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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2512603
- 條形碼：9787512512603 ; 978-7-5125-1260-3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 本書特色
《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獲得英國皇家歷史學會獎，被譯成十多種語言，是一部經典著作。 2020年中文版首次公開出版發行上市！十足珍貴版本！出類拔萃！是“對戰后時期的理解有真正貢獻的作品”（《華爾街日報》。還是很多國家研究文化冷戰的內參讀物！ 《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內容引人入勝，開卷即讓人欲罷不能，是一部思想深刻、資（史）料豐富的經典之作。 作者通過梳理美國政府的解密文件、私人檔案資料和對當事人的采訪記錄等，以縝密的方式，為讀者梳理、敘述、論證了這場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操縱的與蘇聯的文化戰。 為什么文化冷戰是美國喜歡和擅長利用的戰略核心手段之一。 為什么文化冷戰和中央情報局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美國在制造文化冷戰上獲取了多少利益？
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 內容簡介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世界的知識界普遍減少了對蘇聯的偏見，美國為了遏制蘇聯向西"擴張"，發動了長達數十年的冷戰，這已是大家都熟知的史實。不過，一般的論述都偏重于政治、軍事領域，較少涉及文化藝術領域，而本書恰恰將注意力集中在這個領域。本書為讀者提供了中央情報局（CIA）進行文化干預的秘密計劃的令人震驚的證據，匯集了諸多解密文件和定制采訪，揭露了中央情報局的驚人“戰役”，他們將漢娜?阿倫特、艾賽亞?伯林、倫納德?伯恩斯坦、羅伯特?洛厄爾、喬治?奧威爾和杰克遜?波洛克等人部署為冷戰時期的文化“武器”…… 作者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從開始研究到成書，歷時七八年，輾轉各地，查閱大量資料，遍訪尚在人世的當事人。由一位英國人來寫美國，大概較少偏見與局限。
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 目錄
再版序
序言
志謝
前言
**章 一具優雅的尸體
第二章 命運的選擇
第三章 沃爾多夫飯店里的馬克思主義者
第四章 民主國家的“民主情報局”
第五章 十字軍征討的理念
第六章 “代表大會”行動
第七章 “糖果”
第八章 美國節
第九章 聯合部隊
第十章 真理運動
第十一章 重新統一思想
第十二章 “X”雜志
第十三章 極度恐懼
第十四章 音樂與真理，不可過度
第十五章 蘭塞姆的弟子們
第十六章 美國人
第十七章 復仇女神
第十八章 當蝦米學會了吹口哨
第十九章 阿喀琉斯之踵
第二十章 文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第二十一章 阿根廷的愷撒大帝
第二十二章 筆友
第二十三章 文學領域的豬灣事件
第二十四章 從“堡壘”上看到的景色
第二十五章 不祥的預兆
第二十六章 得不償失的交易
后記
部分資料來源
注釋
展開全部
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 節選
**章 一具優雅的尸體 有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 無論過去還是未來 都是陽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T. S. 艾略特：《焚毀的諾頓》 歐洲在戰后一個嚴寒的黎明醒來。1947年的冬天是氣候*惡劣的季節。從1月到3月，一股冷風橫掃德國、意大利、法國和英國。圣特羅佩降了大雪，狂風呼嘯，積雪如山，交通斷絕，浮冰堵塞了泰晤士河口；運載著食品給養的火車轉眼之間就凍在鐵軌上；駛往巴黎的運煤船被冰塊堵在水上航行不得。哲學家艾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對這座城市之寒冷“膽戰心驚”，他寫道：“空曠、寥無人跡，就像一具優雅的尸體。” 整個歐洲，供水系統、下水道排污以及其他大部分生活設施癱瘓；食物供應日減，煤的儲備不斷減少，因為煤礦工人要費很大力氣才能開動被凍得結結實實的風鉆，冰雪稍微融化緊接著又凍結起來，厚厚的冰層封死了運河和道路。英國的失業人口在兩個月之內增加了100萬。政府和工業都在冰雪中停止運作了。生命似乎已被凍僵：400萬頭羊、3萬頭牛凍餓而死。 在柏林，后來擔任西德總理的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發現這座城市“面臨新的恐怖”，似乎預兆著全歐洲的崩潰。嚴寒就像“一頭狂怒的野獸，向人類襲來，把他們都趕回家去閉門不出。但是他們發現家也并不是安全的避難之所。窗戶沒有玻璃，他們不得不用板條和灰泥板釘在窗戶上。墻壁和天花板也是千瘡百孔，人們只好用紙和破布來封堵那些洞孔和縫隙。他們把公園里的木椅劈成木條拿回家來取暖……成百上千的老人和病人凍死在床上。”1作為應急措施，每戶德國家庭分配到一棵樹作為取暖之用。1946年初，鐵爾加滕公園里的樹木已被砍伐光了，留下一片樹樁，公園里的雕塑矗立在光禿禿的冰凍泥地上；到了1947年的冬天已經不得不砍伐著名的格倫沃爾德的樹林了。大雪雖然覆蓋了這座被炸成廢墟的城市，卻掩蓋不住希特勒對德國的狂人癡夢帶來的災難性后果。柏林就像變成廢墟的迦太基一樣，成為一座死氣沉沉、寒冷刺骨、陰森可怖的城市，已經被打敗、征服和占領了。 惡劣的天氣無情地宣告冷戰已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現實，長驅直入地進入了雅爾塔協定之后的歐洲新地理格局。領土的疆界多邊化，人口結構分裂。駐法國、德國、奧地利和意大利的盟國占領政府不得不費盡心思來應付多達1300萬離開故土、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盟國人員紛紛涌入被占區，人數大大膨脹，使問題更加嚴重。越來越多的人被迫離開家園，加入了已經居住在公共建筑物的廳堂里、火車站、地下掩體和已被炸毀的市區的人群之中。克拉麗莎·丘吉爾（Clarissa Churchill）曾作為英國軍事管制委員會的客人前來柏林訪問，“在居住地點和物質供給上都受到了照顧，使我免遭當時的騷亂和苦難的影響。我被安置在前納粹人員的住房里，可以在溫暖的臥室里踱步，撫摸著鑲有花邊的床單，瀏覽前主人留在書架上的書籍，這樣的經歷使我感到征服者一絲淡淡的、溫暖的喜悅；但是在我走過短短的一段街道，或者造訪一處德國人居住的沒有暖氣的公寓之后，這種喜悅的心情立刻就煙消云散了。”2 勝利者確實有過一段春風得意的日子。1947年，一條美國卷煙在美國軍事基地只需花50美分就能買到，而在黑市上卻要賣1800第三帝國馬克，按官方匯率折合180美元。按這一匯率，只要用4條煙卷的錢就可以雇用一支德國樂隊來為晚會演奏助興，用24條香煙就能換來一輛1939年生產的奔馳汽車。青霉素和“白色證書”（證明持證者與納粹沒有牽連）是索價*高的東西。在這種經濟狀況下，來自愛荷達州的勞工階級出身的大兵在這里可以過上現代沙皇般的生活。 在巴黎，維克多·羅斯柴爾德（Victor Rothschild）中校作為拆除未爆炸炸彈專家的英國軍人，在解放日當天就來到了這座城市。他和家人在馬里尼大道接收了一幢房子，這所房子原來是納粹人員征用的。他在這所房子里款待年輕的情報官員馬爾科姆·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喝的是陳年香檳。男管家原本是為德國人服務的，據他說，一切都還保持著原樣。身為百萬富翁的情報官員約翰·海·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征用了里茲飯店，他在那里接待過斯科特·菲茨杰拉爾德（Scott Fitzgerald）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同窗好友大衛·布魯斯（David Bruce），他還帶來了厄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一批解放者。為了這次招待客人，主人向飯店經理訂了50瓶馬丁尼雞尾酒。同大衛·布魯斯一樣，海明威也在美國戰時秘密情報機構戰略情報局工作過。他那次就在里茲飯店里擁著他的威士忌酒瓶住下了，在微醺的狀態中接待了神經質的埃里克·布萊爾（Eric Blar），即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還有性格豪爽的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和她的情人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tre）。那一天他喝得爛醉如泥，第二天，宿醉給他帶來有生以來*厲害的一次頭痛。 《語言、真理與邏輯》一書的作者、哲學家加情報官員A.J.“弗雷迪”·艾爾（“Freddie” Ayer），乘坐著由司機駕駛并配有軍用無線電的大型布加迪轎車招搖過市，一時成為巴黎人所共知的人物。亞瑟·凱斯特勒帶著他的情人瑪梅因·佩吉特（Mamaine Paget）和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一起用餐，喝伏特加酒，吃薄餅夾魚子醬和西伯利亞蛋白奶油甜點，喝得醉醺醺的。還是在巴黎，一位美國外交官的夫人蘇珊·瑪麗·艾爾索普（Susan Mary Alsop）在她“鋪滿奧布森地毯和備有美國名牌香皂的住宅里”舉行一系列的社交聚會，但是當她跨出她家門檻，她就看到“人們面容陰沉憔悴，一眼就能看出他們生活艱難。確實沒有食品，只有那些花得起錢到黑市上去買東西的人能買到，即使是這些人也買不到多少。面包房里空空如也，即使是倫普利馬耶這樣的店家，櫥窗里和茶室里也只能見到一塊用硬紙板做成的精致‘蛋糕’，或者一只裝巧克力的空盒子，上面還標有‘模型’字樣，除此之外就再也沒有別的東西了。在巴黎市郊圣翁內區的鞋店櫥窗里，炫耀地陳列著一雙鞋子，上面標著‘真皮’或‘樣品’字樣，在這雙鞋的周圍擺放的則是一些粗糙丑陋的草制商品。在里茲飯店門外我扔了一個煙蒂，這時一位穿著講究的老先生立即撲過去撿了起來。”3 大約也在這個時期，小說家弗拉基米爾的堂（表）兄弟、年輕的作曲家尼古拉斯·納勃科夫（Nicolas Nabokov）也在柏林的蘇聯占領區扔了一個煙蒂，“當我轉身往回走時，看見一個身影從黑暗處躍出，把我扔下的煙蒂撿了起來。”4當這個優等民族的人在垃圾堆里尋覓煙蒂、柴火或食物時，元首的地下掩體的廢墟卻連一個標志都沒有留下，柏林的居民此時也沒有心緒去關心這樣的事。倒是每逢星期六，在軍事占領政府工作的美國人手持電筒，在被炸毀的希特勒第三帝國政府大樓的地下室里搜尋各種異國情調的物件：羅馬尼亞手槍，大卷大卷的半燒毀的貨幣，鐵十字勛章以及其他各種裝飾品。一名劫掠者找到了一些女士衣帽間，從那里拿走了一些黃銅衣帽掛鉤，上面鐫刻著納粹的老鷹標識和“德國制造”字樣。曾經是曼·雷（Man Ray）的靈感源泉的時尚攝影家李·米勒（Lee Miller）在希特勒的地下掩體浴室里穿戴整齊，擺出照相的姿勢。 這種有趣的事情很快就成為過去。柏林被分割為4個占領區，整個城市則被蘇聯占領地所包圍，就像一只烏鴉困在巢中似的。從此柏林成了“冷戰痛楚的象征”5。表面上，4個占領國是在盟軍指揮部里同心協力使德國去納粹化，并“重新為其確定發展方向”，實際上這4個大國是在慘淡的國際形勢下進行著一場意識形態的斗爭。愛沙尼亞-俄羅斯血統的美國軍官邁克爾·喬斯爾森寫道：“我并不仇恨蘇聯人。說實話，那時我并不關心政治，所以我較容易同我認識的蘇聯軍官保持良好的個人關系。”6在蘇聯勢力范圍內建立了4個“友好”政府之后，蘇聯國內進行了大規模的審判，集中營里人滿為患，這4個“友好”政府之間的合作受到了嚴峻的考驗。到了1947年冬天，也就是美蘇兩國的軍人在易北河會師熱烈擁抱不到兩年的時間，擁抱就轉化為相互攻擊了。“直到蘇聯的政策明顯地表現出侵略性，蘇占區的暴行每天都見諸報端……蘇聯的宣傳也露骨地反對西方，這時才喚醒了我的政治良知。”7喬斯爾森對自己的轉變過程就是這樣說的。
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 作者簡介
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現居于倫敦。1987年畢業于牛津大學，文獻紀錄片獨立制片人，《衛報》《洛杉磯時報》、BBC電臺等的撰稿人。曾以獨立制片人身份拍攝了紀錄片《無形的手：關于現代主義的另一部歷史》（Hidden Hands: A Different History of Modernism）。出版過《惡魔的經紀人》（ The Devil’s Broker）、《槍殺墨索里尼的女人》（The Woman Who Shot Mussolini）等多部作品，《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是其經典代表作。 譯者：曹大鵬，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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