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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全集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大字本)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0887208
- 條形碼：9787510887208 ; 978-7-5108-8720-8
- 裝幀：78g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黃仁宇全集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大字本) 本書特色
作者詳細敘述了威尼斯、荷蘭、英國、美國、日本、德國、法國和俄國資本主義興起時的社會組織、經濟與經營模式，探究了資本主義思想體系的構成，預測了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的發展趨向。
黃仁宇全集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大字本) 內容簡介
作者以“大歷史”之視野，縷析14世紀以來世界大變動的路徑，審視資本主義興起時的社會經濟與經營模式及其在各國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中的演化，著重敘述西方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過程，以及資本主義思想體系的形成過程，探討了中國社會的性質及今后的發展方向。
黃仁宇全集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大字本) 目錄
**章 問題的重心
第二章 威尼斯
第三章 荷蘭
第四章 英國
第五章 資本主義思想體系之形成
第六章 美國、日本和德國
第七章 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
第八章 總結
參考書目
展開全部
黃仁宇全集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大字本) 節選
中國未能產生資本主義之原委 我們既說資本主義不曾在中國產生，但我們也無法全部縷列不能產生的原因。一走獸有別于一飛禽，其間關系著兩方的組織與結構，不能僅以“沒有翅膀”作一切之解釋。以下提到兩方法制之不同，與其說是概括了不能產生的原因，毋寧說是在其重點上暴露著雙方組織與結構的差異，作為不能產生的證據。 諾茲及湯姆斯著有《西方世界之興起》，書中說及資本主義的推行，必使債務被尊重，合同必須強迫執行。他們也說：“不論主權誰屬，只能在安全、有秩序和在法律保護的商業路線、交易市場和契約關系之下，利潤才能增值。”他們不僅一再聲明私人財產權之重要，而且財產權還要“有效率”(efficient)。即使行使起來費力少而收效大，不致到處被留難，到處被阻滯而增加額外費用。 這樣一個條件如何能夠成為事實?光是立法詳盡還不夠。因為一項法律行得通，必有“社會上之強迫力量”(social compulsion)為之作張本。也就是十之八九的情形，人民能夠而且愿意照立法的條文行事。其條文不是合法(legal)(即一直有成例可援)，就是公平(equitable)(中國人常說合乎情理)。所以法官若開庭指正一二，甚或派法警，發出傳票，貼封條，強制執行，才沒有困難。倘使立法與社會情形及人民向背全部相違，理想與現實在思想上和生活上產生距離，一般民眾讀其條文有如念外國文，則行不通(inoperative)。如英國劍橋的街道依中世紀的規模，既窄狹又曲折，至今一般行車只能每小時15英里。縱有一位維新的市政專家，要在街頭豎立一種時速70英里的限制，吾人可謂之自欺欺人。反過來說，要在美國高速公路上樹立一個時速15英里的限制，哪怕有天大的本領，也確實掌握著了警察權，亦不見得能將如此不顧客觀背景的法令推行到底。 這與以上所說資本主義的組成有何相干? 諾茲和湯姆斯所說“有效率的私人財產權”，隱約指出社會的下層機構里有各種經濟因素，已到達了一個能公平而自由交換的程度，因之這樣的一個國家才能全部用數字管理，我們也可以想象這國家已進入了資本主義的境界。這一方面有如兩位作家所說，是私人資本能繼續不斷增集，從另方面說來，其所以如此，不僅法律之條文如是，人民一般的思想以及生活習慣也已接受這公平而自由交換的原則。此種情形在傳統的中國社會里迄未發生。分析內中原委，屬于本書結論之范圍。現在我們開卷時即要說明，這種“有效率的私人財產權”之原則，歷來不為中國法制所支持。 宋朝的朱熹乃一代大儒，他注釋的《四書》，是為以后各朝代開科取士的標準。他在江西任地方官時曾發布“曉諭兄弟爭取產事”的一篇公告。內中提及“照對禮經，凡人子不蓄私財，而律文亦有別籍異財之禁”。表面看來，此不過是一位模范官僚不接受親戚家人爭產的訴訟，而責成父兄族長調解以保全“風俗之淳厚”。但骨子里即暴露了傳統官僚組織以道德代替法律，不承認私人財產權的特色。我們再看明末模范官僚海瑞，他也曾留下一段文字，提出他審問民事案件的方針：“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兩人之間相去約400年，彼此都不顧及內在的公平(intrinsic justice)。亦即在官僚面前，原告與被告本來在人身上的不平等，因血緣關系、社會身份及道德品質而互有上下。官僚重要的是保存這梯級的社會價值，而可忽視訴訟之性質及提出訴訟之動機。換言之，法庭審案原不是為民服務，可以置案情的經濟性格于不顧，而只著意保全中國傳統的社會組織。朱熹與海瑞同為傳統的好官，可見得他們看來離奇的態度，出于一種千百年以來已成為風俗的思想與信仰，不是單純的司法問題。 歸根結底，西方的封建社會，下端緣始于部落組織，法治（jurisprudence)之傳統注重實事之需要，在細枝末節之中造成成例，積之而為傳統私人財產權自始即受重視。中國則在公元以前，即因防洪救災及對付北方游牧民族之需要，構成龐大的官僚組織，注重意識形態的一致，各種職掌也強調其一般性，成員才能互相對調。而下層組織又歷來由官廳指令造成，如北魏之三長制(鄰、里、黨)、北宋時之保甲。加上中央政府向全民直接抽稅，歷來各朝代都有“均田”辦法，造成大數量的小自耕農，作為當兵納稅之基礎。政府不顧坐視財富之集中，遂致生產單位分割至小，稅收雜碎零星，如此一來，小民固然請不起律師，官僚組織也無力創制復雜之法制理論。所以中國社會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由來已久，其以道德代替法律，更以息爭的名義，責成里長甲長鄉紳族長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一方面將衙門的工作分量減輕，一方面則阻塞低層社會里各種經濟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因為只有*原始型的交換才能被眾目公認，稍帶現代型的分工合作，及于較繁復的契約關系，即無社會之保證)。這和諾茲及湯姆斯所說有效率的私人財產權，直是南轅北轍。 有了以上歷史之背景，我們再回頭提出這問題，“為什么中國不能產生資本主義”，就不難解釋了。本來資本主義就是一種出奇的體制，應特殊需要而產生。即是西歐的國家亦要通過一段艱苦的改造，才能成熟而成為今日公認的資本主義國家(見第四章)。亞當·斯密曾謂有兩種“系統”，可以增進人民的財富，一是農業的系統，另一則是商業的系統。他接著又說，商業的系統乃是現代的系統。此即資本主義，因為別無他物符合其所形容。克拉克指出，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概括現代經濟制度是19世紀社會主義者發明的辦法。由此可見資本主義雖為一種經濟制度，在社會里造成一種系統，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新宗教思想固然可以視為推進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因，亦可當做在它羽翼下，這種新社會組織的意識形態。因為它無所不包，牽連甚廣，誠如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言，它有革命性格，也有創造新時代的氣魄(他們未直接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但提到“資本家時代”已是異途同歸)。我們再問：為什么中國不能產生資本主義？其答復則是“一只走獸，除非脫胎換骨，否則不能兼任飛禽”。 ……
黃仁宇全集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大字本) 作者簡介
黃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長沙，1936年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就讀。抗日戰爭爆發后，先在長沙《抗日戰報》工作，后來進入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讀歷史，先后獲學士（1954）、碩士（1957）、博士（1964）學位。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1967）、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1970）、紐約州立大學New Paltz分校副教授、教授（1967—1980）。曾至英國劍橋協助李約瑟搜集整理研究有關《中國科學與文明》的材料（1972—1973）。參與《明代名人傳》的編寫工作（1972—1973）及《劍橋中國史》的集體研究工作（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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