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一掃
關注中圖網
官方微博
本類五星書更多>
-
>
清通鑒(全四冊)(精裝)
-
>
明通鑒(全三冊)(精裝)
-
>
跨太平洋的華人改良與革命 1898-1918
-
>
天有二日（簽名鈐印特裝本）
-
>
歐洲至暗時刻（1878-1923）：一戰為何爆發及戰后如何重建
-
>
(精裝)奧托·馮· 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建立
-
>
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中國的近代轉型與傳統制約 版權信息
- ISBN：9787220121876
- 條形碼：9787220121876 ; 978-7-220-12187-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的近代轉型與傳統制約 本書特色
◆學術界一直熱衷于談論中國的近代轉型，既為轉型，免不了除舊布新。是否“傳統”即意味被摒棄的“舊”，“近代”則是解決之道的“新”，“近代”與“傳統”一定截然對立？是否“近代的”一定等于“西方的”？作者通過十余篇論文，撥開歷史的迷云，在史實的厘清中，也論述了對于這些問題的思考。 ◆本書時間跨度從咸同時期到民國時期，涉及太平天國、科舉制度、近代軍閥、對外通商、義和團等重要歷史事件，以及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梁啟超、宋教仁、孫中山、胡適等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覆蓋了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領域，內容廣博，史料豐富。 ◆各篇文章都在前人研究基礎之上，提出了*到的見解，且論證清晰。例如，對于廢除科舉制度的意義，一向以被肯定為主，而作者卻探討了其與民初軍閥混戰、黷武主義盛行的深層關系，明確指出西方的文官考試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國科舉制度的影響。 ◆作者不僅具有深刻的歷史洞察力和史學功底，還擅長跨學科的視角與方法，如利用經濟學理論研究“租賦關系”與太平天國困境的關系，以及清季“自開商埠”等。 ◆正如作者所說：“近代化對中國傳統而言是一個價值再造的工程，經歷一番再造功夫之后，承續有傳統文化部分內核的新的中國文化將會更加光彩照人，成為工業化時代世界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的近代轉型與傳統制約 內容簡介
鴉片戰爭后的中國，傳統與近代的關系問題一直貫穿重大歷史事件，也備受不同時期的學界關注。本書即為*名學者楊天宏教授以“中國的傳統與近代”為主題的論集。全書分為“近代初期的補苴改良與傳統制約”“政治思想的轉型與制度變革的艱難實踐”“限制通商與欲罷不能的開放政策”“中西文化沖突與反教政治運動”四部分，共收論文十九篇。通過客觀而*到的論述，本書能帶領讀者重新認知歷史轉型的各個方面，從而更有助于理解當時中國所面臨的種種問題，以及“近代”與“傳統”各自的使命、局限和相互的糾纏。
中國的近代轉型與傳統制約 目錄
近代初期的補苴改良與傳統制約
咸同時期清朝權力結構的變化
一、權力重心由中央向地方的轉移
二、權力構成的明顯變化
三、錯綜復雜的致變因素
四、權力結構變化的作用與影響
曾國藩集團與清廷的矛盾
一、劍拔弩張的君臣關系
二、曾氏轉而“謙卑遜順”的原因
三、雙方矛盾對晚清政局的影響
近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變化與李鴻章的海防戰略
一、近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變化
二、李鴻章調整國防戰略重心的構想
三、李鴻章對近代海防的規劃與建設
四、李鴻章海防建設功敗垂成的原因
五、結論
太平天國的租賦關系
一、太平天國區域內租賦關系的特點
二、太平天國租賦關系的扭曲變形
三、太平天國田賦政策的補充形式
四、結論
漢滿新舊：袁世凱與清廷關系述略
一、日漸升級的“兩造”沖突
二、言人人殊的矛盾定性
三、復雜深刻的政治影響
政治思想的轉型與制度變革的艱難實踐
科舉制度革廢與近代軍閥政治興衰
一、科舉革廢之議及其認識誤區
二、西方國家對中國考試制度的借取
三、科舉廢除后文武地位的變化
四、“黷武主義”與近代軍閥政治的興衰
五、結論
論《臨時約法》對民國政體的設計規劃
一、政體選擇：因人而異
二、權力體系：異構多元
三、實施條件：顧此失彼
四、結論
梁啟超與宋教仁的議會民主思想
孫中山經濟思想中的所有制模式
一、孫中山的土地所有制構想
二、孫中山的企業所有制構想
三、“民生社會主義”的內容與實質
四、結論
“人權”討論與胡適的政治思想
一、“健全的個人主義的真精神”
二、“要爭我們的思想言論出版自由”
三、“人權與約法”關系辨析
限制通商與欲罷不能的開放政策
鴉片戰爭前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
清季首批“自開商埠”考
清季自開商埠海關的設置及其運作制度
自開商埠與清季外貿場域的發育
一、清季自開商埠的數量與類型
二、自開商埠的地域分布及其成因
三、自開商埠與清季外貿場域的發育
四、結論
中西文化沖突與反教政治運動
甲午戰后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情愫
普法戰爭與天津教案
一、普法戰爭爆發消息傳到中國的時間
二、普法交戰狀態下的遠東國際關系
三、普法實力對比與戰爭結果預測
四、法國戰敗后清政府對津案的處理
五、結論
義和團“神術”與清廷對外宣戰
一、義和團“神術”的底蘊
二、“神術”盛行的社會基礎與文化背景
三、“神術”進宮與清廷對外宣戰
四、結論
中國“非基督教運動”歷史考察
一、“非基督教運動”爆發的原因
二、“非基督教運動”中的社會思潮
三、“非基督教運動”的社會反響
四、結論
1920年代中國的“信教自由”論戰
一、“北大五教授宣言”引發的論戰
二、思想論戰中的政治氣息
三、論戰對非基督教運動的影響
四、結論
展開全部
中國的近代轉型與傳統制約 節選
科舉制度革廢與近代軍閥政治興衰 1905年9月，清廷準袁世凱、張之洞等聯銜所奏，諭令自丙午（1906年）科始，停罷科舉。至此，清季持續多年、為中外人士深切關注的科舉存廢之爭，終以近代學校教育取代科舉制度宣告結束。科舉制度的廢除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嚴復嘗稱此舉“乃吾國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言其重要，直無異古之廢封建、開阡陌”。 美國學者羅茲曼（Gilbert Rozman）視廢科舉為“新舊中國的分水嶺”，認為它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轉折點”。近年來，國內學者亦紛紛從文化及社會制度新陳代謝角度，論說科舉制度廢除的意義，相關成果不勝枚舉，其中肯定性質評價居主導地位。 鄙意以為，清季為發展近代學堂教育、培養人才而廢除科舉制度，其推動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作用毋庸置疑。但也應看到，科舉制度畢竟與西方以專業人才培養為特征的近代教育制度不同，其主要內涵在于以公開的競爭性考試選取政府官員并以此維系“文治”社會的存在，若輕易將其完全否定而又善后乏術，結果將是災難性的。事實上，民初軍閥混戰、黷武主義盛行即與此有關。為證明此點，本文擬就清季廢除科舉制存在的認識誤區展開分析，并將同期中、西方對考試制度的不同取向做橫向比較，以證其偏頗。以此為基礎，文章將以科舉廢除后傳統的重文輕武觀念被尚武精神取代這一價值轉換作為切入點，考察科舉廢除與近代軍閥政治興起的邏輯聯系。由于這一問題頗為復雜，窮盡其內涵殊非易事，本文所論，只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初步嘗試，至于探幽發微的研究，尚須俟諸來日或來者。 一、科舉革廢之議及其認識誤區 批評科舉制度者，唐宋以還，歷代均不乏其人。季明以后300余年，“封建”統治漸入末造，社會矛盾尖銳，國家需才孔亟，而真正能夠匡時濟世之人才，九州之內，每難其選。由是朝野人士對這一制度的批評漸趨激烈，革廢之議見諸文牘章奏者，比比皆是。科舉制度歷1300余年的發展演變，積久弊生，遭受批評，良有以矣。像顧炎武那樣對科舉制度持激烈批評態度的著名思想家，洞悉幾微，識力超群，所言誠不可謂無見。然而，稍加留意亦不難發現，截止科舉制度廢除，國人對該制度的批評大多局限在教育這一特定層面：對“時文”的批評主要是從內容和形式兩方面表達對科考的不滿，用非所學，學非所用，不利于培養及選拔人才，尤為鋒鏑所指；而對科舉壓抑新式學堂的指控，則主要著眼于新式教育發展。這類批評顯然有失偏頗，存在明顯的認識誤區。因為就內涵而言，科舉制度不僅是傳統教育制度中的一個環節，而且是一種體現文治精神的政府官員考選制度。純從教育角度審視，科舉制度確實難以適應近代社會的需要。然而從以公平考試的形式來選拔國家文職官員的角度審視，在未找到這一制度的功能替代物之前，率爾將該制度全盤否定，并非明智之舉。 討論這一問題須把握中國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以及不同時代對于教育的特殊需求。傳統中國社會是以宗法制為基本特征的農業社會，政治上表現為君權至上，君主統治“萬世一系”；思想文化領域自漢“罷黜百家”之后，儒術獨尊，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科舉制度正是適應中國社會基本特征，在總結隋唐以前官吏薦舉制度利弊的基礎上，逐漸建立并發展起來的。科舉考試注重儒家經典的闡釋并不偏頗。正是通過以“四書文”為特定內容的考試，學子們普 遍認同了儒學包含的綱常名教，從而使作為四民之首的“士”在入“仕”之前與官方意識形態保持一致。加之科舉制度所造成的雖數量不大、卻客觀存在的社會不同階層的上下流動，限制了類似西方中世紀那樣的特權階級的產生，對中國社會的穩定起到明顯的作用。1733年雍正帝頒布上諭指出：“國家以制科取士，所以覘士子所學；而士子所學，關乎世道人心。”亦道明了以“時文”為主要測試形式的科舉取士制度對維系世道人心的作用。那種以為“時文”不過雕蟲小技，與國家治亂興衰初無關涉的見解，于中國傳統的政學關系，實在還蒙著一層隔膜。 科舉制度注重學子對于“性命之學”的修養功夫，以為安身立命的根本既定，一技之長則可置諸可有可無之列。這種取舍標準若是遲至工業化社會才提出，固應引為詬病。然而，科舉時代的中國尚處農業社會發展階段，社會分工還接近原始，專門之學少有成熟者，專門之業也多未形成。民國初年，社會分工有了一定發展，相當一些在新式學堂獲得文憑的“知識分子”都還在為謀取一份能夠發揮一技之長的工作犯愁，被迫“改行”的人為數不少。試想，在清或清以前時代，若將科舉變成專業人才考選，這些專業人才到何處去尋找用武之地？質言之，科舉是前工業化時代政府官吏的考選制度，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專業人才選拔制度。既是考選官吏，考試內容當然不能過于專業化。清末以學貫中西著稱的辜鴻銘在與端方討論中國官吏是否“亟須講求專門學問”時，說出一段令端方無法辯駁的高論： 竊謂學問之道，有大人之學，有小人之學。小人之學講藝也，大人之學明道也。講藝，則不可無專門學以精其業；至大人之學，則所以求明天下之理，而不拘拘以一技一藝名也。洎學成理明以應天下事，乃無適而不可，猶如操刀而使之割，鋒刃果利，則無所適而不宜。以之割牛肉也可，以之割羊肉也亦可，不得謂切牛肉者一刀，而切羊肉者又須另制一刀耳。 辜氏在清末民初每被目為“怪人”，也許正因為“怪”，他才看透了一般人看不透的事理。這并不意味著無須講究專門之學。就學用關系論，科舉取士注重藝文楷法，但為官治事則需要諸如法律、農 桑、水利、鹽鐵等方面的知識，非科目之學所能濟事。故一般士子僅將“時文”當作敲門磚，仕途之門打開后，還得研習為官之道及相關學問，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科舉制度下學用分離的缺憾。 另外，批評科舉制度“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的人還有一個嚴重的疏忽，即忽略了幕府制度的存在為科舉獲售卻不懂專門知識 者在官場立住腳跟可能提供的臂助。幕府制度是中國官僚制度的一種補充形式，各級官吏周圍都結集著一定數量的幕僚。幕僚的作用類似現代秘書，但地位比秘書高，故民間有“師爺”之稱。為人師爺須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或工于謀劃，或精通律令，或擅長賦稅關榷之征，或善為章奏疏表之文。由于專業性很強，學為師爺也就成了一門學問，有專門的授業之師。清代浙江紹興以出師爺聞名，正像湖南盛產吃苦耐勞的兵士一樣，故有“紹興師爺湖南兵”一說。專業化的“師爺”進入幕府，使作為“幕主”的官員得以從各種專門之學中超脫出來，使“外行管內行”不僅成為必要，而且成為可能。在晚清，一些著名的封疆大吏都千方百計羅致幕僚。像曾國藩、張之洞等官吏，幕府人才均盛極一時。曾國藩從政的20余年間，幕僚總數超過400人。舉凡政治、經濟、軍事、洋務、外交、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人才，均匯聚曾氏幕府。曾國藩幕府能集中如此多的人才，按照李鼎芳的說法，并不是由于曾氏專業知識超群，而是由于他“道德足以感人”，“令名足以信人”，“性情足以近人”，“才能足以服人”。曾氏在近代歷史上的事功表明，在幕府制度存在的前提下，以辜鴻銘所說的“大人之學”考選官吏，并非毫無道理。 至于科舉阻礙新式學堂的發展一說，看似符合客觀事實，其實也有認識誤區。在科舉尚存的時代，士子多不愿到新式學堂肄業，故清末朝廷廣興學堂的諭令，每成空文。但深入探究則會發現，對于新式學堂不克發達而言，科舉不過是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而已。 科舉與學校教育內涵不同，從社會功能上看，兩者并非不能互補，因而本來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問題出在國家的“政策導向” 上。傳統中國社會奉行“重農抑商”政策，把農業視為“本”業， 把工商視為“末”業。新式學堂講授各科，農學而外，多屬“末 技”，囿于傳統，學子自然裹足。此乃政策及傳統觀念之過而非盡關乎科舉之不良。更重要的是，國家“政策”給予科舉士子諸多好處。朝廷命官，科舉出身方為“正途”，其他則系左道旁門；讀書人一旦獲得功名，即便不入“仕途”，亦可享受免卻錢糧勞役的優待，成為有社會地位的士紳。利祿所在，眾必趨奉。連嚴復這樣的杰出人才也未能免俗，留學歸國后仍以沒有科舉功名為憾，多次參加鄉試。等而下之者，自然更難脫俗。陶模將“利祿之途仍在科 目”視為學子不愿舍棄科舉的原因，是頗有見地的。如果國家廣開利祿之途，俾新式學堂出身者亦可享受各種殊榮與實惠，按照沈毓桂設想，“此假八股取高第，彼亦以格致取高第”，則學堂未必不能與科舉比肩并立。 事實上，在1895年之后的10年間，朝廷已開始謀求變更科舉的形式與內容，試圖讓科舉與學堂能互補共存，在科舉考試上表現出吸納或包容西學的傾向。戊戌正月，朝廷開經濟特科，分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考工6門，“按西制凡由公學卒業者，給以文憑作為出身，蓋合制科于學堂也”。值得注意的是，考卷中引用西學也開始成為時髦。傳教士明恩溥在《中國的農村生活》一書中描述說： 在一段時間里，考試的題目明顯染上了西學的色彩。那些能夠在答卷中多少顯示一點西學知識的考生，幾乎都可以確保獲得功名。對于極為簡單的數學、地理或天文問題的正確回答據說也可以得到某種成功的回報。甚至有人言之鑿鑿地說，某地的一位考生因為寫出了摩西十誡，稱之為西方的法典，也獲取了功名。 當時還是童生的吳玉章參加了1902年的科考。他后來回憶說： 開考后，“我便把學到的‘新學’盡量地塞進考試的文章中”，結果縣試和府試均成績甚佳，府試還得了**名，并得到閱卷人“此古之賈長沙，今之赫胥黎也”的批語。 顯而易見，近代國人就廢除科舉所做的討論存在嚴重的認識誤區，對科舉制度弊端的認識基本局限在教育這一特定范圍，并沒有 認真考慮在教育之外，同時具有銓選政府官員這一政治功能的科舉制度在維系傳統社會穩定和發展方面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否存在通過變通適應時代發展的潛在可能。 由于庚子以后國人思想的激進化開始加速，謀求問題“根本解決”逐漸成為時代的呼聲，于是局部改良也就被認為于事無補。1901年八股取士廢除后，科舉制度受到的攻擊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有增無已。1903年冬，張之洞、張百熙等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主張自丙午科起，遞減科舉中額，期以10年，“取士概歸學堂”，“破”與“立”均在考慮之中，尚不失穩重。190年春，日俄戰爭爆發，日本獲勝，國人大感意外。論者咸謂日勝俄敗乃立憲戰勝專制，于是立憲之議騰起，而立憲人才培養則被視為立憲能否成功的關鍵。在這種情況下，遞減科舉中額的辦法也被認為緩不濟急。1905年秋，立停科舉之議提出并獲朝廷允準。于是，甲辰（1904年）恩科也就成為中國科舉制度史上*后一場科試。而沿襲千年的科考制度，也隨著教育制度的新陳代謝，被“現代化”浪潮 徹底淹沒。
中國的近代轉型與傳統制約 作者簡介
楊天宏，歷史學博士，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學科領域跨越政治、法律、宗教、外交，成果豐碩。已出版學術著作9部，譯著2部，發表論文百余篇，其中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發表32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課題1項，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1項，國家社科基金年度課題3項。獲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2次，二等獎1次，三等獎4次。
書友推薦
- >
朝聞道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
- >
人文閱讀與收藏·良友文學叢書:一天的工作
- >
伯納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 >
二體千字文
- >
新文學天穹兩巨星--魯迅與胡適/紅燭學術叢書(紅燭學術叢書)
- >
煙與鏡
- >
羅庸西南聯大授課錄
本類暢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