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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全集大歷史不會萎縮(大字版)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0887116
- 條形碼：9787510887116 ; 978-7-5108-8711-6
- 裝幀：78g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黃仁宇全集大歷史不會萎縮(大字版) 本書特色
不因個人好惡寫歷史，重視歷史背后的因果關系，為歷史正本清源。
黃仁宇全集大歷史不會萎縮(大字版) 內容簡介
本書貫穿黃仁宇 “大歷史”觀，集合了其歷年來的精彩演講、訪問及評論，對其所有著作中的觀點進行補充，并對讀者有疑慮的地方加以解說，可稱得上是其著作的精華解釋。目的仍在于從各種歷史故事中探求中國歷次改革的得失及今后的出路。此次出版的《黃仁宇全集》大字本系列， 是在本社2012年出版的全集精裝版基礎上再行校訂，為大十六開本、大字號的設計風格，提高了閱讀舒適度。
黃仁宇全集大歷史不會萎縮(大字版) 目錄
目 錄
大歷史不會萎縮
大歷史帶來的小問題
個人經驗與歷史
——對于建立新史觀的初步反省
如何修訂他的歷史觀
如何確定新時代的歷史觀：西學為體，中學為用
導 言
（一）中國需要大規模改造之由來
（二）近代西方政治哲學與經濟思想之大勢所趨
（三）中國現代史之輪廓
（四）中學為用的緣由及應賦予的考慮
（五）“用”必須因“體”而調節
（六）結論
附：擬“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答客問
中國近代史的出路
（一）傳統中國的財政與稅收
（二）過渡期間的社會與經濟
（三）現代的展望
中國現代的長期革命
從珍珠港事變說起
歷史傳統與地理條件對近代改革運動的影響
——從拉吉夫·甘地被刺說起
（一）改革步驟的三部曲
（二）歷史與地理條件決定各國的改革模式
（三）中國的改革必須合乎國情
（四）回教國家的發展深受宗教的影響
1945年的上海
“一國兩制”在歷史上的例證
資本主義與21世紀
（一）資本主義
（二）歷史上之衍進
（三）因資本主義而產生之戰時共產主義
（四）21世紀之展望
從歷史的觀點看東南亞金融危機
世紀交替的回顧與前瞻
中國的經驗
掌握人類知識之全豹
道德與技術之間
附錄 《大歷史不會萎縮》編者說明
展開全部
黃仁宇全集大歷史不會萎縮(大字版) 節選
大歷史帶來的小問題 大歷史帶來的小問題 我們假設有這樣一個故事：周立禺中學剛畢業時值對外留學開放尺度，他的父母立即措資使他到美國上大學。初時他不肯去，因為當時他熱戀同班的張惜音，果然，他還在愛荷華州忙大考的時候她已和人訂婚；等他獲得學士學位回國她已結婚。而周立禺仍是孑然一身，而且美國學位也沒有當初想象的有用。五年之后，立禺想起當日父母催逼自己勉從的一段經過，不能無介于懷。 他又再度游歐，十年之后自己的婚姻事業也有了成就，張惜音則在離婚之后酗酒。立禺再看到她的時候前后已判若兩人，他就難于想象自己當初何以會愛上她……再隔五年十年舊夢重溫必更有不同的看法，往事本身的基數未變，他和她對過去之觀感則因以后的發展而轉移。 在某些地方我們每一個人也就是周立禺或張惜音。我們也都是各人未出版之自傳的作家，也經常對我們心目中之自傳經年累月地不斷修改，修改起來的時候，不僅前后措辭不同，即取材也有很大的差別，以前認為重要的轉折點今日可以置之不顧。當初忽視的機遇，今日看來實為成敗關頭。 個人經歷如此，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遭遇和發展亦然。這種說法對1990年代的中國人用意長遠，因為過去的七十年，中國已經歷過一段跨時代的大改革。1920年間中國面臨一個類似于魏晉南北朝的局面（南北即有廣州與北京兩政府），今日則有似于隋唐之勃興，過去需要三百多年的動亂作背景，在20世紀只花了七十年渡過此難關，不止此也，中國之歷史現已與西洋文化匯合。 “你真有把握確是如此?”你可能這樣問我。 用不著問我。你只要反躬自問：你的衣食住行、腦內的思想、口頭的詞匯、家中生活習慣、婚姻關系、所受的教育、所承擔的工作和所創造的事業是不是與1920年代你父祖所經歷的全然不同?這不可能全然由于你個人之選擇，而是側后的社會背景已經過一段改造、遭遇到一段大變動之后，人與人的關系，已有了一番整體之調整。從大陸一次遷徙到臺灣的人戶即二百萬，早歲金門御敵，今日大陸觀光。過去七十年有了乾坤顛倒山河變色的經驗，今日海峽兩岸盡力通商，都希望在商業條例之中，堅定了管理新社會之原則。 這時候如不修改歷史何時修改? 一百五十多年前有鴉片戰爭，茲后外強在中國保持著領事裁判權，主要的原因則是中國仍是幾百萬農村組成的大集團，本身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因對外貿易帶來的繁榮，也只限于通商口岸，很難在租界之外發展，今日則已脫離這局面。抗戰剛開始，胡適即說中國是一個中世紀的國家，要慎重將事，這些情形都能和今日局面對照解釋得前后連貫。又不止此也，如果我們把秦漢當做“**帝國”，隋唐宋當做“第二帝國”，明清當做“第三帝國”，各以其財政稅收作行政之張本，則全部經歷與今日對照，也可以將當中大變動解釋得明白。我們更將英國與荷蘭在16、17世紀，經過變亂從農業體制進入商業體制的情形，與今日中國比較，也能說得互相銜接。在今日臺灣與大陸提議邦聯或聯邦制的時候，則四百年前荷蘭的例子更可供借鏡。 將此中宏觀情貌寫為歷史，則為“大歷史”。 這大歷史不可能與傳統之中國通史同一篇幅或結構。主要因為今日中國之社會不論在大陸或臺灣，均與傳統中國社會（即胡適所說中國是一個中世紀的國家）有了至遠之距離。在改造過程中，前有八年抗戰，中國動員三百萬至五百萬之兵力，以全國為戰場，在統一軍令下與強敵作八年生死戰，此已為洪荒以來之所未有，而接著又展開約四年之內戰，更在世界史里難于找到類似例子。這突出發展，即不可能被傳統之篇幅容納，撫今追昔，我們一定也會將王安石變法、清朝入關等事跡解釋得與以前不同。前面已經說過：以前認為重要的轉折點今日可以置之不顧，當初忽視的機遇，今日看來，實為成敗關頭。 ◎《中國大歷史》中文本于1993年10月在臺北出版。首先編輯先生即已慎重將事，在封顏之背面說明這書“雖然是通史性的論著，卻突破了傳統通史的格局”。可是所遇到的書評，仍大部分以脫離傳統規范相指責。 王汎森先生在《中國時報》“開卷”的書評，出于善意。他說：“（此書）有時未免作了太過印象化的概括，讀來竟像是一個外國人在描寫中國，不過，這種寫法也使得黃先生的文字和敘述有一種異于傳統通史教科書的新鮮感。”他又指出我的書“（以）問題為綱領切取中國歷史中的某些面相，作一高度概括性的敘述”。 這都不失為持平的批評，我既認為中國歷史至此已與西洋文化匯合，則從外看來與從內看去已無不能調和之差異（我只希望人人如此，至今還有很多外國人以為我之“大歷史”過于中國本位），緣于前述中國人之衣食住行、腦內的思想、口頭的詞匯都已經過西洋文化之沖擊而作全面目之調整，王先生自己的文字即已表示著高度的外文之影響，如“作者似乎過度強調財稅等物質的因素，而忽略文化層面的歷史作用”，非熟練于西歐文字者不能隨意寫出。 可是我的辯論也源于這溫和的批評。我們今日所謂“經濟” （economics）的束縛，本身即是文化層次的產物。既以吏部與天對、戶部與地齊，每一朝代在創制的階段即已充分地利用了傳統的政治哲學及宇宙觀。明朝的賦役更強烈地表現了明太祖的復古思想，這可以從他所頒“大誥”及在戶部迭次訓話時看出（注意梁方仲認為明代雖在后期行一條鞭法，其范疇不出于“洪武型”）。 六百年后我們將這題材視之為一個技術問題，當初朱元璋提倡“藏富于民”指斥桑弘羊與王安石，卻已將賦役視為道德問題。 《中國大歷史》既已將題材高度壓縮，又以問題作重心，即不能如傳統的通史，將哲學、美術、經濟各分一欄論列，本來這些區隔無非是學院分工的辦法，與歷史成綜合性的發展本身不同。在以歸納法為主旨的眼光看來，我并未忽視文化層面的重要，儒家之“克己復禮”，我以通俗文字“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約束，待人之寬厚，人本主義之精神，家人親族之團結和儀禮上之周到等等”在書中提到八次，提及孟子也有九次，而且此書以白居易的《長恨歌》開卷，以康德所述“事物自身”參入結論，當中提及楊朱、墨翟、董仲舒的宇宙觀（未具名）、張衡、王充、玄奘、蘇綽的根據周禮立制、宋朝之理學、清初之“實用主義”等等，也不能算是忽略文化層面的歷史作用了。至于每一題材只能用一兩句綜述，則因全部資料業已高度壓縮，并已在實用的場合中論及。 況且在20世紀之末期，我們提及文化層次，也不能限于傳統的經典著作，我書中更敘述秦俑、漢瓦、敦煌石窟、《清明上河圖》和《白蛇傳》，則因不常見，較諸書為詳。 至于龔鵬程教授在《中央日報》的評論，則可算作惡意的抨擊，他除了全面否定《中國大歷史》的立場外，并且對作者作個人指向（adhominem）的否定。他說及我在研究明代財政的“成果”外，立即說起：“技僅止此，便欲縱論上下古今，可乎?”再說：“我讀黃先生書，輒為其缺乏中國思想、文學、藝術……之常識所驚。”我以九十三個字來談明代思想，“而且幾乎全錯”，既然如此，那他又何苦操勞寫下這長篇大論的文字，又提及書中細節，并且預言“我不相信黃先生能妥善回答”?他的結論，要我“懸崖勒馬”，用詞似民國初年軍閥之通電。 本來這樣所謂“書評”毋庸作答，你討厭我，我鄙視你，寫來辯去，必成“罵街式”的文人相輕。只是在龔教授全面否定之余，我卻不作答也要向我的讀者解釋。 《中國大歷史》中文版出版后立即成為暢銷書，也受“開卷”十六人書評小組列入推薦書榜，英文版則早已經若干美國大學采用為教科書，也為臺灣“行政院”新聞局海內外人員之參考。今年（1994年）夏天香港行政局一位議員即親買一本贈港督彭定康，請他注意書中所敘。此書也經香港電視介紹，大陸方面除了《讀書》已在第八期轉載此書之第二十章外，已準備在北京出簡體字版，日文版則經東京的東方書店籌措，預定在今年4月出書。此中必有無數為《大歷史》奔走的朋友，以下是對他們的交代。至于書評內所述“只是由于他根本無力處理歷史中非技術的部分”，則無法分辯，只有至必要時可將此文附刊于《大歷史》各再版之后，同時讀者也可參考我所著《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的“道學家”。《萬歷十五年》內《李贄》一章已綜合我對明代思想史的看法，即將出版的《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更有提及王陽明之處。 ◎書評說《大歷史》提及今日漢字為數二萬，“他不曉得康熙字典上所收即有四萬九千字嗎?” 中國字數至今缺乏具有科學性之統計。費正清教授在《美國與中國》提及：“今日中文在*大之字典有字遠逾四萬。但是歸結起來約七千鉛字構成報紙之所需，其中約三千為通過識字的標準。”前賓夕法尼亞大學卜德教授（Derk Bodde）可算得今日西方*大漢學家之一，他在《中國思想、社會及科學》（Chinese Thought，Society，and Science）則述及：“……在現代未經節錄之字典有字幾至五萬。但是這種字典所列很多字體已經過時，不常用，限于技術性，或者屬于標準字之變體。” 抗戰前所出之《辭源》有單字約一萬零九百五十。大陸刊行之《新華字典》可能為*暢銷之字典，有字約一萬二千。《馬氏漢英字典》 （Mathrows’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有字七千七百八十五（很多科技名詞尤以化學名詞原出自西文）。 我所謂二萬，根據戰前之估計，包括以上各字典辭典所未列之字，如恭親王奕??之??，與康熙之名玄燁之燁，現在看來此估計似過高，以后修訂可能近于一萬五六千。 我希望研究語言文字之專家利用電腦將現行字作一統計，我猜測必低于二萬，不可能多至四萬余。要我接受《康熙字典》之字數，即是將我寫歷史向后修訂。 ◎書評說我曾說“五行金、木、水、火、土為萬物相配置的方法，其根源出自《易經》 ”。“ 《易經》恰巧也不曾談及五行”，所以我應當“翻一翻這本書”。 《大歷史》有關此中關系之原文為： 他（漢武帝）朝中博士（董仲舒）認為五行（木、火、土、金、水）和東西南北中之五方、五種基本之色彩、五聲之音階、五種個人之德性，甚至五項施政之功能都互相配合而融會貫通。例如火，色赤，見于夏季，與用兵有關。這種觀念源于一種信仰，它認為人世間任何“物”，不管是實際物品，或是人與人間的一種關系或交往，都出自某種類譜上相關價值，所以可以用數學方法操縱之，其根源出于《易經》，它是一種來歷不明的古老經典。（頁五十二至五十三） 以上所說確定地指出其觀念及信仰來自《易經》。至于《易經》與五行的關系，讀者可以參考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內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 我生平只用過《康熙字典》一次，也只“翻一翻”《易經》一次，此因研究明代*后一個戶部尚書倪元璐時，發現他曾著《兒易》一書。我曾懷疑此中有特殊之數學思想，結果大失所望。我對一般讀者的勸告即是接受李約瑟博士對《易經》的評價，這是一只“檔案箱”（File Cabin），若不如此只有自己研鉆作《易經》專家，我再提醒讀者，僅明朝人士所作對《易經》的解釋與圖說，已有二百二十部，內容彼此不同。 ◎書評說商朝萬物有靈的觀念自周而中斷，代之為周代對祖先的崇拜，這是謬說。“商人何嘗沒有祖先崇拜?周人何嘗無萬物有靈之信念，黃先生對有關宗教的問題太陌生了。” 這又是斷章取義的惡意攻擊。我原書所述為： 兩個民族或國家間宗教上的差異也極為明顯，商人尚鬼，大凡一切事情之成敗，從戰爭或利或不利，到牙痛發炎，都有特殊的祖宗作祟。這種萬物有靈的信念（animism）自周而中斷，代之則為周代的祖先崇拜。周人認為綿延宗嗣是后代的義務。（頁十六） 很顯然，以上所述為源于國家之教義（Out of State），有組織，有全面性，與偶然的宗教意識或單獨的宗教行為無關。簡概言之，古人說“殷尚鬼”，表示著商朝的部落國家性格，尚未脫離巫教之操縱，亦仍逗留于神權時代。《史記》的《殷本紀》內提及帝武乙以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即表示人與神爭的原始性格，此不可能見于周朝。 以周代商，宗教上有截前斷后的改革。周朝所主持的祖先崇拜已與倫理觀念及宗法社會不可區分，也是中國文化史里的特色之一。至于天子祭天，諸侯祭其封內山川，大夫祭其先，庶人無廟祭其寢，已不能視為animism。孔子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亦即表示文教上的前后不同。孔子自己的宗教思想可以以“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以及“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再有樊遲問孝時他答稱“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等文句看出。他又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終身仰慕周公，所以這一切文教之革新始自公元前12世紀，王權以禮樂作工具，祖先崇拜以孝為基礎，這與商之尚鬼有了至遠的距離。 我對宗教思想誠然陌生，所以在密歇根上學的時候曾往長老會、浸禮會路德教堂觀察。可是我一直以為商周之間宗教性格的不同，是一種歷史常識，至此被質問，被說“以想當然耳的態度，一刀割斷商周”，至為驚訝。 ◎書評說“秦以水德王，繼周而興，以黑色象征水正是該時代流行之思潮，何超時代之有?” 《史記》說：“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這成為以后朝代“改正朔，易服色”之始。以前有人提及商代曾有類似更革，出于傳說，秦始皇卻自身作主如是之除舊布新。《漢書·郊祀志》即稱“齊人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采用”，可見得是首創。又不止此也，秦始皇改稱黃河為“德水”，他在碣石所鐫碑有“隳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字樣。所以他以水象征秦代的統治，并及于封內不設防（這也對以后中國歷史有長遠之影響）。春秋戰國期間諸侯常以河防為作戰之工具，并以決堤危害鄰國，始皇之統一免除了這一切糾紛，所以以水德色黑，有超過當時假科學的意義，也表示思想與行動互為表里。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這一切仍是小問題。寫《中國大歷史》這樣的書可能全無差錯?只有外行才會有如此武斷式的信念，那又何苦為這些題目斤斤計較? 這也是由于書評者的用心。他找到很多一般讀者無從查考在黑白之間的爭點，積少成多，使他們對作者的能力、眼光懷疑，“黃先生的史學與史識是根本不能涉入任何關于哲學與文學領域中的”。“這類踳謬太多了”。 于是我說《孟子》一書有天候地理的因素在，為“此妙論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王陽明學說不是將佛家頓悟說植入儒家體系，亦無借重自然之趨向，更不涉及重視紀律之問題”，而且認為我既說中國受地理上之影響未曾在歷史上產生資本主義，則應當“遷土棄地”。又以為我歡迎“臺灣香港以及大陸改革開放的現象，對中國將資本主義化表示樂觀”，是為自相矛盾，“卻忽然忘卻了他的地理決定論，真是太奇怪了”。 此人與我曾無交往，如何如此對我“太不恭敬”（他自己用語）?另一段他又說及我“對思想缺乏興趣”（!）則好像“是不為也，非不能也”，看來則是無意之中我忽略了他的立場。他又提出他自己寫通史的辦法：“貴乎融攝綜貫，而融貫史事須有一套觀念，一套解釋架構。”換言之需要唯心，以觀念論先造成架構。 在我看來這是徹頭徹尾地將中國史向后修訂。《周禮》所謂“唯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只二十字已具在這樣一套架構，如在中古時不僅可以倚之為寫通史之指針，而且足以用之制造歷史。可是這種體系需要所有政治、經濟 （非現代之economy或economics，而系傳統經國濟世之術）全操在文人手中，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大前提下，用憑空構造（free construction）的方式將社會扭捏如理想。明初即已近乎這種做法。迄至利瑪竇東來，猶嘆賞治理中國者全系哲學家。我的《萬歷十五年》正是暴露此體制之弱點。 中國之士大夫階級已因20世紀的革命永不復返，即以“知識分子”自成集團亦為日無多。*有力量左右國家政治、經濟 （這倒是各大學經濟系所注目之經濟，因其有數目字之根據）的人物為銀行家、實業家、會計師、工程師、律師，甚至廣播員、新聞記者。軍事家只在某種場合之下發揮其特長，大學教授聘為顧問多系專理外交之智囊，無一技之長（這才是技術）之文人仍欲如昔日官僚主義體制宰割一切不可得也。 我是否在提倡中國哲學無用論? 那亦不是我的著眼。*近我研究抗戰期間的蔣介石，才領悟到王陽明之心學對他影響之大（也摻雜佛家頓悟說，也借重自然，也注意規律，全有文字作證）。而且他的日記里間常引用《詩經》與《書經》。毛澤東與鄧小平都曾閱讀過二十四史及《資治通鑒》。很顯然的，中國今后之文教有待于傳統信念和習慣與眼前的新經濟生活切磋琢磨而成，因之哲學與倫理仍具有領導的力量。但是新哲學家不能因襲于過去文人一手遮天的辦法，以為文字均為其領域，對用其他學科為基點所作歷史全不忍讓。我個人即堅信任何歷史學家無從否定今日中國由一個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情形進入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境界。因此之故，古籍專家參閱西方經濟思想的經典著作只能有益無害。 抗戰之前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他即將董仲舒到康有為之一段全長近兩千年統稱之為“經學時代”，書中云：“……在此時代中諸哲學家無論有無新見，皆須依傍古代哲學家之名，如以舊瓶裝新酒焉。”他五十多年前寫此段時即表示中國早已脫離此境界。王汎森先生論古史辨運動，也只反對“在倒洗澡盆時也把嬰兒倒掉了”，并未反對洗澡。 今日去康有為又四分之三世紀，馮友蘭也屢被整肅后身故。可是諸人夢想不到之事卻已發生，即毛澤東不能想象之事都已發生。我自慚學淺術疏，但確認改制已成，毋庸托古。《周禮》系何人所作與我關系不深，可任專家爭執。此書“間架性之設計”都成為了我研究財政稅收之有力引導。況且《中國大歷史》原為美國大學二年級學生讀，在國內亦只希望為一般中學生、旅游者讀，*多為大一學生參考，但仍遇到如是全面企圖封殺，則除了本身防衛之外，不得不對當前歷史教學發表意見。 其實今日之歷史書籍只能由讀者選擇，不能由自命威權者所封殺，因為背景上，中國之改革，包含著各種群眾運動。我們的衣食住行生活事業等的改變，尤其脫離了過去“詩意之公平” （poem justic），已成為了每一個讀者的人生體驗，有如周立禺之于張惜音，不說自明，無待考證。我再摘錄馮著《中國哲學史》里的一段： 中國哲學史只有一個，而寫的中國哲學史則有日漸加多之勢。然此人所寫，彼以為非，彼之所寫，復有人以為非，古之哲學家不可復生，究竟誰能定之?若究竟無人能定，則所寫的歷史及寫的哲學，亦唯永遠重寫而已。 這也是我歡迎史學家將我書向前修訂不要向后修訂之主因。 不久之前哈佛大學亨廷頓教授（Samuel P·Huntington）在美國《外交事務》夏季號發表論文，題為“文明的沖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內中提及過去國際間之沖突，出于君主間王室的沖突、民族國家間的沖突、意識形態的沖突。今后此類沖突升級，則為文明間之沖突，*顯著之趨向則為西方文明在一邊，“儒家與伊斯蘭文明之結合”在另一邊之越洋沖突。雖說亨教授結論之*后一句提及在適切之未來，宇宙一體之文明既不可得（此亦他個人意見），這項文明應在體驗之中學會與其他文明共存，但其文字則充滿著備戰之語調。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差距過大，所以西方國家裁減軍備應有限度，并須在東亞及西南亞保持軍備之優勢，以防止儒教國家之擴充政策，并且設計利用各國家彼此間之沖突。西方國家則除了歐美應加緊聯系之外，還要爭取東歐及拉丁美洲，因為他們的“文化與西方接近”，日本為“西方之準會員”，所以要促進與它及與俄羅斯之聯系。 亨廷頓也引用旁人之說，指出所謂儒教國家為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新加坡及其他國家內之華僑社團。以上各處互相具備新興之工商業、金融中心、科技能力、服務性質之事業、良好之通訊網、廣大的土地資源及勞動力，而以中國大陸作中心發展。冷戰之后意識形態之敵意消失，各國以文化上共通之處促進經濟之整體化。中國則不斷地主持其擴張政策，在他看來，凡此都有向西方挑戰之征象。 表面看來，亨廷頓不以種族、宗教、國家主義及經濟之任何一面作“文化的沖突”之重點，而其實其文外之意即已集各色成見之大成。他既提及“西方文化”之核心地區，又有外圍，尚有“準會員”如日本，又提及“西方文化事實上有許多方面滲入整個世界”，美國及其他西方勢力利益則已在行動之中獲得“普遍的合法性”，則與19世紀末期所謂“命定擴張論”（Manifest Destiny）有異曲同工之效用，總之即與羅斯福之所謂“四個自由”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已在推崇中國為“四強之一”的著眼大相徑庭，亦即將世界歷史及美國歷史向后修訂。 亨廷頓將提倡“柔遠人，來百工”之儒教文明，以及孟子所謂舜“東夷之人也”與文王“西夷之人也”的儒教之歷史上的世界，與《可蘭經》內三句五語不離“圣戰”（Jihad）之傳統相提并論，因其文明“非西方”則為反西方，既為反西方則須抑制，讀來不僅令人覺得可怕，而又令人覺得滑稽。 這與我所謂歷史教學何關? 中外人士近幾十年來介紹儒家思想與文教傳統，重分析而不重綜合，將其細處論得莫測高深，其緊要之處與實用之處反又遺漏，歷史教學又將1800年前后割為兩段，講得互不關聯，因之發揮傳統文教者則不究現局，研究現局者則不提文教傳統。我們當對亨廷頓教授暴露此中關鍵感謝。《文明的沖突》一文仍主張西方應對其他文明之宗教哲學*基本的想法具深切之了解，并及于其人民因之對其利害之看法。借此句寫在文之末端，而作者已對儒教及伊斯蘭文明作有負面之判斷。 《外交事務》夏季號之后，秋季有一文，題為“中國之興起” （The Rise of China），作者克利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為前《紐約時報》之特派員，文稱“中國非做壞事（之國家）亦非叛徒 （國家），但是他野心雄勃”。作者將今日中國比如本世紀初期之德國，因統一為民族國家后，借經濟力量旺盛，有心經營遠洋海軍打破國際間之舊平衡也。克指出將來可能用兵之地一在南中國海，一在臺灣海峽，另一可能在與日本爭執之釣魚島。此文較切現實，亦更令人猛省。 如建立遠洋海軍則極難備而不用，打破國際間之舊平衡必為多數國家嫉妒，此又非道義上之問題，而為外交技術上之問題，想殷鑒重重，中國執政者必所深思，亦必能慎重將事。我只在此重復地提出《中國大歷史》內之一段，注意此段因其文版，初與讀者見面至今已逾五年。 雖說在今后幾十年內中國應有一個極好機會在“已有的”和“尚無的”國家之間做和事佬，調節折沖，可是她也可能在兩方之間同被排擠。工業先進的國家可找到很多借口抵擋人民共和國廉價而有技能之勞動力；而尚不能在數目上管理的國家則用各種教條指責北京之侵略性，這侵略性之趨向與中國文教傳統無關。從一個以農立國國家的觀點看來，一個以商業為主的經濟體系總好像是具有侵略性的。 現在看來即有潛力打破國際間之舊平衡已被認為具侵略性，嫉視者應不只農業國家。如此更表現簡明中國歷史放大視界，不得不隨時向前修訂。傳統的中國通史之作家無此顧慮也。
黃仁宇全集大歷史不會萎縮(大字版) 作者簡介
黃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長沙，1936年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就讀。抗日戰爭爆發后，先在長沙《抗日戰報》工作，后來進入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讀歷史，先后獲學士（1954）、碩士（1957）、博士（1964）學位。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1967）、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1970）、紐約州立大學New Paltz分校副教授、教授（1967-1980）。曾至英國劍橋協助李約瑟搜集整理研究有關《中國科學與文明》的材料（1972-1973）。參與《明代名人傳》的編寫工作（1972-1973）及《劍橋中國史》的集體研究工作（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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