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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國兩制”演變的法制節奏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9503833
- 條形碼：9787519503833 ; 978-7-5195-0383-3
- 裝幀：一般輕型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香港“一國兩制”演變的法制節奏 本書特色
本書從結構上分為引言、正文四編和結語。全書緊緊圍繞香港“一國兩制”的演變主題，側重以“法治”為主線，考察香港在基本法秩序下的政制發展、法治進步、兩制融合及社會變遷。在國家主導的“一帶一路”與粵港澳大灣區的新時代，尤其是十九大報告確定的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新時代，“一國兩制”的制度創造力及香港對國家的持續貢獻力一定能夠得到更大的結構性發揮。
香港“一國兩制”演變的法制節奏 內容簡介
本書是作者從事“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研究的重要成果集錦。作者通過從法學與政治學相結合的“政治法學”路徑對紛繁復雜的香港“一國兩制”模式進行抽絲剝繭式的解讀與分析，希望可以對有關部門、智庫、學者及一般公眾進行適當的思維啟發與制度詮釋。
香港“一國兩制”演變的法制節奏 目錄
錄●00/引言“一國兩制”進入有序融合新時代一、政制改革與法理論辯0/ 香港普選：民主對法治的僭越0/“小政改”定位與“公民推薦”改進0/“占中”低齡化突破政治道德底線0/ 港臺藝人言論折射地方性“尊嚴焦慮”0/ 功能界別對“港式民主”的意義0/ 白皮書進一步厘清中央與特區關系0/ “622”是不折不扣的假公投0/ 人大常委會如何“一錘定音”？0/ 普選國際標準不適用于香港0/ 人大決定成香港政改新基礎0/ 港式民主的“外援模式”0/ 國際法情結與“兩制”的內部裂變0/ 高度激進主義有損香港民主前途0/ 反“占中”游行推動民意結構化0/ “占中”運動失敗的八大原因0/ 重啟政改只能重走第三步0/ 后政改治港的新思路二、國家權力與香港法治0/ 香港“行政主導”的制度現實與問題化解0/ 特首在基本法秩序內之“超然”地位-00--00-/ “惡質拉布”的異化本質與治理思路/ “港獨……
展開全部
香港“一國兩制”演變的法制節奏 節選
-“小政改”定位與“公民推薦”改進-特首普選成為近年來香港政治生活的中心事件，成為官民之間、政黨之間、中央與特區之間頻繁互動與博弈的中心議題。2013年12月，特區政府正式啟動“政改咨詢”，為期5個月，如今已近尾聲，共識仍未達成。泛民派超越基本法的“公民提名”訴求依然強勁，而中央定調的“機構提名”亦無松動跡象，雙方之立場僵持及其“占領中環”的行動想象，已然導致香港政治社會的結構性分裂，2017年普選可能生變。民主需要底線共識才可健康發展，在此分裂趨勢下香港各界有識之士憂心忡忡，中間性的妥協方案漸露端倪。近期，張達明等18名學者提出具有妥協與中間化性質的“學者方案”，將政改討論收縮到基本法框架內，充分動用制度內資源和政改創制空間來彌合雙方立場分歧，推動政改共識形成。學者方案的*大亮點是“公民推薦”，以弱形式的“推薦”置換強形式的“提名”。學者方案的出現是香港社會政改辯論回歸理性的體現，但由于其方案設計的缺陷，尚不能充分彌合雙方差距，也存在對基本法的某種誤讀。一、被人為放大的政改此輪政改在一開始就被賦予了過度沉重的“民主負擔”，被泛民派視為香港民主化的要害，被定位為“大政改”。然而，如果我們仔細閱讀基本法，會發現此輪政改實際上只是“小政改”，即根據第45條第2款之普選目標而對附件一進行再修改，涉及的只是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改變，而不涉及基本法確定的政治體制的結構性改變。許多人并沒有搞清楚此輪政改真正的法律屬性。對這一法律屬性的認知必須回歸基本法的體系解釋。基本法建立了兩軌制的修改程序：一是針對“正文”的修改，按照第59條進行；二是針對三個附件的修改，按照附件各自給定的程序進行，“五步曲”來源于此。此輪關于特首普選的政改在法律上屬于附件一的修改，其與正文的關系是通過修改附件落實基本法第45條確定的普選目標。在法律功能上，“正文”確定的是政治體制及其原則，“附件”確定的是對原則的補充與細化方案，二者之間存在主次關系。這一主次關系的法理基礎在于“絕對憲法”和“相對憲法”的區分（施米特），前者涉及香港根本政治體制，后者涉及程序和技術安排。這樣我們便可理解政改咨詢文件直接從“提名委員會”切入，而排除“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的法律基礎了。進一步，由于基本法在第45條已經確定了普選的原則框架：“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選產生”，這就決定了此輪政改的“小政改”定位，即只解決兩個主要問題：**，提名委員會如何“參照選舉委員會”而具有適合普選提名的“廣泛代表性”以及“民主程序”；第二，350萬名合格選民如何“一人一票”選舉出特首。其中，提委會提名只是特首普選的功能性、輔助性程序，選民“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才是普選的重心與關鍵。然而，經過泛民派的充分發酵，此輪政改被以偏離基本法的形式進行了雙重放大：**，將作為普選輔助環節的“提名”放大為普選的重心，提出了基本法之外的“公民提名”，導致政改咨詢與討論嚴重“失重”；第二，將有無“公民提名”和泛民派代表是否“入閘”作為普選“真假”的唯一標準。這種放大的法理基礎不在于基本法，而在于所謂的“國際標準”，比如人權公約的寬泛界定以及國際專家的權威意見，然而這些均不足為憑，因為根據基本法第39條，人權公約必須通過特區法律予以實施，而國際專家意見只能作為不具任何法律權威性的參考。這種人為的放大盡管可以理解為政治派別的博弈策略，但也必須見好就收，尋求妥協與共識，將討論框架從國際移回國內，將討論重點從“提名”移向“選舉”，將“大政改”想象回撥到“小政改”定位。二、機構提名的開放性若以上述“小政改”定位評估中央立場和學者方案，我們可得出兩點結論：**，中央立場是嚴格的基本法解釋性立場，以提名委員會為中心展開普選設計，“廣泛代表性”是機構的代表性，“民主程序”是機構的民主程序，這在法律和法理上均站得住腳；第二，學者方案盡管回避了“公民提名”，但由于將“公民推薦”與“機構提名”分離且對“機構提名”做出了非機構化的安排，細節設計不夠，在立場上依然偏向“泛民”，并預伏下推薦人選不被“提名”的危機對抗。目前的“公民推薦”方案還不能稱為真正中間性的方案，需要按照“小政改”定位重新調整：取消“公民推薦”與“機構提名”的分離安排，將前者作為后者的一個程序環節。這就涉及對“公民推薦”法律屬性的認知。“公民提名”直接與機構提名權相沖突，但“公民推薦”并不與之沖突，而是可以吸納整合入機構提名之中。如何在法律上納入呢？第45條要求提委會按照“民主程序”提名，何謂“民主程序”？目前的理解集中于一種“選舉式提名”，即提委會委員“一人一票”選出候選人才是“民主”，這可簡稱為“1/2入閘”模式，確實體現了提委會的機構法人意志，但卻是必要而不充分的。這里的“民主程序”顯然應具有充分的開放性和進階性，在制度邏輯上應包含“公民推薦”和“比例預提名”（如1/8）。因為提委會無論如何具有“廣泛代表性”，選民或委任團體在其組成過程中只是發出了抽象的“提名”賦權，并未發出具體的“人選”賦權，因此在提名何人為正式候選人問題上仍然需要“問政于民”，需要委員們的“比例預提名”。如果直接由1200名委員投票選人，在程序上甚至無法操作，因為在邏輯上必然需要由其他“主體”提出非正式名單。由此，機構提名的民主性便體現為其充分的程序開放性，可以容納“公民推薦”和“比例預提名”，這樣就將形成一個“三階段”的機構提名模式：**，由“公民推薦”程序產生較為寬泛的“民意參選人”，可以設定2%—3%的選民推薦門檻，產生一個30人名單作為提委會“預提名”的參考，但不具有強制性和排他性；第二，提委會委員“比例預提名”程序，可維持選委會1/8的預提名門檻，合比例委員參考但不限于公民推薦結果進行預提名，產生一個6—8人的“預備候選人”，具有強制性和排他性；第三，提委會全體委員“選舉式提名”程序，每名委員限選3人，以過半數為標準，體現機構整體法人意志，*終產生一個不超過3人的“正式候選人”。至此，提名程序終結，普選啟動。總之，在基本法的“小政改”定位下，通過擴展機構提名“民主程序”的開放性，可以有效吸納“公民推薦”的合理因素，且通過“三階段”層層設限，民意、委員、機構之間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合作與制衡，體現了共和主義的審慎美德。循此，則被人為放大的“提名”之爭或可化解，香港民主化可期進入法治理性軌道。(本文原載于香港《大公報》2014年4月24日)-“占中”低齡化突破政治道德底線-政改咨詢結束后，建制派和泛民激進派圍繞“占中”展開了激烈的動員與反動員博弈。針對泛民激進派“學民思潮”對全港中學生的普泛動員，建制派團體“幫港出聲”近期發信各中學，指明“占中”違法，可能損及學生安全和前途利益，希望校方與教師恪盡監護之職。馬恩國律師更指出，如學校與教師監護不力，家長可依法追償。泛民激進派則號稱中學生參與“占中”是“民主學習”，是為香港“爭未來”。一方申明法治言之鑿鑿，另一方標榜“民主”義正辭嚴，“占中”議題竟然凝聚起了香港社會關于道德與法律、民主與法治的大辯論。事實上，以“公民抗命”自詡的“占中”運動在香港這樣一個民主化的法治社會一直受到各種非議，但批評者所依據的形式主義法治觀卻不足以擊中“公民抗命”的真正要害。“公民抗命”素以道德正當性回擊違法性指責，申明其所追求者為一種高于實證法律的共同體正義觀及其制度愿景。但正因為“公民抗命”的全部合法性在于其標榜的共同體道德，因此“占中”動員中的“低齡化”恰恰突破了這一屬于根本目標的道德底線，突破了民主游戲的成人邊界，撕裂了共同體的價值基礎和對未成年人的保護承諾，值得泛民激進派嚴肅檢討。一、違法性指責未擊中“占中”要害“占中”運動源于香港的普選議題，雙方爭議的焦點不在于普選投票，而在于提名機制。設若基本法未規定“提名委員會”，則爭議將失去法律焦點。作為“公民抗命”，在邏輯上一定要存在一個命令，也就是一個被運動領導者認為不符合共同體正義觀的“惡法”。在泛民派的政治意識中，這個“惡法”就是基本法中的提委會條款，具體而言是中央和特區政府咨詢文件中對提委會實質性、唯一性、權威性的官方解釋。吊詭的是，這一“惡法”尚未成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實證法，基本法中的這一條款只是一個關于特首普選安排的目標。因此，如果一定需要法律焦點的話，由于提委會要“參照選委會”組成，按照純粹民主原理，他們一定認為之前的“推委會”“選委會”同樣是“惡法”。正因為所“參照”的對象在本質上反民主，他們才提出了超越基本法、超越“參照”要求的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訴求。在泛民派的激進理解中，如果2017年普選不能容納嚴格的“公民提名”，就是“假普選”，就是政治篩選，“愛國愛港”標準的提出更加深了這一憂慮。為此，泛民激進派不惜對在“公民提名”上出現妥協趨勢的泛民溫和派進行攻擊和要挾，并激進地深入中學生群體進行非常規動員。普選被簡單化為公民提名，而手段就是“占中”。面對洶涌而至的“占中”動員，中央、特區政府以及建制派異口同聲進行違法性指責，并訴諸法律追懲。“公民抗命”作為一種古老傳統，可遠溯至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被雅典法律判處死刑，這是西方政治文化的重大象征性事件。20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風起云涌，美國學者比多（Bedau）編選了一本“公民抗命”文選，指出這一傳統*有影響力的三個源頭是蘇格拉底、梭羅和馬丁·路德·金。整體來看，“公民抗命”具有守法和違法的雙重性：違法者，公民指稱違反共同體正義觀的是具體的法律或政策，主要是其中引導性和限制性的“行為條款”，公民因不認同和追求改變而違法；守法者，公民服從有關法律規范中的“責任條款”，承認行為的形式違法性并愿意承擔法律責任。因此，蘇格拉底就是“公民抗命”的典型，他在良心和行為上違反雅典法律關于信神和教育的規定，但又服從雅典法律的責任條款和司法判決。“公民抗命”在法律形式上接近“違法”，在道義高度上接近“革命”，既被嚴肅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視為社會與秩序進步的良性機制，又常常由于無法嚴守道德邊界和有限動員原則而遭到政治壓制和民意拋棄。被民意拋棄的“公民抗命”，猶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占中”作為一種“公民抗命”，本身無法擺脫這一傳統內含的困境，嚴格而言是在政治冒險和民意賭博。當然，作為政治行為，這在邏輯上可以理解。不過，無論是“占中”領導者的個人前途，還是“占中”本身對香港社會長遠利益的道德維護，都需要“占中”動員保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行為尺度，濫用“占中”的道德正當性資源，比如將未成年中學生動員進來，只能適得其反。如果警務部門、教務部門和家長群體多數反對，“占中”很可能在超限動員中自我折損。二、低齡化參與有悖民主社會政治道德建制派此次正是抓住了泛民激進派超限動員的道德弱點，在中學生參與議題上予以集中反擊，有利于獲得執法部門與社會公眾的理解、同情與支持。但建制派在理由上仍然主要援引民事監護條款、安全、前途利益等常規論據，未充分揭示“占中”動員低齡化對政治道德底線的突破。對手段正當性的評價有兩種模式：一種是馬基雅維里式的“目的論”，即為了某個正當目的，可不擇手段追求；另一種是現代法治的“比例論”，即手段選擇必須與目標相稱。社會運動中的動員作為一種政治手段，其正當性評價在原理上依賴于比例分析。馬基雅維里的“目的論”支持一種超限動員，但只有在緊急狀態下才可證立，比如革命動員或者戰爭動員。民主法治社會的常規動員應嚴守民主法治的道德邊界，比例分析同樣依賴于對這一道德邊界的確認。這一道德邊界，簡單說來就是“民主是成年人的有限的政治游戲”。“占中”發生的環境是一個典范的法治社會和一個民主化社會，普選是在既有民主基礎上的優化，而不是民主與專制的生死戰。“占中”動員既不是革命動員，也不是戰爭動員，沒有正當的超限動員理由。“占中”派所稱的“民主學習論”也不成立。胡適也說過通過民主學習民主，但限于成年人之間。未成年人（中學生）在法律上屬于家庭、學校和社會的教育和監護對象，在知識心智和政治心智上均不夠成熟，需要共同體予以特別保護，這一保護顯然包括不卷入爭議極大的政治運動。香港具有完備的現代教育體系和漸然鞏固的民主法治體系，中學生有充分的資訊自由和學習機會對民主原理加以了解，也有充分的機會在成年后投身政治。但如果早早將其拋入“民主”街頭，其后果很可能是：**，只看到街頭民主，未看到議會民主，養成一種將民主例外當作常規的畸形民主觀；第二，過早浸染“公民抗命”的違法性教育，但又無法透徹理解形式違法所根植的共同體道德以及理性節制倫理，可能嚴重削弱青年一代的守法意識和法治信仰根基；第三，過早地在中學生與監護人（家長、學校、教師、社會）之間制造價值紛爭與政治分歧，撕裂監護關系的信任根基，更可能危及后續教育的有效實施，甚至誘導中學生模仿街頭運動惡化中學校園治理環境。總之，政府和建制派的違法性指責并未擊中“占中”要害，“公民抗命”的道德教義早已為公民違法進行了“道德祝禱”，而法治在嚴格的現代憲法理論上也并非*高價值，需要與民主、自由、共同體道德等進行溝通調適，法律變遷正是這一調適過程的產物。但變法需建立在正當程序和理性商談基礎上，“公民抗命”如運用得當，可以改進這一商談環境，提升共同體道德認知與法律評價的水準，但如毫無共識和節制，超限動員，一味對抗，就與“公民抗命”的道德前提及理性目標背道而馳了。(本文原載于香港《大公報》2014年5月21日)-港臺藝人言論折射地方性“尊嚴焦慮”-2014年5月初，臺灣地區歌手陳升拋出反服貿、反陸客言論，為當時港臺共同的“反中”氛圍再添砝碼。與之呼應的前期事件是香港演員杜汶澤對內地網民的侮辱言論，以及香港街頭內地童便風波。杜汶澤亦有支持臺灣反服貿言論。這些藝人的此番言行在平時只是一個孤立的娛樂事件，至多通過常規娛樂公關手段即可平息，然而此次兩人同時發聲，其背景卻頗為敏感：一為臺灣反服貿的“占領立法院”運動，一為香港激進“民主派”關于特首普選的“占領中環”動員。藝人“反中”已不是孤立和個性化的娛樂事件，也難以確定他們是在借機“炒作”。我們應當認真對待港臺藝人群體的這種聲音，即為何不問政治的他們會加入“議員、教授、學運領袖、社運領袖、普通市民”等組成的反對陣營呢？對內地（大陸）頻頻展現的“經濟關懷”和“家國宏大敘事”為何越發不敏感？筆者從中看到了港臺部分精英群體的“尊嚴焦慮”，在此焦慮之下，他們不惜“小事化大”，偏離常識，罔顧文化情感，為政治抗議簡單站隊。富裕并活躍起來的內地民眾對此符號化與集體化“侮辱”言論自然也絕不退讓，言語攻伐日近底線。這里的背景與原因極其復雜，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如果不對這一情緒進行有效化解與管控，則兩岸互動、央港互動數十年積累之默契、諒解、機制與成果恐不斷耗竭，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一、“反中”的本質是地方性“尊嚴焦慮”歌手陳升明確表示對兩岸交流“經濟優先”的反感，并對比了兩種臺灣邊緣化后果：**，順簽服貿協議，經濟或有提升，政治與生活方式恐遭邊緣化；第二，堅決反對服貿，則經濟或許邊緣化，政治與生活方式則得以保留。情急之下，陳升表示談統一的前提是“大陸人先學會上廁所關門”。從其言語邏輯來看，并無明顯“臺獨”傾向。再看杜汶澤的具體言論，主要涉及對內地網民言論的某種反感，其中提及了“非法下載”等侵權現象，激烈言辭大多是藝人個性使然，但無明顯“港獨”傾向。因此，盡管有“反中”嫌疑，但達不到“對抗”內地程度。藝人生活無憂，自然是有資格思考“尊嚴”問題的，……
香港“一國兩制”演變的法制節奏 作者簡介
田飛龍，江蘇漣水人，現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憲法與政治理論、行政程序法、港澳基本法、全球治理與憲制。兼任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黨內法規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臺港澳交流促進會理事、中國人民大學臺灣法律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南開大學臺港澳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一戰線高端智庫駐站研究員、香港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副秘書長、澳門濠江法律學社副理事長。譯有《聯邦制導論》《美國革命的憲法觀》等10部；著有《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香港政改觀察》《政治憲法的中國之道》等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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