無不讓西方再次對中國科技的領先優勢感到震撼。
新冠肺炎疫情也把美國的混亂與衰落進一步暴露于世人面前。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在疫情期間不僅未擔起應有的全球治理責任，反而自私自保，又因政策失誤成為全球疫情重災區，感染和死亡人數居全球之冠，其慘象超過“9·11”事件，死亡人數超過越南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等5場戰爭之和，軟硬實力同時受挫，國際影響力大幅下滑。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美國不是以疫情的全球泛濫為鏡鑒進而強化領導責任加大全球治理，反而將其視為全球化之錯加速反全球化政策的推進；美國不是尋求國際合作解決醫用物資短缺等問題，而是狹隘地認定相關產業“在地化”“區域化”才是正途，大力推動產業回流；不是痛定思痛加強國際組織的能力，反而落井下石從世界衛生組織撤資，詆毀世界貿易組織的功效和貢獻，令全球治理陷入空前困境。在雙邊層面，新冠肺炎疫情本應成為中美關系的緩沖器、減壓閥或黏合劑，但陰差陽錯，反倒成為加劇中美博弈的變壓器、加速器或催化劑。為贏得連任，特朗普政府急于對華“甩鍋”，轉嫁矛盾，極端勢力迫不及待上下其手，抹黑打壓中國。疫情、選情疊加下，在中美關系不斷惡化的同時，美國經濟衰退、種族騷亂、社會動蕩的惡性循環也在不斷加速。特朗普打“反華牌”等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做法沒有起到效果，黯然敗選；而高舉科學抗疫旗幟的拜登*終入主白宮。然而，此次選舉帶來的美國政治社會全方位撕裂對立，將在未來四年持續地影響美國的戰略與政策議程。
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通過卓有成效的抗疫舉措，中日韓從全球*先受疫情沖擊的地區，變成全球抗擊疫情的標桿地區，凸顯出東亞文化、價值觀、集體主義精神、社會治理模式的獨特性和比較優勢，使大變局下亞洲文明復興的色彩更趨強烈，隨著中國加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又邁出關鍵一步，“西方不亮東方亮”的景象更加凸顯。而自詡為進入“后現代”的歐洲，在此次抗擊疫情中暴露出明顯的短板缺陷，“西方的缺失”成為歐洲各國共同面臨的問題。俄羅斯經濟、社會也遭受巨大沖擊，印度崛起勢頭受挫，大國格局面臨新一輪分化……
百年變局與國家安全 作者簡介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英文縮寫CICIR）是中國歷史悠久、研究領域寬泛、功能齊備的復合型國際戰略與安全問題研究及決策咨詢機構，研究領域覆蓋全球所有地區和重大戰略性、綜合性問題。其前身是1980年對外開放的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2003年更為現名。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現有研究、行政和輔助人員300余人，下設15個研究所、若干研究中心以及國際交流部、國際信息資料中心等部門。長期開展廣泛、深入、高端的國際學術交流，是博士、碩士學位授予單位，主辦發行《現代國際關系》（中文核心期刊）、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和《國際研究參考》三本學術期刊，2015年入選首批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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