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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歷史的視界(平裝)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0875878
- 條形碼：9787510875878 ; 978-7-5108-7587-8
- 裝幀：70g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放寬歷史的視界(平裝) 本書特色
黃仁宇經典作品集，用大歷史的視野來梳理歷史
放寬歷史的視界(平裝) 內容簡介
本書是黃仁宇先生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陸續發表的一些論述，包括《從<三言>看晚明商人》、《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中國近五百年歷史為一元論》《中國歷史與西洋文化的匯合》等文章。放寬了視界，那些當初看似不合理的“偶然”事件，也便有了其“必然”的緣由，種種原本毫無關聯的點，遂珠連成串，有了其前因后果的合理性。
放寬歷史的視界(平裝) 目錄
目錄
序 1
從《三言》看晚明商人 1
明《太宗實錄》中的年終統計
——李約瑟博士所稱中國官僚主義的一個例證 28
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 56
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 80
中國歷史與西洋文化的匯合
——五百年無此奇遇 120
中國近五百年歷史為一元論 171
附錄各專著提及20世紀中期以前中國土地占有的情形 189
里昂車站的會晤點 192
卷尾瑣語 200
明《太宗實錄》年終統計的再檢討（新增） 210
上海，Shanghai，シャンハィ（新增） 257
從唐宋帝國到明清帝國 270
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現實主義” 285
展開全部
放寬歷史的視界(平裝) 節選
從《三言》看晚明商人 中國傳統社會，因采取中央集權制，事無大小，悉聽朝廷號令。所有法律辭章，必須劃一。此在工業革命之前，交通通訊諸技術未曾發達之際，實有多數不合實際之處。因此皇室威權，雖廣泛無涯，但其行政技術低劣。政治之安定，并非經常在法律及經濟上求改革；而有賴于支持儒家思想，由家族社會之安定性所促成。此種措施，實與西洋諸國近世紀保障人權、支持私人財產、允許市民自治種種措施大相徑庭。因此“重農抑商”縱非中國朝廷能經常維持之政策，亦必為社會發展之必然趨勢。西洋諸國資本主義之發展，有賴于尊重私人財產之絕對性，并認為此絕對性高于皇權，甚至高于傳統之道德觀念。其司法權之獨立，即由法庭保障此絕對性。凡此措施，只能在西歐諸小國經始。中國之地方政府，始終未由私人結會之形式構成，而系由中央政府規劃；其行政精神又偏重于中央政府之便宜。其間差異之處，無待詳述。 明代統治中國凡二百七十六年，跨14世紀至17世紀，此為西歐諸國近代國家社會形成及資本主義發展之際。中國政府則在此時期鞏固其中央集權[明代集權，見于顧炎武之《日知錄》及黃宗羲之《明夷待訪錄》。亦見于F.W.Mote，“The Growth of Chinese Despotism，”Oriens Extremus，8（1961）；Lien-sheng Yang，“Ming Local Administration，”in Charles O.Hucker（ed.）,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New York，1969）.]。因中央集權之結果，政府之經濟政策，不能以經濟高度發展地區之情形為基礎，而系以經濟低度發展地區之情形為基礎[本人所著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Cambridge，1974）對此點敘述甚詳。]。例如洪武之稅收政策，全以谷物為基干，各衙門所用人役，在宋代王安石變法時，即收代役錢，在明初又全部改為現身服役。永樂雖派遣鄭和下西洋，但對民間海舶，則極力取締。1404年則令民間海船，悉改為平頭船，以防止泛海[《太宗實錄》（中央研究院版，下同），頁498。]！睹髀衫芬喽耖g私造二桅以上大船，私自泛海者處斬[見《大明會典》，卷167，但此律未能施行。]。凡此多端，其重點在保持全國經濟之平衡，以維持政治之統一。大凡地區間經濟發展差異過大時，其政治必受影響。例如美國在19世紀即因其經濟發展不平衡，乃有南北戰爭。此在傳統中國社會，自當竭力防避。 防制地區間經濟超度發展，以與低度及落后之經濟基礎看齊，為適應中國傳統政治之需要。此在長期經濟發展過程中，至為不利。此可以在中國實行者，因為中國經濟，在19世紀之前，為“非競爭性”者，未有如西歐諸國，甚至有如日本之“大名”政權，其經濟為“競爭性”者。亦即其國家或諸侯間經濟之差異，立即影響其武備之盛衰，而可能決定其存亡。中國傳統政權，以廣泛動員農村經濟為其實力之基礎。兵員為農民，軍費無大異于食糧，兩者均重量不重質。經濟雖落后，但全國情形均一，征發仍輕而易舉。反之，其工商業及經濟方面前進之部門，則恰為政府統治征發不及之處。中國歷史上，凡朝代以落后之農村經濟為骨干，其經濟基礎為“單元”者，通常能號召大量兵員，戰勝以“多元”經濟，甚至較前進經濟為基礎之政權。是以明代經濟政策，符合當日政治需要，在歷史上則為背道而馳。 中國金融經濟，在歷史上*低限度有三次突然猛進。此即西周至兩漢，唐宋之間，及明清之際。但曾無一次其突出使中國經濟史改觀，有如近世西歐之資本主義。有時杰出之商人能以其私人財力影響權要，但此純系私人非法活動，在歷史上未曾改變法制，既不能全部提高商人之社會地位，尤不能促使商業為超官僚歧視之獨立經濟部門。然今日仍有不少學者，過度夸張各時期比較高度之金融活動，如若干日本學者稱宋代“商業革命”，其社會影響有如歐洲“文藝復興”。若干中國學者則稱明末清初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此在中國經濟史上言，闡述其比較性則可，盛稱其為質量上之改變則不符合事實。 金融經濟超越時期之發展，可能使社會變質，而強迫政府修正其經濟觀點，但迄至19世紀外強勢力侵入中國之前，此種趨勢并不存在。凡盛稱明清之際金融經濟發展者，常以明代在正統后，稅收開始用白銀，至嘉靖萬歷間，行“一條鞭法”，因此官民用現銀極為普遍。此種論點，非無事實根據，但其觀察僅為一般印象，而無數量上之準據。吾人研究金融經濟，必先考察其金融之實質，而著手于貨幣。明代之貨幣金融情形，雖因資料缺乏，未可窺其全貌，其大概情形，仍可略述于次。 明初為行使“寶鈔”時期。此種紙幣全無準備金，不得兌現，即通常亦不能以之付稅。其濫發情形，肇始于洪武。根據《明實錄》即1390年一年之內，洪武頒發寶鈔為恩賞賑災購物共六十九次[見于《太祖實錄》，頁2981~3078，頁次不及備載。]。其間載注數量或述及應賞人數及每人得鈔因之金額可以計算無誤者五十三次，其總額為寶鈔88 607 315貫。其他十六次其鈔額不詳，但比較前述已知數可估計其總量近于7 000 000貫。是以此一年內，支出額近于95 000 000貫。當年寶鈔收入額為20 382 990貫[《太祖實錄》，頁3079。]。收支相抵，實多付發約75 000 000貫。根據官定價柜，每鈔一貫值米一石，此數為全國二年半田賦之總值。即以當日市價鈔四貫值米一石，亦近于半年田賦。其不能經常繼續，可以預斷。 政府因亟行寶鈔，不愿鼓鑄銅幣，遇寶鈔不行，政府仍有時禁止金銀及銅幣交易。據估計明代全季鑄錢當不出千萬貫（每貫1 000文）[全漢升估計至16世紀末為止，鑄錢總數“一共不過千把萬貫”，見《自宋至明政府歲出入中銀錢比例的變動》，《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1972），頁364。本人估計略低，全明約鑄八百萬貫，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p.317.]。此數與北宋兩年所鑄數相等。銅錢又經常流至海外，銅價較錢高時，民間則熔錢為銅，故此以銅錢為貨幣，亦告失敗。1544年因“錢法不通”人民倒斃于北京[《明史》，卷81，《世宗實錄》，頁7119。]。原文未敘及其間曲折，吾人可以推想因無適當貨幣，交易停頓，人民失業。
放寬歷史的視界(平裝) 作者簡介
黃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長沙，1936年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就讀？谷諔馉幈l后，先在長沙《抗日戰報》工作，后來進入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讀歷史，先后獲學士（1954）、碩士（1957）、博士（1964）學位。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1967）、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1970）、紐約州立大學New Paltz分校副教授、教授（1967-1980）。曾至英國劍橋協助李約瑟搜集整理研究有關《中國科學與文明》的材料（1972-1973）。參與《明代名人傳》的編寫工作（1972-1973）及《劍橋中國史》的集體研究工作（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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