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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談話從何處來:追尋鄧小平的思想軌跡 版權信息
- ISBN：9787220120473
- 條形碼：9787220120473 ; 978-7-220-12047-3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南方談話從何處來:追尋鄧小平的思想軌跡 本書特色
*鄧小平“南方談話”——既是影響歷史的重大事件，又是博大精深的思想寶庫。*“我們與鄧小平有緣”——偉大的歷史中潛藏著我們打開社會現實這把鎖的鑰匙。
南方談話從何處來:追尋鄧小平的思想軌跡 內容簡介
南方談話是憑借其很好特質，在特定歷史背景下開展的一次具有深遠影響的歷史行動。本書圍繞南方談話，尋找新視角，發掘新史料，運用新方法，從靠前國內特定歷史背景、思想內容及理論發展階段、重大理論實踐和現實指導意義等方面，用理論聯系的邏輯體系整合起來，形成與已有成果不同的對南方談話的再研究。本書研究三個方面內容：梳理南方談話主要理論問題形成的思想脈絡；考證南方談話相關史實細節；探索南方談話的思想與實踐意義。 細致梳理關于南方談話中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的思想發展過程，有助于我們真切理解南方談話精神，獲得經驗和啟示，從而更好地指導實踐。南方談話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發展目前的豐碑，為中國打開了現代化道路的新局面。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條件下，其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南方談話從何處來:追尋鄧小平的思想軌跡 目錄
序?? 言： 南方談話：關鍵時期的關鍵抉擇 / 001
導?? 言 / 001
一、研究的問題 / 001
二、對已有研究的回顧和展望 / 006
上 篇 時間·人物
**章 南方談話產生的歷史節點 / 015
一、南方談話發表時的國際形勢 / 015
二、南方談話發表時的國內形勢 / 017
第二章 鄧小平的個人特質與南方談話的產生 / 021
一、鄧小平善于使用“談話”的工作方法 / 022
二、鄧小平具備唯物辯證的思維方法 / 041
三、鄧小平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 / 046
四、鄧小平在南方談話前后的身體和精神狀態 / 056
中 篇 思考·指引
第三章 南方談話中已經成熟的基本理論 / 067
一、社會主義本質論 / 068
二、黨的基本路線 / 084
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 101
第四章 南方談話中論證完善的理論觀點 / 138
一、馬克思主義是科學 / 138
二、科學技術是**生產力 / 161
三、經濟發展臺階論 / 197
四、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 / 217
第五章 南方談話中 尚未展開的理論問題 / 238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 239
二、共同富裕 / 254
下 篇 現實·回響
第六章 南方談話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發展史上的豐碑 / 277
一、南方談話是鄧小平理論成熟的標志 / 277
二、南方談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開創的關鍵環節 / 281
三、南方談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發展 / 283
第七章 南方談話為中國打開現代化道路新局面 / 287
一、南方談話推動中國快速發展 / 287
二、南方談話為中國打開現代化道路新局面 / 290
第八章 南方談話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現實指導意義 / 293
一、南方談話指引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傳承發展改革精神 / 294
二、南方談話指引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 / 299
三、南方談話指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 / 302
主要參考文獻 / 307
致?? 謝 / 314
展開全部
南方談話從何處來:追尋鄧小平的思想軌跡 節選
**章 南方談話產生的歷史節點 南方談話是在中國面臨國際格局劇變和國內政治風波嚴峻考驗的重大關頭誕生的。關于這一歷史節點的研究很多，本書僅簡要概述。 一、南方談話發表時的國際形勢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世界格局發生深刻變動的時期。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使長期對立的美蘇兩極格局終結，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世界向著多極化方向發展。這對于中國的改革開放來說，既是重大機遇，又是嚴峻挑戰。 具體來說，從1989年下半年開始，在東歐各國長期執政的共產黨先后失去執政地位。11月，冷戰的象征——“柏林墻”被推倒。1991年12月，蘇聯和十一個共和國領導人簽署《阿拉木圖宣言》，世界上**個社會主義國家解體，社會主義陣營分崩離析。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發生，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到嚴重挫折而暫時處于低潮。這既讓一些人對社會主義前途和命運產生了憂慮；也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深刻教訓。以蘇聯為首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計劃經濟取得快速發展后，沒有及時對政治經濟形勢的新變化做出分析，導致體制僵化，脫離群眾，出現經濟危機，后來在改革中也沒有把握住正確方向，*終紅旗落地，國家變色。如何從歷史演進的角度看待社會主義，并且吸取教訓，找到一條正確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成為中國需要解答的重要問題。 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國際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把“和平演變”的矛頭直接對準了中國，在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對中國施加壓力，揚言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將“不戰而勝”。他們利用廣播、書刊、電視等多種渠道進行意識形態的滲透，支持和扶植各種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同時以“人權”等各種借口對中國施加政治壓力、經濟“制裁”，使中國外交一度面臨困難局面。 而資本主義本身已經度過了戰后危機，新的科學技術革命使生產力得到迅速發展，特別是亞洲“四小龍”和“四小虎”先后崛起，差距的日益明顯，給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帶來了更大壓力。有壓力也有機遇。冷戰格局被打破后，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政治多極化及經濟全球化的大變動、大改組，為我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重要機遇。 一方面，多極化有助于維護世界和平、減少局部沖突，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這在客觀上有利于發展中國家人民維護根本利益，為我國爭取了發展經濟的寶貴時間，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另一方面，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世界范圍內經濟結構調整的繼續進行，高新技術產業的迅猛發展，為我國廣泛參與國際分工、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也促使我們反思，如何發揮后發優勢，增強競爭，探索新條件下社會主義發展的新路徑。 蘇聯、東歐國家在劇變之后，向全世界打開了包括幾億人口的巨大市場，世界市場開始真正形成，西方發達國家聞風而動，這是一個突出的發展機遇與嚴峻挑戰并存的歷史時刻。面對這樣的國際局勢，中國采取怎樣的策略，關系著國家和民族命運的盛衰成敗，亟待做出回答。 二、南方談話發表時的國內形勢 南方談話之時，我國面臨的國內形勢同樣十分復雜。經濟結構矛盾日益突出，其他領域面臨的形勢也很嚴峻。 其一，1989年的政治風波影響了改革開放事業的順利發展。20世紀80年代末，在國際敵對勢力的煽動下，國內也出現了一股盲目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終釀成了一場政治風波。這場風波引起了社會的極大震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也以此為借口掀起反華浪潮，對中國施加政治壓力和進行所謂的經濟“制裁”。1989年，國內引進的外資減少了近一半，造成了一些工業部門生產和人民生活的困難，干擾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 其二，經濟運行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尚未得到解決。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國家的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絕大多數人過上了溫飽生活。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一些矛盾和困難。從1984年下半年開始，通貨膨脹加劇，社會生產和消費總量不平衡，經濟秩序混亂。1988年“價格闖關”受挫，經過治理調整，過旺的社會需求得到控制，但國民經濟發展的難關尚未渡過，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很低。如何在經濟環境中緩解總需求超過總供給的矛盾，整頓生產、建設、流通和分配中的混亂現象；如何在體制改革上增強企業，特別是大中型國有企業的活力，成為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核心在于原有計劃經濟體制被打破，而新的經濟體制尚未完全建立起來。既非集中計劃經濟，又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新、舊兩種體制都不健全，都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 其三，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尚未取得共識，黨內外“左”傾、右傾思潮，特別是“左”傾思潮有所抬頭。比如在姓“社”姓“資”的爭論中，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多一分外資就是多一分資本主義，多發展一些私營企業和個體經濟就會改變社會主義性質，鄉鎮企業是黨內和社會上不正之風的來源，農村家庭承包制是集體經濟瓦解的根源；在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問題上，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征，搞市場經濟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在黨的工作中心上，“以階級斗爭為綱”再次抬頭，認為黨和國家面臨著階級斗爭與全面建設的雙重任務，只有正確估量和進行階級斗爭，才能保證現代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等等。在這些思潮的影響下，有人對黨的基本路線發生動搖，對改革開放的方向產生懷疑，而這恰恰不利于經濟建設。正如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的：“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 “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 1989年6月，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形成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新的中央領導集體，一手抓治理整頓、深化改革，一手抓黨的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建設。到1992年，全國政治局面趨向穩定，經濟形勢逐步好轉，思想戰線出現新的轉機。特別是根據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關于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精神進行的三年治理整頓的結束和“七五”計劃的完成，為加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了有利條件。一定程度的物質基礎積累起來，再加上較為寬松的經濟環境和國家對經濟發展宏觀調控能力的大為加強，都為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只是，在國際國內的復雜形勢下，中國該舉什么旗、走什么路？中國的改革開放又該如何謀劃、如何發展？這些都成為必須從理論上給予明確答復的重大政治問題。 1992年，不僅改革走到了重大的歷史關頭，黨也將根據五年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慣例，召開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于這次大會，國際國內都十分關注。人們都期待著在這次會上能對中國未來的道路和發展問題給予清晰的解答，從而澄清疑惑，統一思想，凝聚力量。因此，召開這次大會必須要有充分的理論準備和思想準備。此時的鄧小平，雖然已經不再擔任領導職務，但仍然心系改革開放事業，沒有停止思考、追求、探索社會主義。而南方談話的發表，既是在醞釀黨的十四大的過程中經過深思熟慮形成的，又為黨的十四大的召開做好了理論準備。3月9日、10日，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討論這篇談話，并決定以南方談話為指導思想起草十四大報告。黨的十四大報告從1992年2月開始起草，起草小組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江澤民總書記的要求，以鄧小平南方談話為指導寫出**稿；經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會議多次修改后，報告第六稿發到全國一百一十九個地方、部門和單位征求意見，三千多人參加了討論，報告還征求了民主黨派、無黨派知名人士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有關專家學者的意見。黨的十四大通過的已是報告的第十一稿，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作為標志，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南方談話從何處來:追尋鄧小平的思想軌跡 作者簡介
周錕，男，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和同濟大學，法學博士，現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研究員，國家高端智庫核心成員。參與《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三卷）、《鄧小平傳》（下卷）、《鄧小平思想年編》《小康社會理論與實踐發展三十年》等重大項目的編寫，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課題《革命精神譜系研究》等科研項目，創作出版《小康的真諦》等個人專著，任《大決策》等圖書副主編，參與籌辦《偉大的變革》等大型展覽，擔任《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灣區兒女》等十余部影視劇、電視片編劇、撰稿，在《人民日報》《黨建》《黨的文獻》等刊物發表理論文章五十余篇，作品多次獲“五個一工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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