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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化與國粹之間-學衡派文化思想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0163644
- 條形碼:9787100163644 ; 978-7-100-16364-4
- 裝幀:70g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在歐化與國粹之間-學衡派文化思想研究 本書特色
一部重評學衡派文化思想的翻案之作 該書不回避學衡派與新文化運動的沖突及其固有的失誤,但又肯定二者都是在現代思想層面上運作的思想文化派別,其分歧的本質乃在于學理之爭,故互有得失;本書指出了學衡派因文化保守的情結,而于傳統情有獨鐘,但又肯定他們從世界人類發展的角度立論,在中西文化問題上,卻體現了較比更為健全的文化心態;本書肯定新文化運動是其時的主流文化,學衡派不免于邊緣化,但復強調后者同樣屬新文化的一族。不僅如此,學衡派所反復強調的,在人類社會追求進步與發展的過程中不容輕忽人文關懷的重要命題,無疑又具有可貴的前瞻性。在人們訴求人性和人文精神的呼聲日高的今天,其內在的合理性愈加明顯。這也正是吳宓諸人重現魅力,為人們記起的重要原因所在。
在歐化與國粹之間-學衡派文化思想研究 內容簡介
2019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該書的出版,在給讀者展現當年轟轟烈烈的文化思想運動宏偉圖景的同時,更重要的是給大家帶來當年運動中出現的理性聲音——學衡派。學衡派是活躍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一個文化團體,對當時社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然而,由于它的文化思想徘徊于歐化與國粹之間,對新文化運動多持批評態度,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被視為守舊勢力而倍受冷落。《在歐化與國粹之間——學衡派文化思想研究》一書,不僅系統地考察了歐戰后世界文化由東西方對立走向對話,以及緣是引起中國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而且也深入地探討了19 世紀中葉以降,西方人文主義的轉型及以白璧德為代表的美國新人文主義的興起。其目的是要為研究學衡派的崛起及其文化思想,提供愈形開闊的時代大背景。由是以進,本書復具體地探討了學衡派的文化觀、文學思想、史學思想、教育思想和道德思想等,作者力圖對學衡派及其文化思想做出客觀的評價。
在歐化與國粹之間-學衡派文化思想研究 目錄
一、“西方的沒落”與世界文化的對話 / 001
二、馬克思主義者、西化派、東方文化派 / 010
三、“科學與玄學”之爭的再認識 / 023
第二章 美國的新人文主義和學衡派的興起
一、從理性主義到非理性主義 / 030
二、美國的新人文主義 / 036
三、白璧德與他的中國門生 / 048
四、《學衡》創刊與學衡派的崛起 / 054
第三章 “今古事無殊,東西跡豈兩”
——學衡派的文化觀
一、文化運思的理路 / 075
二、“以發揚光大中國文化為己任” / 083
三、中西文化觀 / 103
四、學衡派文化思考的得失 / 125
第四章 “文學是人生的表現”
——學衡派的文學思想
一、文學與人生 / 131
二、文言文與白話文 / 153
三、舊文學與新文學 / 163
四、舊體詩與新體詩 / 175
第五章 “國可亡,而史不可滅”
——學衡派的史學思想
一、學衡派與西方史學思潮的變動 / 195
二、“中國史學之雙軌” / 211
三、“鉆研古書,運以新法” / 229
四、論諸子學 / 251
第六章 “教育之改造”
——學衡派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之目的,在造出真正之人” / 266
二、突出能力培養,注重宏通教育 / 276
三、“創立我國獨立之教育制度” / 295
第七章 “道德為體,科學為用”
——學衡派的道德思想
一、人性二元論 / 306
二、“道德為體,科學為用” / 312
三、支持終極的信念:“宗教實為道德之根據” / 326
四、“天、人、物三界”與君子精神 / 335
五、從學衡派說到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 / 342
第八章 “澄清之日不在現今,而在四五十年后”
——學衡派的歷史地位
一、學衡派的終結與吳宓的期盼 / 348
二、明確兩個前提 / 353
三、學衡派:新文化的一族 / 360
附 錄
歐戰前后:國人的現代性反省 / 374
新文化運動與反省現代性思潮 / 414
五四前后外國名哲來華講學與中國思想界的變動 / 443
反省現代性的兩種視角:東方文化派與學衡派 / 489
主要參考書目 / 512
后 記 / 519
在歐化與國粹之間-學衡派文化思想研究 節選
學衡派對于文化問題有自己獨到的思考。他們明確地提出了文化發展具有世界與歷史的統一性的重要觀念,和文化交流中的選擇原則,決定了他們的運思較其時許多人具備了更加開闊的視野和更為豐富的辯證思維。他們認為,文化既具有時代性,同時又具有傳承性,因是之故,文化的傳統既不應固守,也不能盡棄。文化的創新,歸根結底,應當理解為是傳統的發展。他們提出“進步是傳統的不斷吸收與適應”的見解,集中反映了學衡派在新舊文化關系上所由達到的思想深度。正是由此出發,他們不贊成新文化運動鼓吹文化“革命”的觀念,簡單否定文化傳統,認為中國五千年文明一脈相承,其本身即說明了中國文化生生不已,具有很強的生命力。中國文化內含的“中國歷史文化之基本精神”,一脈尚存,是不容割斷的。陳寅恪挽王國維詩有“文化神州喪一身”句;吳宓與陳寅恪的贈別詩也曰“神州文化系,頤養好園林”。學衡派以光大中國文化精神,弘揚中國文化為自己的神圣使命,并以此互勉。陳寅恪、吳宓諸人甚至身處逆境,矢志不渝。在近代,以此為志者甚多,但唯有學衡派營造出了神圣悲壯的文化氛圍,至今感人至深。與此同時,緣于對文化具有世界統一性的深切理解,又使他們保持清醒的頭腦,避免了歐戰后在許多人中重新出現的隆中抑西非理性的文化虛驕心理。相反,他們提醒時人不要幸災樂禍,盲目虛驕,夸大西方文化的沒落,而使中國重蹈自我封閉的故轍。對于中外文化關系,學衡派重在探究異質文化相互融合的內在規律性,同樣創見迭出。他們從印度佛教傳入并對中國文化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歷史事例中,看到了吸收外來文化的積極意義和此種吸收以本民族文化為主體的必然性。不僅如此,他們還提出了依世界的潮流,“于舊學說另下新理解,以期有裨實用”,即借助于西方現代學說對于傳統進行重新闡釋,以期實現傳統的現代性轉換的重要思想。此種見解,在其時發人所未發,它顯然較梁啟超“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的說法,遠為深刻。作為新人文主義者,學衡派信奉阿諾德的文化定義:文化是人類古今思想言論的*精美者。因之,盡管他們以復興中國文化自任,但從本質上說,他們又是文化的世界主義者。他們“深信人類之精神,不問其古今中外,皆息息相通”。吳宓曾指出,自己間接承繼了西方文化的道統,所資感發及奮斗的力量,實來自于西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是遵照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和耶穌基督的教導。這毫不足奇,因為新人文主義的宗旨就是主張集中東西方的文化智慧,以引導人類追求和諧發展和真善美的理想境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學衡派的文化思想從一個側面同樣反映出了歐戰后世界文化呈現由東西方對立,走向東西方對話新的歷史發展態勢。 1948 年馮友蘭曾將50年來的中國哲學發展分為三期:1898 年戊戌變法時期;1919 年新文化運動時期;1926 年以來新時期。他說:“我們現在所關注的不是像**、二兩個時期的知識分子那樣,用一種文化批評另一種文化,而是用一種文化來闡明另一種文化。因而就能更好地理解這兩種文化。我們現在所注意的是東西文化的相互闡明,而不是他們相互批評,應該看到這兩種文化都說明了人類發展的共同趨勢和人性的共同原則,所以東西文化不僅是相互聯系的,而且是相互統一的。”學衡派的文化思考無疑彰顯了第三期的取向。他們既不贊成主張全盤西化的民族虛無主義,也不贊成一味隆中抑西的民族虛驕情緒。可以說,在中西文化關系問題上,他們已具有了較比更加成熟、開放和平衡的文化心態。 學衡派不愿附和新文化運動,但是他們獨到的文化思考無疑有助于展拓時人的思維空間,進一步豐富了新文化運動,尤其他們提出的探討中國歷史文化需“先大其心量”,要懷有同情了解;不忘中華民族精神;對舊文化另下新理解;提倡新的孔學運動,以復興中國文化為己任等等思想,更為其后新儒學的興起開辟了先路。賀麟是吳宓的學生,張蔭麟的摯友,同時也是公認的新儒學重要的倡始者。1945 年他在贊揚湯用彤治史抱有“溫情與敬意”的態度和對中國民族精神的可貴執著時,寫道:“他這種說法當然是基于對一般文化的持續性和保存性的認識。這種宏通平正的看法,不惟可供研究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發展史的新指針,且于積極推行西化的今日,還可以提供民族文化不致淪亡斷絕的新保證。而在當時偏激的全盤西化聲中,有助于促進我們對于民族文化新開展的信心。” “民族文化新開展”是新儒家的標準語,賀麟明確肯定了學衡派的文化思想促進了新儒學的興起。如果我們注意到作為新儒學興起有代表性的著作,即賀麟的《儒家思想的新開展》一文,1941年正是首先發表在由張蔭麟、張其昀主編的《思想與時代》創刊號上,而該刊的主要撰稿人也正是由原先的學衡派主要人物與賀麟、錢穆、唐君毅、雷海宗等后起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共同組成,那么學衡派文化思想于后者產生了重要影響,也就愈益無可疑義了。 ……
在歐化與國粹之間-學衡派文化思想研究 作者簡介
鄭師渠,1946年生,男,福建福州人,歷史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70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北京師范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歷史系中國近代教研室主任、歷史系系主任,北京市社科聯副主席。現為中國史學會副會長、北京市史學會副會長、教育部歷史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北京市政府顧問、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歷史學科組成員等。著有《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中共傳統文化漫談》等。主編十卷本《中國文化通史》。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學術期刊發表大量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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