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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收入/企鵝.鵜鶘叢書 版權信息
- ISBN：9787532174973
- 條形碼：9787532174973 ; 978-7-5321-7497-3
- 裝幀：精裝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基本收入/企鵝.鵜鶘叢書 本書特色
“基本收入”，是指定期無條件對個人給付一筆是當數(shù)額的錢，提供一個人*基本的經(jīng)濟安全感，讓它在所屬社會中即使碰到*狀態(tài)也能夠生存。本書是全球基本收入研究推廣組織“基本收入地球網(wǎng)絡”（BIEN）創(chuàng)辦人，從事基本收入研究超過三十年的蓋伊·斯坦丁，匯集研究精華寫成的，引導我們深思基本收入問題的指南。 本書不只解釋了基本收入原理，討論三個被用來證明基本收入有實施必要的主要觀點——正義、自由與安全感，也解釋了相關的經(jīng)濟理論，并比較與其他社會福利制度的異同，闡述為何基本收入是當前我們迫切需要的。此外，他也針對一般常見的基本收入反對意見進行解釋，并進一步探討落實基本收入制度的實務挑戰(zhàn)和政治挑戰(zhàn)。
基本收入/企鵝.鵜鶘叢書 內(nèi)容簡介
社科。作者蓋伊·斯坦丁是優(yōu)選優(yōu)選基本收入研究推廣組織BIEN的創(chuàng)始人，投入基本收入研究超過三十年，他匯集研究精華寫成本書。不只解釋了基本收入原理，討論三個被用來證明基本收入有實施必要的主要觀點：正義、自由與安全感，也解釋了相關的經(jīng)濟理論，并比較了基本收入與其他社福制度的異同，闡述為何基本收入是當前我們迫切需要的。此外，他也針對一般常見的基本收入反對意見進行解釋，并進一步探討落實基本收入制度的現(xiàn)實挑戰(zhàn)和政治挑戰(zhàn)。從歷史源流、理論內(nèi)涵、正反意見到執(zhí)行方法、實驗成果及未來展望，這不是一本學術研究專書，而是身處于現(xiàn)代社會的你我都值得一讀的思辨讀本。
基本收入/企鵝.鵜鶘叢書 目錄
引言
**章 基本收入的意義與歷史起源
第二章 以基本收入實現(xiàn)社會正義
第三章 基本收入與自由
第四章 改善貧困、不平等與不安全
第五章 支持基本收入的經(jīng)濟理由
第六章 反對基本收入的標準意見
第七章 基本收入的財政負擔能力問題
第八章 基本收入對工作與勞動的意義
第九章 基本收入的替代方案
第十章 基本收入與經(jīng)濟發(fā)展
第十一章 基本收入創(chuàng)議與試點計劃
第十二章 政治挑戰(zhàn)——如何從這里到那里
附錄 如何實施基本收入試點計劃
BIEN相關機構清單
致謝
附注
展開全部
基本收入/企鵝.鵜鶘叢書 節(jié)選
幾乎每一個倡議基本收入的人都主張基本收入將會強化自由，并促使自由得以存在。這是主張發(fā)放基本收入的第二大正當理由。不過，到底什么是自由？作為本章的開場白，我們可以說，20世紀的政治左派分子太不關注如何強化個人自由的問題，而政治右派分子眼中的自由又過度朝自由至上主義傾斜，這嚴重違反某個極其重要的歷史傳統(tǒng)——即“共和主義式”自由。 標準的自由主義與自由至上主義觀點是，自由權牽涉到免于約束的自由（消極自由權），以及采取行動的自由（積極自由權）。這個觀點常被聯(lián)系到功利主義的政治哲學——也就是支配近年來中間偏右與偏左派政治策略的主要看法。功利主義的目的是要促進絕大多數(shù)人的幸福（通常被統(tǒng)稱為“*多數(shù)人的*大幸福”），而這個目的明顯可能導致政治人物過度忽略“導致少數(shù)人陷入悲慘”的事。 長期以來，典型的自由主義者（格林是新自由主義者）和自由至上主義者聯(lián)合起來反對各式各樣的溫和專制主義，尤其反對所謂國家溫和專制主義（state paternalism），但與孩童或精神脆弱者有關的事務除外。不過，現(xiàn)代政治人物向來缺乏思想連貫性（intellectual consistency）的美德，左派或右派皆然；很多人毫不避諱或暗地擁抱某種稱為“家長式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危險混合體，這個立場主張“領導”或“助推”人民“做出正確的選擇”。如今，它對自由的威脅可能已經(jīng)比露骨的獨裁主義更加嚴重，因為家長式自由至上主義實在太令人反感且操縱欲太強。我們將在這一章的稍后篇幅探討相關的寓意。 基本收入可視為某種基本經(jīng)濟權利，是自由主義所秉持之自由觀的一個必要條件。基本收入是所謂基本自由權之一，是其他基本自由權——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與結社自由的基礎。不過，基本收入在自由至上主義者與共和主義者的自由概念中，則是兩回事。 自由至上主義者的觀點 自由至上主義者支持“小政府”，他們的理由是：政府會破壞個人的自由權。就希望政府“消亡”這件事來說，純粹的自由至上主義者和共產(chǎn)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的立場是一致的。在他們眼中，政府必然是具侵入性的，而且一定會征稅，而侵入與征稅都被視為對個人自由的限制。 因此，很多自由至上主義者擁護政府發(fā)放基本收入的現(xiàn)象看起來可能有點奇怪。不過，他們針對這種立場所提出的辯解是，這是促使政府全面從社會政策領域撤退的次優(yōu)選擇，而且他們也經(jīng)常沮喪地承認，自由至上主義者心目中的“烏托邦”，在政治上是不可能行得通的。那類自由至上主義者包括政治右派的羅伯特·諾齊克（Robert Nozick）與查爾斯·默里（Charles Murray）以及自稱擁護“真正的自由至上主義”（real libertarianism）的范·帕雷斯，還有左派的卡爾·維德奎斯特（Karl Widerquist）等。 范·帕雷斯主張，基本收入能讓人民選擇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不過這個觀點遭到批判，原因是，它沒有將幾種*主要的自由列為優(yōu)先考量，未能體察到某些人比別人更難以將收入轉(zhuǎn)化為自由，而且鼓吹不負責任的自由。維德奎斯特的論點則是，基本收入提供“有效控制自我擁有權的自由”——也就是接納或拒絕與其他有意愿者合作的有效力量。 右派自由至上主義傳統(tǒng)陣營中，近來發(fā)言支持發(fā)放基本收入的人包括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邁克爾·坦納（Michael Tanner），以及利用已故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布坎南的著作進一步發(fā)揮的馬特·佐林斯基（Matt Zwolinski）。不過，這個陣營中*杰出的倡議者向來是默里，他在2014年將他名義上的自由至上主義的論點歸納如下： 這個社會太過富裕，所以我們不能事不關己地擺出一副“我們將不會為貧困人民做任何事”的姿態(tài)。我了解那個事實、認同那個事實，也抱持那樣的同理心。但我希望左派和右派人士能協(xié)調(diào)出一個宏觀折中方案。我們這些右派人士主張，以政府支出金額來衡量，我們會給你們一個巨大的政府，而就“不讓政府有能力把人民的生活搞得亂七八糟”的層面來說，就采用你們主張的小政府。所以，綜合雙方的主張，就是采用以下制度：每個月存一張支票到每一個年滿21歲以上的人的電子銀行賬戶，他們可以把這筆錢花到他們認為合適的任何用途。每個人也都可以選擇要不要和其他人聯(lián)合起來，集合大家的資源。不過，人們可以過自己想要的生活，我們讓人們得以自行決定要過什么樣的生活…… 關于這一切，我的真正目標是復興文明社會。我的意思是，根據(jù)這個制度，某個人每一個月都能領到一張支票。不過，若這個人自甘墮落地把這筆錢揮霍在飲酒作樂上，結果，離下一張支票入賬的時間還有十天，他就把錢全部花光，這時，他變成窮光蛋，連活下去都有問題。于是，他必須去找朋友、親戚、鄰居或救世軍之類的人幫忙，向他們坦誠“我真的需要活下去”。他一定會得到幫助。而由于這是一個保證基本收入制度，所以他不能再把自己塑造成一個不管多么努力都無濟于事的無助受害者。所以說，這個制度能形成以下的回饋循環(huán)：別人（在幫他以前）會說：“好，我們不會讓你餓死在街上，但你自己也應該一起努力才行。不要說你做不到，因為我們知道你幾天后即將收到另一張支票。” 不過，默里另外還主張“福利國家會自我毀滅”。他向來是個頗具爭議性的人物，而且很多政治左派分子因他對種族與文化等方面缺乏道德的觀點而嫌惡他。不過，他的上述論述確實值得我們深思。他錯在不該利用不負責任的酒鬼或賭鬼給人的刻板印象來主張廢除所有福利計劃，再以基本收入取而代之。 如果默里只鎖定對個人自由妥協(xié)的福利計劃，那他的意見確實會對那類計劃構成比較大的挑戰(zhàn)。因為無疑地，很多現(xiàn)代福利計劃確實侵犯到自由，而且通常是相當蓄意地侵犯。不采用那類計劃當然有助于強化自由，但很多公共服務也具備強化自由的功能。舉個例子，公共醫(yī)療服務就能讓某個生病或遭受意外傷害的人恢復自由行動的能力。相似地，對傷殘者的津貼與服務，以及公共禮儀的要求等，都有助于打造讓每個人享有平等自由的社會。 在右派自由至上主義者眼中，“如果我們能廢除現(xiàn)行所有福利計劃”，基本收入就是完美的，這個觀點相當討他們喜歡，部分原因是，這么做有助于促成較低的稅賦。關于這個立論，典型的例子是新墨西哥州前州長加里·約翰森（Gary Johnson，他曾是自由至上主義陣營的美國總統(tǒng)候選人），他在2016年年中出面支持基本收入，并表示基本收入能節(jié)省“官僚成本”。 如果沿著這個理論基礎繼續(xù)前進，右派自由至上主義者應該會發(fā)現(xiàn)他們*終必須在“基本收入的發(fā)放水準”和“其他福利計劃應廢除的程度”之間做一個取舍。不過，某些人的厄運或弱勢并無法歸因于他們的“自由選擇”，所以，基本收入不能取代尋求矯正或補償那種厄運或弱勢者的福利計劃。我們不能因一個人傷殘而怪他產(chǎn)生額外的生活成本或需求。所以，根據(jù)特定需求而加發(fā)的增額補貼——以貨幣津貼或公共服務等形式提供——應該永遠保留。 另一位公開支持基本收入的自由至上主義者佐林斯基一向倡議采用他所謂的基本收入保證（BIG），他提到美國聯(lián)邦福利計劃一年要花費超過6680億美元的成本到至少126個非常分散的計劃上。這還不含2840億美元的州與地方福利支出，所以說，美國每年發(fā)給每個窮人兩萬美元以上，總額幾乎達一萬億美元。與此同時，補貼遞減之類的規(guī)定（不同計劃的規(guī)定各有差異）意味著原本以領津貼度日的人開始嘗試去做低薪工作后，就必須承受非常高的邊際稅率。 佐林斯基表示：“沒有一個自由至上主義者會希望BIG成為現(xiàn)有福利國家制度以外的額外福利。”這樣的說法對左派自由至上主義者或許不公平，卻精準彰顯出右派自由至上主義者的根本立場，也就是說，他們主張基本收入將是替代由政府驅(qū)動且極具侵入性的福利國家相關制度的方案之一，而且是一種可強化自由的替代方案。 非自由至上主義者的政治左派陣營對自由至上主義者的理論基礎向來極端反感，很多人甚至完全拒絕接受基本收入的可能性，他們選擇將基本收入視為摧毀福利國家的某種陰謀。雖然很多自由至上主義者確實懷抱那樣的目標，但非自由至上主義者左派陣營這種憎惡基本收入的態(tài)度，主要是來自情緒上的反應，一點也不理性，因為其實基本收入的多數(shù)當代倡議者也認同公共社會服務與以資助窮困者為主的福利補貼。 盡管如此，許多著名的自由至上主義者提議以基本收入直接取代所有公共福利的事實，已在BIEN社群內(nèi)部引發(fā)一場猛烈的辯論，*后甚至促使我們在首爾舉辦的第十六屆國際大會上通過一項決議，聲明基本收入的支付不該危及福利國家制度。通過這項決議的理由是，我們體察到政治圈將基本收入視為萬靈丹的潛在危險。 但也有某些自由至上主義者反對基本收入，他們反對的理由是，如果要達到取代所有福利計劃、滿足個人多數(shù)基本需求，同時保護弱勢者的自由等目標，基本收入的發(fā)放金額勢必會高得嚇人，到時候就不得不以遠高于目前的稅賦來支應，而他們認為提高稅賦將會侵犯到納稅公民的自由。 佐林斯基在捍衛(wèi)他所謂的基本收入“結果論”自由至上主義的（‘consequential’ libertarian）論述時，坦承了這個取舍的困難： 我們要強調(diào)的觀點是，基本收入有助于保護特定弱勢人群的自由。不過，我承認，廣大到足以實現(xiàn)那個目的的基本收入，可能必須借由會侵犯到其他人之自由的稅賦來支應。所以，那等于是犧牲一些人的自由來謀取另一些人的自由。 我們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反駁這個立論，其中*簡單的反駁方式是：除非國家保護它*弱勢國民的基本自由，否則那些弱勢者會為了反擊導致他們變得更弱勢的那些人，而不惜侵犯那些人的自由。如果自由至上主義者成功打造出一個讓弱勢者感到了無希望的*小政府（minimalist social state），那么到*后，弱勢者的積怨將導致懲罰性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的事態(tài)發(fā)生。 家長式自由至上主義的危險 很多自由至上主義者表現(xiàn)得比道德保守主義者更加道德保守主義。也因如此，默里才會將基本收入視為一種鼓勵“更良善”行為和復興“公民文化”的工具。這其實是家長式的論述，和自由無關。不過，他至少不像新一代的家長式自由至上主義者那么直言不諱；家長式自由至上主義者以“行為經(jīng)濟學”（behavioural economics）和“助推理論”（nudge theory），為他們的主張——賦予政府操縱或溫和促使人民做出“正確選擇”的重要角色——進行辯護。一直以來，這些家長式自由至上主義者都相當有影響力，以致這個主題的暢銷書《助推》（Nudge）的作者之一，還成為奧巴馬總統(tǒng)執(zhí)政時期的重要監(jiān)管官員，另一位作者也成為英國首相的顧問。 在這個全球化時代，家長式自由至上主義已成為各國政策制訂的主要模式之一，自稱自由主義者（liberals，如參與聯(lián)合政府時期的英國自由民主黨人）、社會民主黨人以及保守派人士都倡議且落實家長式自由至上主義。這個主義的“正確”與“錯誤”觀，源自功利主義的政治哲學，其中，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的著作是他們的重要理論依據(jù)，而家長式自由至上主義更是源于邊沁的“圓形監(jiān)獄”（panopticon）構想，那種監(jiān)獄的設計是為了獄監(jiān)能隨時監(jiān)看受刑人的行為。邊沁的想法是要給予受刑人明顯的自由選擇，但同時也讓他們知道一旦自己做出“錯誤”的選擇就會被懲罰。
基本收入/企鵝.鵜鶘叢書 作者簡介
作者 蓋伊·斯坦丁（Guy Standing） 經(jīng)濟學家，劍橋大學博士。國際基本收入研究組織“基本收入地球網(wǎng)絡”（BIEN）的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二十二年來擔任聯(lián)合主席，現(xiàn)任名譽聯(lián)合主席。他目前是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SOAS）的研究員。曾任SOAS發(fā)展研究教授（2011-2015）、巴斯大學經(jīng)濟安全教授（2005-2011）和蒙納士大學勞動經(jīng)濟學教授（2005-2010），以及國際勞工組織在聯(lián)合國的社會經(jīng)濟安全計劃主任。 蓋伊·斯坦丁在2010年當選為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同時也是許多國際機構的顧問，包括世界銀行、開發(fā)計劃署、兒童基金會和歐洲委員會，并擔任許多政府顧問，特別是曼德拉總統(tǒng)勞動力市場政策委員會研究主任；個人著作超過二十本，其中《危產(chǎn)階級：新的危險階級》（The Precariat：The New Dangerous Class）已翻譯成十六種語言出版。 譯者 陳儀 投資公司投資部主管，投入金融投資領域長達二十年以上，曾任基金經(jīng)理人及專業(yè)投資顧問研究主管；已翻譯多部經(jīng)濟學類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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