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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胞物與”中國心:關學宗師張載 版權信息
- ISBN:9787569516111
- 條形碼:9787569516111 ; 978-7-5695-1611-1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民胞物與”中國心:關學宗師張載 本書特色
與蘇軾、蘇轍、程頤、程顥、曾鞏等同列中國千年科舉**榜,張載的仕途人生卻不顯赫。曾想過投筆從戎,卻被范仲淹勸解,“儒者自有名教”,自此鉆研儒學,創建書院,踐古禮,建宗法,復井田,從一普通官員逆襲為一代關學宗師!呂思勉認為,“橫渠四為”非張載能提出;程頤認為,“民胞物與”與孟子性善養氣論比肩! 15萬字揭秘張載普通官員到關學宗師的逆襲人生,“橫渠四為”“民胞物與”的大儒擔當! 與蘇軾、程頤等同列中國科舉**榜,張載仕途卻不顯赫;想投筆從戎,卻被范仲淹勸解。呂思勉說,“橫渠四為”非張載能提出;程頤說,“民胞物與”與孟子性善養氣比肩!宣朝慶《“民胞物與”中國心》,揭秘張載普通官員到關學宗師的逆襲人生,“橫渠四為”“民胞物與”的大儒擔當!
“民胞物與”中國心:關學宗師張載 內容簡介
張載(1020—1077),字子厚,陜西眉縣橫渠人,北宋思想家、教育家,關學的創始人,世稱“橫渠先生”,與周敦頤、邵雍、程頤、程顥合稱“北宋五子”,著有《正蒙》《橫渠易說》等本書講述了張載從一個普通人,著書立說、收徒講學、實驗井田,*終成就走向關學宗師的傳奇一生,系統分析了張載以《易》為宗、以禮為用、變化氣質思想,并以其著名文章《西銘》為代表,重點解讀了張載“民胞物與”的思想,展示了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一代儒學宗師的大氣象。2020年為張載誕辰1000周年,該書稿語言通俗易懂,介紹系統而全面,是了解張載生平及思想的**讀物。
“民胞物與”中國心:關學宗師張載 目錄
**章 名教可樂
千古文章兩張載
修文習武倔少年
投軍方知名教樂
出入佛道返“六經”
第二章 學而論政
京師論《易》會二程
敦本善俗云巖令
史筆襄贊軍國事
諍言遭貶歸田農
第三章 關學宗師
忘身憂修學樂道
創關學倡道關中
會二程西歸病逝
傳關學痛其寥寥
第四章 以《易》為宗
《易》理推演立氣本
陰陽變化廓太虛
有無辯證辟佛道
天道性命相貫通
第五章 以禮為用
儒學復興重踐禮
計劃井田均土地
欲濟困厄建宗法
反對集權求分封
第六章 變化氣質
人從天地有氣質
中和清通感漸來
知禮成性須克己
圣賢氣象*高層
第七章 民胞物與
《西銘》原是大文章
天下本同一家親
樂天知命順生死
仁民愛物士宗風
年 譜
主要著作
“民胞物與”中國心:關學宗師張載 節選
范仲淹為何不贊成張載從軍? 關中地區地近西夏,時北宋和西夏間時戰時和,張載和很多年輕人一樣,對此格外關注,也曾夢想投筆從戎,以身報國。當時,他有一個朋友叫焦寅,是陜西邠縣人,武藝高強,頗通兵法。兩個人商量著要組織一支民兵到西北戰場上保家衛國、建功立業。慶歷元年(1041),西夏出兵攻占洮西之地(今甘肅一帶),張載時年二十一歲。形勢危急中,他給時任陜西經略安撫副使、主持西北地區軍務的范仲淹寫信,強烈要求投筆從戎、收復失地。 張載的自薦書,帶來了一個青年人火一樣的愛國熱情。他的信中附有一份《邊議》,展露了這個青年經略邊疆的智謀。張載的見識和志向讓范仲淹非常振奮。在《邊議》中,張載提出了幾項與經略邊疆相關的原則性措施,包括清野、固守、省戍、因民、講實、擇帥、擇守、足用、警敗等。這套思想與范仲淹的思路基本一致。 性急的張載可能沒有等到范仲淹的回信就到了延州。他的那封信給范仲淹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或許是張載的姐夫宋壽昌的關系,總之范仲淹在延州的軍府召見了張載,并對他保衛家鄉、收復失地的愛國熱情倍加贊賞。在談話中,范仲淹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張載的身世、生平、學養和志向。顯然,他對張載投身軍旅,不太贊成,他說:“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意思是說,你應多去研究儒家的學說以治國安邦,不需靠投身軍旅博取功名。他希望張載能在文化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以成大器。為了讓張載充分重視自己的教導,范仲淹把親手抄寫的《中庸》贈予張載,引導他向心性方面下功夫。儒家倫理道德是著眼于人人都可以實踐的行為規范的,中庸之道強調行為上的恰到好處,要求人在種種壓力和誘惑面前,能夠自覺體認人類的道德性,進而采取適當的行為。范仲淹希望張載重視性命道德問題,認識到德性沛然自覺的偉大力量;也或許是希望張載能體悟中庸,自覺約束性格中過于剛強的一面。張載性格剛毅,又“于私怯”,對于范師對自己的指導自是極為賓服,自此對《中庸》非常重視,此后讀《中庸》二十年,多有心得,對《中庸》中誠、性、中等范疇進行發揮,構建起自己的心性思想體系。《宋史·張載傳》曾概括張載的思想是“以《中庸》為體”,指出張載的思想深受《中庸》的影響,以發現人的自主能動性和道德主體性的自覺為取向。 可是,讓張載放棄從軍的念頭,埋頭從事學術研究,范仲淹這不是在打擊一個青年報效國家、抵御外侮的熱情嗎?為什么血氣方剛的張載能虛心接受范仲淹的建議呢?這里面既有政治因素的影響,也有范仲淹對于社會、文化發展的深刻思考。此時,西夏方面雖然軍事占優勢,但宋廷加強邊防,并對西夏實行經濟封鎖,因此西夏在經過數年戰爭的破壞損耗,又貿易停絕的情況下,無從補充,其國內已到物價通脹、公私交困的地步,雙方都已在考慮議和問題。不久,宋答應冊封元昊為夏國主,歲賜絹二十五萬匹,茶三萬斤,置榷場貿易,運用財貨貿易維持了宋夏宗藩關系。范仲淹規勸張載投身學術研究的事情,應該是有這樣的大背景在。 回首當日場景,“名教可樂”這四個大字,實在是需要好好推究一番,方可見范仲淹的眼光和胸懷。名教觀念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名即名分,教即教化,名教即通過定名分來教化天下,以維護社會規范和制度的運行。這在今天用社會科學的語言來表述,就是在主要社會關系上樹立符合本土文化的價值觀,并產生相應的社會規范,再把社會規范內化到人們的心中,是一個社會化的工作,或者叫思想政治宣傳教育工作。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名教不單是指儒家的一套以名為教的倫理思想和價值規范,還是一種政治倫理的制度,一種由長期的歷史發展所形成的以儒學為主流的文化實體,也就是人人必須生活于其中的現實的社會。盡管現代社會已經認定名教這套東西是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但宋代的人們顯然并不這樣看。士大夫們認為,名教是正面的,有利于社會穩定和良性運行,符合當時社會的實際需要。試想漢代以名教治天下,竟然有近四百年國運,超過唐朝一百年,這種輝煌的成就怎能不讓后世人敬仰不已呢?所謂名教可樂,在范仲淹看來,它是有歷史事實支撐的,是能夠繼續發揮治國安邦、理民強國的重大作用的。作為儒者書生,應該把圣賢創造的名教繼續發揚光大,完善社會政治制度,使社會安定,人民生活幸福。這是比投身軍旅更有價值的事情。 另外,范仲淹看重《中庸》,不僅僅是因為它里面講的是有關做人與治國的道理,提示人們為人處世要不偏激、不保守,持中而立,中道而行,更重要的是,它要求人們重視誠心,體認人性中的天性,產生道德的自覺,每個人都能夠在心中建立起道德主體性。這是社會重建的基礎。所以,在范仲淹看來,學習《中庸》,在內心建立起牢固的道德自覺,不僅僅是內在的心性修養之道,更是治國平天下的必經之路。對于張載這樣的年輕人來說,能夠自主組織起來,保家衛國,固然可貴,但靠著年輕氣盛,學習先賢“慨然以天下為己任”,這并不奇怪,如果沒有進一步的精神提升,可能會一生墮入“功名利祿”的陷阱;但假如能用《中庸》的修養功夫來進一步錘煉他的心性,為求治國平天下而先求修身,為求修身先求正心誠意,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則必將成為國家和社會建設的棟梁之材。在中國歷史上,大凡成就事業的圣賢豪杰,無不是修身正心的典范,有著高度自覺的社會責任感和擔當精神。在范仲淹身上所體現出的公而忘私、先人后己等良好修養,就與《中庸》的熏陶有關。所以,范仲淹讓張載去閱讀《中庸》,應該是在看到這個青年身上因愛國熱忱而煥發出來主動性力量時,希望能用《中庸》進一步啟發他在理性上的自覺,為家國情懷奠定內心的基石。 “民胞物與”的文化密碼 何炳棣在解讀《西銘》的時候,用歷史學家的眼光,發現了其中隱含的文化密碼。他說,自己從1948年起,在海外講授中國通史四十年之久,年年在班上解讀《西銘》英文節譯,直到1995年秋才深刻體會出華夏人本主義文化中的“宗法基因”,發覺《西銘》實是重新發現理學家深層意識的理想“天窗”。“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這段話是張載宇宙本體論宗法模式*坦白而又*直接的供認。他考證《易經》《春秋繁露》和朱熹對《西銘》的注釋后指出,“大君”顯然是一統專制帝國的皇帝,天下唯一*高的宗子。以天下為家,以大臣為家相,完全是宗法意識。同時,在文章中,列舉崇伯子(禹)、潁考叔、舜、申生、曾參、尹伯奇作為孝道的典范,其中不少有違常理的地方,只有用宗法模式下的倫理規范才能解釋得通。那就是在政治理念上“善皆歸于君,惡皆歸于臣”,在政治實踐中“臣罪當誅,君王圣明”,在家庭中也與此類似,即“有不是的兒女,無不是的父母”。總之,在中國社會的上下關系中,上層是永遠不會錯的,即便是錯的,下層也要予以維護,委曲求全。這確實是我們在學習傳統文化的時候應該注意的地方。盡管張載的民胞物與理想,提倡互相幫助、待人如己、扶危濟困等美德,但是他的思想中恐怕還沒有現代人思想中的平等理念。所以他說:“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 舊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但是思想仍然充滿了活力。由于張載的“民胞物與”精神不僅是一種思想主張,更是一種人格的修養,它所蘊含的精神對解決當今的生態問題、社會問題也具有重要的時代意蘊。 人類在現代化實踐活動中,日益凸顯出兩個方面的矛盾,一是生存方式的現代化與人的物化狀態的矛盾,一是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與日益嚴峻的生態問題、環境問題的矛盾。置身于這樣的兩重矛盾之中,人類必須正確處理自我與他人、與自然的關系,使人與人、人與自然處于相互和諧的狀態,才能走出如此困境。 張載的“民胞物與”為我們解決這兩大現代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哲理之源。張載看來,人類與自然萬物都是天地所生,都是自然界的兒女,所以人與人、人與天地萬物不是對立的,而是一氣相通、融為一體的。人對人、對萬物應有同類感,應當以博愛的胸襟相待。對生我養我的父母,我們要充滿景仰之情,對人類、對萬事萬物,我們要情同手足。在工業化進程中,當人與自然的嚴重對立不斷暴露,環境危機、生態危機、能源危機日益嚴重的時刻,張載的“民胞物與”思想有了新的意義。 在這個世界里,人民既與我同生于天地,當然都是我的同胞兄弟,萬物既與我同處于天地,當然皆為我的同伴朋友。人人都是天地的兒子,君主是天地的長子(宗子),而大臣是協助其管天地之業的“家相”。老年長輩,先我而生,我尊敬他們,就是尊敬天地之長;孤兒幼子,后我而生,我慈愛他們,就是慈愛天地之幼。圣人,是與天地合德者;賢人,也是天地之秀者。凡天下病苦、殘疾、鰥、寡、孤、獨之輩,也應像我顛沛流離而有苦無告的同胞兄弟一樣,給予同情、撫育。 這樣的社會是何等美妙!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世紀里,“民胞物與”的精神重新在我們的耳邊回響。宋代設立義莊、義田、義宅、義學、義社、義倉、義冢、義阡、義井、義役等,創辦者皆是對人群、社會的無私付出,使利歸大眾,構建一個人人互相親愛、和睦相處的社會。這些社會福利行動與“民胞物與”等仁義思想的流行是分不開的,值得今天的人們借鑒學習。要進入這樣一個理想社會,每個人都應該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大同理想,并為之奮斗不懈。 從一個人的角度來看,張載是極為普通的,只不過是宋朝萬千讀書人中的一員,官也做得不大,但是正如二程所贊揚的,張載是個普通人,卻說出了《西銘》這種只有圣人才能說出的思想,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看來,普通的人也并非做不出偉大的事,只要我們能夠勇于思考自己的責任,積極承擔社會賦予我們的責任,認真地去履行自己的責任,就可以了。 孔子曾說,一個人的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很簡單的,他不需要崇高的職位、偉大的機會,他需要的是個人的行動。他在《中庸》里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同樣在《大學》中,也有一段文字載孔子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在儒家典籍中這個觀點屢見不鮮,文明是人類*偉大的過程,就是我們自己創造的,我們的社會是更好還是更壞,取決于我們的人心和行動,每個人都有責任。
“民胞物與”中國心:關學宗師張載 作者簡介
宣朝慶,男,1971年生,山東海陽人。博士學歷,南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社會思想史、歷史社會學、農村社會學等,致力于社會轉型與社會建設思想研究,出版《泰州學派:儒家精神與鄉村建設》等,在《中國社會科學》《社會學研究》《孔子研究》《人文雜志》等刊物發表論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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