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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與大屠殺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4715805
- 條形碼：9787544715805 ; 978-7-5447-1580-5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現代性與大屠殺 本書特色
齊格蒙·鮑曼通過對大屠殺的研究，尋找社會暴行發生的必然性，并引申至當今社會中潛藏的可能性。他認為，大屠殺并不應該歸結為猶太歷史上的一個事件，或者正是因為現代文明的進步，才無法在西方重演。相反，他表明，我們必須把大屠殺事件理解為深深植根于現代社會的本質和現代社會思想的核心范疇，其決定性因素正是現代性本身。
現代性與大屠殺 內容簡介
《現代性與大屠殺》是一部反思現代性的力作。知名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認為，大屠殺不只是猶太人歷史上的一個悲慘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為，而是現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學的理性計算精神，技術的道德中立地位，社會管理的工程化趨勢，正是現代性的這些本質要素，使得像大屠殺這樣滅絕人性的慘劇成為設計者、執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會集體行動。從極端的理性走向極端的非理性，從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蠻，看似悖謬，實則有著邏輯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許就在于：存任何情況下，個體都無條件地承擔起他的道德責任。
現代性與大屠殺現代性與大屠殺 前言
前 言
在寫完了躲藏在猶太人區生活的親身經歷后，珍尼婭向我，她的丈夫，表示了感謝，感謝我容忍她在兩年的寫作時間里，再次居住在“那個不屬于他”的世界，而長時間地不在我身邊。的確，盡管當時它的觸角延伸到歐洲*遙遠的角落，我還是躲過了那個恐怖而不人道的世界。并且就像許許多多我的同齡人一樣，我也從未試圖在它已經從地球上消失之后再去探究它，而任由它游蕩在折磨人的記憶和被它奪去生命或傷害過的人那永遠無法治愈的創傷之中。
當然，我對大屠殺有一些了解。我與許許多多的同齡人和年輕人對大屠殺有著一樣的印象：大屠殺是邪惡之徒對無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整個世界分化成瘋狂的劊子手和無助的受害者，還有許多其他盡其所能幫助受害者的人，雖然他們在大多數時候無能為力。在這個世界里，謀殺者之所以謀殺是因為他們瘋狂、邪惡，并且為瘋狂和邪惡的思想所蠱惑。受害者被屠殺是因為他們無法與荷槍實彈的強大敵人相抗衡。這個世界的其他人只能觀望，他們迷惘而又痛苦，因為他們清楚只有反納粹聯盟的盟軍的*后勝利才能夠結束這場人間浩劫。根據所有這 一切，我印象中的大屠殺就像墻上的一幅畫：被加上了清晰的畫框，使它從墻紙中凸顯出來，強調了它和其他的家飾有多么大的不同。
而讀了珍尼婭的書之后，我才開始意識到我所知甚少——或者，更確切地說，我的思路是不恰當的。我逐漸明白了我并沒有真正理解在那個“不屬于我的世界”里所發生的一切。那一切是如此的錯綜復雜，遠遠不是那種簡單而且理智上很舒坦的方式所能解釋的。而我原來天真地認為這種方式業已足夠。我意識到大屠殺不僅是險惡和恐怖的，而且根本不能輕易用習慣性的“普通”方式來進行解釋。這個事件已經用它自己的符碼記錄了下來，要理解整個事件，首先就必須破解這些符碼。
我本希望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能弄清楚它的含義并且解釋給我聽。我翻遍了我以前從未探察過的那些圖書館書架，發現這些書架滿實滿載，充溢著審慎的歷史研究和深奧的神學小冊子。里面還有一些社會學研究方面的書———研究得非常精妙，剖析得非常深刻。歷史學家則積累了卷冊浩繁、內容豐富的史料證據。他們的分析令人信服而又深邃。毋庸置疑，他們揭示出大屠殺是一扇窗戶，而不是墻上的一幅畫。透過這扇窗，你可以難得地看到許多通過別的途徑無法看到的東西。透過這扇窗看到的一切，不僅對罪行中的犯罪者、受害者和證人，而且對所有今天活著和明天仍然要活下去的人都具有極端的重要性。透過這扇窗我所看到的一切一點兒也不令人愉快。但是，所見的畫面越是抑郁沉悶，我就越是堅信倘若拒絕看出窗外，就將是非常危險的。
而以前我的視線從未越出過那扇窗，在這一點上我和我的社會學同事們沒有什么不同。和大多數同事一樣，大屠殺在我看來充其量是可以被我們這些社會學家所解釋的某種事物，而決不是可以解釋我們目前所關心的目標的某種事物。我以為（是因為疏忽而不是經過了深思熟慮）大屠殺是歷史正常發展過程中的斷裂，文明化社會體內生長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瘋狂。因此，我可以為我的學生描繪一幅正常、健康、健全的社會圖畫，而把大屠殺的故事交付給專業的病理學家。
一些把大屠殺的記憶占為己有和對它進行利用的方式極大地助長了（雖然沒有解釋）我和我的社會學家同事們的這種自滿。大屠殺經常作為發生在猶太人身上，而且僅僅是發生在猶太人身上的悲劇，沉積在公眾的意識里，因此對于所有其他人而言，它要求惋惜、憐憫，也許還有謝罪，但也僅此而已。作為那些躲過了子彈和毒氣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死于槍殺和毒氣的受害者的后人們所掌握的或者小心翼翼地守護著的事件，大屠殺一次又一次地被猶太人和非猶太人講述成猶太人的集體（也是單獨的）所有。*后，兩種觀點——“外在”的和“內在”的——互為補充。一些自任為死者代言的人，甚至警告那些串謀起來企圖從猶太人那里盜走大屠殺，使之“基督教化”或者把其獨特的猶太特性消融在一種毫無特征的“人性”苦難之中的那些竊賊。猶太國家則力圖把這段悲劇的歷史用來當做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據，當做其過去和將來政策的安全通行證，并且，*重要的是，當做它為可能要干的不道義行為提前支付的代價。各承其因，這些看法又對公眾意識中大屠殺是僅僅屬于猶太人的事件，而對被迫生活在當代并成為現代社會之一員的其他人（包括作為人類的猶太人本身）毫無意義的觀念起了加固作用。但是，一個知識淵博、思想深邃的朋友近來突然使我意識到，大屠殺的意義已經在多大程度上被簡化為私有的不幸和一個民族的災難，并且這種簡化又是多么的危險。我則向他抱怨說在社會學中我沒有發現很多從大屠殺歷史中得出的具有普遍意義的重要結論。他回答說：“這不令人吃驚嗎，想想有多少社會學家是猶太人？”
人們在周年集會上宣講大屠殺，在幾乎全是猶太人的聽眾面前追悼大屠殺，把它作為猶太人共同體生活中的事件來報道。大學也開設了有關于大屠殺歷史的專門課程，不過，卻把它從總的歷史課程中分離出來單獨教授。大屠殺已經被許多人看做是猶太人歷史的專門話題。大屠殺吸引著自己的專家——那些在專家會議和專題研討會上頻頻碰頭并互做報告的研究者們。但是，他們那些特別豐富且至關重要的作品卻能夠回歸到研究性學科和一般文化生活的主流中去——就像在我們這個專家和專門化的世界里存在的大多數其他專門化興趣那樣。
當它*終找到回歸的道路的時候，它時常也只被許可在公眾的舞臺上以一種理智化的，因而是徹底失去了鼓動性并具有安慰性的方式存在。心悅神和地與公眾的神話相契合，大屠殺可以使公眾擺脫對人類悲劇的冷漠，卻無法使他們擺脫他們的自以為是——就像美國肥皂劇譯制片《大屠殺》所展示的，養尊處優、彬彬有禮的醫生和他們的家庭（就像你在布魯克林的鄰居那樣）正直、高貴、道德無損，在由粗俗殘忍的斯拉夫農民侍候著的令人厭惡的納粹敗類的押送下走向毒氣室。羅斯基斯，一個對猶太人對末日所做的反應富有洞見且能深深地移情入內的研究者，記錄下了猶太人默然而無情的自我審查工作——猶太居住區里的詩句“彎曲至地的頭顱”（heads bowed to the ground）在后來的版本中被替換為 “信 念支撐的頭顱”（heads lifted in faith）。羅斯基斯的結論是：“陰暗被拭去的越多，作為一種原型它就越能呈現其特殊的輪廓。死去的猶太人是絕對的善，納粹分子和他們的同黨是絕對的惡。”因此，當漢娜·阿倫特指出殘暴統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喪失了他們的部分人性時，冒犯了很多人的感情，而招來一片指責。
大屠殺確實是一場猶太人的悲劇。盡管并不僅僅是猶太人受到了納粹政權的”特殊處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殺害的二千多萬人中，有六百萬是猶太人），但只有猶太人被標上了全部消滅的記號，并且在希特勒力圖建立的新秩序中也沒有給猶太人留下任何位置。即使這樣，大屠殺并不僅僅是一個猶太人問題，也不僅僅是發生在猶太人歷史中的事件。大屠殺在現代理性社會、在人類文明的高度發展階段和人類文化成就的*高峰中醞釀和執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大屠殺是這一社會、文明和文化的一個問題。因此，在現代社會的意識中對歷史記憶進行自我醫治就不僅僅是對種族滅絕受害者的無意冒犯。它也是一個信號，標示出一種危險的、可能會造成自我毀滅的盲目性。
這種自我醫治的過程并不必然意味著大屠殺完全從記憶中消失。恰恰有許多與此相反的跡象。除了少數歷史修正派的聲音否認這一事件的真實性之外（即便是無意的，這種否認也只是通過他們鼓噪起來的聳人聽聞的大標題增加了公眾對大屠殺的知曉程度），大屠殺的血腥和它對受害者造成的影響（尤其是對幸存者的影響）在公眾興趣里占據的位置呈上升的趨勢。這一類型的話題已經成為電影、電視劇或者小說里必不可少的——哪怕從整體上說是輔助性的——次要情節。但是幾乎沒有人懷疑這種自我醫治——通過兩個互相糾結的過程——的的確確發生了。
一個過程就是強行賦予大屠殺的歷史以專家專題研究的地位，把它交付給自己的研究機構、基金會和圈內會議。研究性學科的分流帶來的一個常見而又人所共知的后果就是新的專門化領域與研究的主領域的聯系變得很微弱；新專家的關注和發現對主流的影響并不大，而他們提出的獨特的語言和構想也是如此。因此，分流通常意味著代表專家團體的學術興趣從學科的核心準則中被剔除出去；就是說，這些學術興趣被特殊化了，被邊緣化了，雖不必然在理論上也在實際上被剝奪了更為一般的意義；而主流學術也不對它們作進一步的關注。因此我們看到， 盡管有關大屠殺歷史的專門著作無論在卷帙、厚度還是在學術質量上都以相當快的步伐前進，但在綜觀現代歷史時傾注于大屠殺的空間和注意力卻仍然沒有太大的提高；甚至正好相反，現在可以更容易地附加一個長度適當的學術參考書目，而不去對大屠殺做實質性的分析了。
另一個過程就是已經提到的對沉積在公眾意識中的大屠殺形象進行清潔化（sanitation）的過程。公眾關于大屠殺的印象經常與紀念性儀式和這些儀式招致并予以合法化的嚴肅說教聯系在一起。這種情況在其他一些方面無論有多么重要，卻沒有為深層次地分析大屠殺提供多少空間——尤其是關于大屠殺那些難以認清和容易混淆的方面。而通過非專業性的和一般的信息媒介，原本已經很有限的分析就更少地能夠進入公眾的意識中去了。
當公眾被要求去思考這*令人畏懼的問題——“為什么有可能發生這樣的恐怖？它為什么會發生在世界文明化程度*高的中心？”——他們頭腦中的寧靜和平衡也很少被打破。如果將對罪行的偽裝的討論當做對原因的分析，就會有人告訴我們，恐怖的根源應該到希特勒的成見、其黨羽的奉承諂媚、其追隨者的殘暴及其思想的傳播所導致的道德敗壞中去尋覓，而且能夠找到；如果我們研究得更深一步，或許還能發現根源在于德國歷史的特定回復，或者在于普通德國人特有的道德冷漠——一種只能被期望存在于他們公開或者潛在的反猶主義傾向中的態度。大多數情況下，對于“盡力去理解這種罪行怎么會變成現實”的要求所做的回答，則是一個冗長乏味的陳述，關系到被稱為第三帝國的可惡政權，關系到納粹的殘暴和“德國的痼疾”中的其他方面，我們都相信并且被鼓勵繼續相信這些都代表了某種“與我們星球的本質相悖”的東西。也有人說一旦我們完全明白了納粹主義的野蠻及其的原因，“那么有可能的是，即使不能治愈的話，也至少會使納粹主義在西方文明上留下的創傷不再疼痛”。如果可以對這類觀點做一種解釋的話（那并不見得一定就是作者們本人的看法），就可以說一旦給德國、德國人和納粹主義者確定了道德和物質上的責任，原因也就找到了。這就像大屠殺本身一樣，它的起因被壓縮在一個有限的空間和一段有限的（所幸是業已結束的）時間內。
然而，關注大屠殺的德國性（Germanness），把對罪行的說明集中在這個方面，同時也就赦免了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認為大屠殺的劊子手是我們文明的一種損傷或一個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卻合理的產物——不僅導致了自我辯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導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備的可怕危險。一切都發生在“外面”——在另一個時間、另一個國家。“他們”所受到的責備越多，“我們”這些其余的人就越安全，我們為捍衛這種安全所要做的也就越少。一旦將對罪行的歸咎與對原因的落實等同起來，也就不必去質疑我們為之驕傲的清白與心智健全的生活方式了。
荒謬的是，總的結果就是將刺痛從大屠殺的記憶中拔了出來。大屠殺能夠傳遞給我們今天生活方式的信息——我們為了安全所依賴的制度的性質，我們衡量自己的行為與認為正常并加以接受的互動模式是否適當的標準的效力———默然無聲、沒有聽眾，也沒有人去傳遞。即使被專家闡明并且提交到圈內會議上討論，在別處它也不會有什么聲音，對所有圈外人而言仍然是一個神秘之物。它還沒有進入（至少不是以一種嚴肅的方式）當代意識。更糟糕的是，它至今還未對今天的現實生活產生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我的這項研究欲圖為一項遭到了長期延誤，并且具有相當文化與政治重要性的任務做一點微薄和適度的貢獻；這個任務就是要使從大屠殺這個歷史片段中得到的社會學、心理學和政治學教訓進入當代社會的自我認知、制度實踐和社會成員之中。這項研究并不提供任何對大屠殺的新的解釋；在此立場上，這項研究完全依賴于近來專業研究的驚人成就，我從中盡力汲取所需，受益良多。不過，大屠殺所揭示的過程、趨勢和潛在可能性使這項研究必然集中于對社會科學（可能還有社會實踐）的各種非常核心的領域進行修正。這項研究中各種探討的目的不是要增加專業知識，也不是要增加社會科學家對邊緣性學術的關注，而是要在社會科學的一般應用面前展示專家的發現，要以與社會學研究的主流旨趣有關的方式來解釋這些發現，并把它們反饋到我們學科的主流中來，也由此把它們從當前的邊緣狀況提升到社會理論和社會學實踐的中心地位。
**章是有關社會學對大屠殺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論上和實際上的關鍵問題做出的反應（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這樣的反應之少得驚人）的概覽。其中的一些問題將在以后的章節里單獨展開并更充分地進行論述。因此，第二、三章主要探究在現代化新條件下的各種界標性趨勢所導致的張力、傳統秩序的瓦解、現代民族國家的鞏固、現代文明某些特性之間的聯系（其中，科學修辭在社會工程各種抱負合法化的過程中的作用*為顯著）、團體敵對的種族主義形式的出現，以及種族主義與種族滅絕計劃的聯系。考慮到大屠殺是一個典型的現代現象，脫離現代性的文化傾向和技術成就的背景就無法理解，因此在第四章，我力圖直面的問題是，大屠殺在其他現代現象中占據的位置所具有的獨特性與常規性之間真正的辯證統一。我得出結論是：大屠殺是本身相當普通和普遍的因素獨特地相互遭遇的結果；這種遭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會被歸咎于壟斷了暴力手段和帶著肆無忌憚的社會工程雄心的政治國家的解放：從社會控制，一步步地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會自治制度。
第五章干的是費力不討好的事，即帶著特別的熱情來分析那些我們“寧可不說”的事情；即對一些現代機制的分析，這些機制使受害人在他們的受害過程中進行合作，并且產生了那些與文明進程使人高尚有道德的后果相悖而導致人性淪喪的強制性權威。第六章討論的主題是大屠殺的一種“現代聯系”，即大屠殺與權威模式的密切關系在現代官僚體系中發展到了完美的程度——這是對米格拉姆（Milgram）和齊姆巴多（Zimbardo）所做的重要的社會心理學實驗的一個擴展評論。第七章是理論綜述和結論部分，主要審視了目前道德在主導社會理論視野里所占的地位，并且主張進行根本的修正———這種修正主要集中在已經揭示出來的對社會（身體上和精神上的）距離進行社會操縱的能力。
盡管各章的論題有差異，我希望所有章節論述的指向都是一致的，都是為了加強中心主題。所有的論證都是為了支持從現代性和文明化進程及其后果的主流理論中吸取大屠殺的教訓。這一切都源于一種信念，即相信大屠殺的經歷包含著我們今天所處社會的一些至關重要的內容。
大屠殺是現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無法解決的舊緊張同理性有效行為的強有力手段之間獨一無二的一次遭遇，而這種手段又是現代進程本身的產物。即使這種遭遇是獨特的，并且要求各種條件極其罕見的結合，但出現在這種遭遇中的因素仍然還是無所不在并且很“正常”。大屠殺之后并沒有做足夠多的工作去徹底了解這些因素可怕的潛能，為了克服它們可能帶來的可怕后果而做的工作就更少了。因此從兩方面來說，我相信我們可以做得更多——而且應該去做。
在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從西耶特（犅狉狔犪狀犆犺犲狔犲狋狋犲）、艾森斯達特 （Shmuel Eisenstadt）、費赫爾 （Ferenc Feher）、赫勒（Agnes Heller）、赫什佐維茲（Lukasz Hirszowicz）和查斯拉夫斯基（Vicor Zaslavsky）的評論和建議中受益匪淺。我希望他們在書中看到的不僅是對他們的觀點和啟發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論證。我要特別感謝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專心致志地閱讀了書中一個接一個的觀點，給予了有見地的評論并提供了*有價值的意見。我還要感謝羅伯茨（David Roberts）對這本書所做的仔細、耐心的編輯工作。
這本書的平裝本包含了一個新的附錄，名為“道德的社會操縱：行動者的道德化，行動的善惡中性化”。這是１９８９年《現代性與大屠殺》被授予社會學和社會理論的歐洲阿馬爾菲獎時作者的發言稿。
一 導論：大屠殺之后的社會學
現代文明的物質和精神產物包括死亡集中營和集中營里束手待斃的人們。R．魯本斯坦與J．羅斯，《通往奧斯維辛之路》
對有關文明、現代性與現代文明的社會學理論而言，通過兩種方式可以貶低、誤解或者輕視大屠殺對它的意義。
一種方式是把大屠殺看做是發生在猶太人身上的事情，看做是猶太人歷史中的一個事件。這使得大屠殺獨一無二，平淡而不具代表性，與社會學也沒有什么關系。其中*普通的方式就是將大屠殺說成是歐洲基督徒反猶主義的頂點——反猶主義在本質上就是一個獨特的現象，在龐大而繁雜的種族或宗教歧視與敵對的目錄當中，沒有什么可與之相提并論的。在其他的一切集體敵視中，反猶主義是無與倫比的，這是因為它史無前例的系統性、意識形態的強度、超國家和超地區的蔓延，以及其地方性源泉與世界性支流相匯合的獨特性。因此可以說，當大屠 殺被定義為反猶主義以別的方式的延續時，大屠殺似乎就是一個“單元素集合”，一個不再重復的片段，這也許對大屠殺所在社會的病癥有所診斷，然而卻幾乎不能增加我們對這個社會正常狀態的理解。它也更少地要求對現代性的歷史趨勢、文明的進程、社會學研究的基本主題的正統理解進行任何有價值的修正。
另一種方式——表面上指向截然相反的方向，但實際上導致了同樣的結果——是將大屠殺看做廣泛而常見的一類社會現象中的一個極端；這當然是一類令人厭惡和讓人反感的現象，但我們還能夠（而且必須）忍受。我們必須容忍大屠殺，因為它具有回復性和普遍性，但*重要的還是因為現代社會過去一直都是、現在也是而且將來還會是一個被設計來壓制它，甚至可能徹底撲滅它的組織。因而，在一個所涵甚廣，包括了沖突、歧視或者侵略等許多與大屠殺“相似”事件的范疇中，大屠殺被另外算做了一項（不管它多么突出）。往*壞處說，大屠殺牽涉到了人類一種原始的、在文化上無法磨滅的“自然的”稟性——比如洛倫茲提出的本能攻擊性，或者阿瑟·庫斯勒提出的不可以用新大腦皮層來控制的大腦中古老并受情感支配的那個部分。這樣，由于致使大屠殺發生的種種因素是前社會的并且不受文化支配的影響，這些因素就被切實地從社會學所關注的領域中排除出去。往*好處說，大屠殺會被置于*可怕和*邪惡的——但仍是理論上可吸收的——種族滅絕中去；否則，大屠殺就會簡單地被消融在于普遍的、人人熟悉的那類人種、文化或者種族之間的壓迫與迫害當中。
無論選擇哪種方法，結果都是一樣。大屠殺被擱置到人們熟知的歷史之流中：
以這種方式看待大屠殺，再恰當地舉一些其他的歷史慘劇的例子（宗教改革、對阿爾比派異端的血腥大屠殺、 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以及英國在布爾戰爭期間所發明的集中營），就更容易把大屠殺看做是“獨特的”——盡管也是合乎常態的。
或者，大屠殺也可以溯源到數百年來在基督教主宰的歐洲那些屢見不鮮的猶太人隔離區、法律歧視、對猶太人的屠殺和迫害記錄中——因此大屠殺雖然被當做一種史無前例的恐怖，卻是種族和宗教仇恨完全合乎邏輯的產物。無論如何，危害被解除了；確實無需對我們的社會理論作重大的修正；我們對于現代性、對于它尚未揭示出來但卻經常存在的潛能和它的歷史趨勢的看法，也無需另外一種嚴肅的眼光，因為社會學所積累的方法和概念已經足夠對付這個挑戰——足以“解釋”它、“了解”它、理解它。*終的結果是理論上的沾沾自喜。但是，對于另外一種很好地充當了社會學實踐之理論框架和實用正當性（pragmatic legistimation）的對現代社會模式的批評，卻沒有做出任何真正的合理說明。
迄今為止，對于這種自鳴得意、自我陶醉態度的有價值的不滿之音大多數發自歷史學家和神學家。社會學家對這些聲音卻置若罔聞。與歷史學家所完成的數量驚人的工作，以及基督教與猶太神學家所做的大量靈魂探索相比，專業社會學家對大屠殺研究的貢獻看起來就微不足道。毋庸置疑，迄今為止已經完成的這些社會學研究只是表明，大屠殺對于社會學現狀所能說的要多于目前狀態下社會學可以為我們增加的大屠殺的知識。而這個令人憂慮的事實并沒有被社會學家所重視（做出反應的就更少了）。
也許社會學專業內*杰出的代表E．C．休斯已經就業內人士在對待所謂“大屠殺”事件時，是以何種方式來理解他們的任務的，做了*貼切的表述：
德國國家社會主義政府在猶太人的歷史上犯下了*大的一樁“卑鄙勾當”。面對這樣的事件，要處理的關鍵問題就在于：（１）那些真正干這件事的人是什么樣的人；（２）其他的那些“好”人讓他們那樣做的環境又是什么樣的？我們需要知道的是更好地了解他們上臺掌權的跡象和更好地把他們排除在權力之外的方法。
休斯忠實于社會學實踐已有的原則，認為問題是去揭示心理—社會因素之間特有的結合，而這些因素很明顯是（作為決定性要素）與“卑鄙勾當”的操作者所表現出來的特有行為取向相關聯的；還要去探究另外一系列因素，這些因素削弱了其他個體（即使不是即將到來的，也是為人們所期望的）抵御這種取向的能力；*后還要在結果中得到一定量的解釋與預測的知識，這些知識將使得掌握它們的人在我們這個理性組織化的世界、這個因果法則和統計概率占統治地位的世界里可以阻止那些“卑鄙”取向變成現實，阻止它們以實際行為自我表達而帶來有害與“卑鄙”的后果。要實現后一個任務，可以應用將我們的社會理性地組織起來，使之變得可操縱、“可控制”的那種行為模式。我們所需要的是運用于社會工程的舊有——且決沒有遭懷疑的——行動的更好技術。
現代性與大屠殺 目錄
前言
一 導論：大屠殺之后的社會學
作為現代性之驗證的大屠殺
文明化進程的涵義
道德冷漠的社會生產
道德盲視的社會生產
文明化進程的道德后果
二 現代性、種族主義和種族滅絕(1)
疏遠猶太人的一些獨特之處
從基督教世界到現代性中猶太人的不協調
騎跨在屏障之上
三棱鏡群體
不協調性的現代層面
無民族的民族
種族主義的現代性
三 現代性、種族主義和種族滅絕(2)
從異類恐懼癥到種族主義
作為一項社會工程的種族主義
從排斥到滅絕
展望
四 大屠殺的獨特性和常態性
問題
非同尋常的種族滅絕
現代種族滅絕的特性
勞動的等級和功能劃分的影響
官僚體系之對象的非人化
官僚體系在大屠殺中的角色
現代防衛的破產
結論
五 誘使受害者合作
“封鎖”受害者
“拯救你所能拯救者”游戲
為集體毀滅服務的個人理性
自我保全的理性
結論
六 服從之倫理(讀米格拉姆)
具有社會距離功能的非人性
個人自身行動背后的同謀
技術的道德化
自由漂浮的責任
權力的多元主義和良知的權力
罪惡的社會性質
七 一種道德的社會學理論初探
作為道德工廠的社會
大屠殺的挑戰
道德的前社會來源
社會接近與道德責任
道德責任的社會壓制
距離的社會生產
結束語
八 事后的思考：理性與羞恥
附錄道德的社會操縱：行動者的道德化
行動的善惡中性化
一 導論：大屠殺之后的社會學
作為現代性之驗證的大屠殺
文明化進程的涵義
道德冷漠的社會生產
道德盲視的社會生產
文明化進程的道德后果
二 現代性、種族主義和種族滅絕(1)
疏遠猶太人的一些獨特之處
從基督教世界到現代性中猶太人的不協調
騎跨在屏障之上
三棱鏡群體
不協調性的現代層面
無民族的民族
種族主義的現代性
三 現代性、種族主義和種族滅絕(2)
從異類恐懼癥到種族主義
作為一項社會工程的種族主義
從排斥到滅絕
展望
四 大屠殺的獨特性和常態性
問題
非同尋常的種族滅絕
現代種族滅絕的特性
勞動的等級和功能劃分的影響
官僚體系之對象的非人化
官僚體系在大屠殺中的角色
現代防衛的破產
結論
五 誘使受害者合作
“封鎖”受害者
“拯救你所能拯救者”游戲
為集體毀滅服務的個人理性
自我保全的理性
結論
六 服從之倫理(讀米格拉姆)
具有社會距離功能的非人性
個人自身行動背后的同謀
技術的道德化
自由漂浮的責任
權力的多元主義和良知的權力
罪惡的社會性質
七 一種道德的社會學理論初探
作為道德工廠的社會
大屠殺的挑戰
道德的前社會來源
社會接近與道德責任
道德責任的社會壓制
距離的社會生產
結束語
八 事后的思考：理性與羞恥
附錄道德的社會操縱：行動者的道德化
行動的善惡中性化
展開全部
現代性與大屠殺 相關資料
對種族主義、種族滅絕、理性、犯罪社會中的個人責任以及順從與抵抗的源泉的反思，充滿驚人的原則性。
——《村聲文學增刊》
對那些對于文明、進步和理性觀念仍深信不移的人來說，本書……挑戰了我們時代的基本信念。
——《泰晤士報文學副刊》
思想豐富而發人深省……這本書應該出現在我們的教室里和書架上。寫得極其出色。
——《當代社會學》
致珍尼婭，和所有其他講述真相的幸存者
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高度文明化的人類在頭頂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他們作為個人對我沒有絲毫敵意，我對他們也是如此。常言道，他們只是在“履行他們的職責”。我一點兒也不懷疑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善良的、遵紀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從未想過去殺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們中有人處心積慮地放置一個炸彈將我炸成齏粉，他也決不會因此而寢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國家，有權力赦免他的罪惡的國家。
——喬治·奧威爾，《英格蘭，你的英格蘭》（1941）
沉默是*大的悲哀。
——Ｌ.貝克，德國猶太人代表機構主席，(1933—1943)
我們感興趣的是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它們怎么會發生？……是否應當保持其全部的重要性、全部赤裸的事實和恐怖的一切？
——Ｇ.蕭勒姆，“反對處死艾希曼”
現代性與大屠殺 作者簡介
齊格蒙·鮑曼，社會學家、哲學家，“后現代主義”概念的主要創造者，出生于波蘭，曾任華沙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68年離開波蘭，1969—1971年在特拉維夫和海法大學任教，后前往英國，任利茲大學終身教授，曾在伯克利、耶魯、堪培拉等大學任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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