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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激蕩的中國-北大校長眼中的近代史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0837654
- 條形碼：9787510837654 ; 978-7-5108-3765-4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激蕩的中國-北大校長眼中的近代史 本書特色
1.作者是北大在任時間很長的校長，親歷了近代七十年每一件大事，他的人生本就是一部微觀的近代史。書中對很多民國名人軼事有精彩的側面描寫。 2.他是那個動蕩時代立志報國的年輕留學生的典型，與現在的海外留學大軍有所共鳴。 3.作者在清末的鄉村經歷，有很強的史料價值，文筆十分生動有趣。 4.本書曾被視作臺灣青年人手一冊的人生教科書。
激蕩的中國-北大校長眼中的近代史 內容簡介
蔣夢麟以飽含風趣和人生智慧的筆觸，娓娓道來他成長的故事，同時也映照出百年來的中國近代史。從傳統濃厚的余姚到開放繁華的上海，眼見社會的種種變化；再到留學海外，感受文化的差異，思考國族的未來；*后回國投身教育事業……他始終秉持著一種難能可貴的精神，掌握著北大之舵。在抗戰時期，他站在歷史臺前，用溫和有力的雙手保護學生；在和平時代，又把五四精神成功推廣于農村建設。他是那時青年人的啟蒙者，影響一直到現在。
激蕩的中國-北大校長眼中的近代史 目錄
西 潮
序 言
英文版序
丹麥文譯者序
前言 邊城昆明
**部 清朝末年
**章 西風東漸
第二章 鄉村生活
第三章 童年教育
第四章 家庭影響
第五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
第六章 繼續就學
第七章 參加郡試
第八章 西化運動
第二部 留美時期
第九章 負笈西行
第十章 美國華埠
第十一章 紐約生活
第三部 民國初年
第十二章 急劇變化
第十三章 軍閥割據
第十四章 知識分子的覺醒
第十五章 北京大學和學生運動
第十六章 擾攘不安的歲月
第四部 國家統一
第十七章 憲政的試驗
第十八章 中山先生之逝世
第十九章 反軍閥運動
第二十章 國民黨之出掌政權
第五部 中國生活面面觀
第二十一章 陋規制度
第二十二章 社會組織和社會進步
第二十三章 迷人的北京
第二十四章 杭州、南京、上海、北京
第六部 抗戰時期
第二十五章 東北與朝鮮
第二十六章 戰云密布
第二十七章 抗戰初期
第二十八章 戰時的長沙
第二十九章 日軍入侵前夕之越南與緬甸
第三十章 大學逃難
第三十一章 戰時之昆明
第七部 現代世界中的中國
第三十二章 中國與日本——談敵我之短長
第三十三章 敵機轟炸中談中國文化
第三十四章 二次大戰期間看現代文化
新 潮
引 言
**章 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
第二章 改革方案的施行
第三章 土地問題
第四章 大后方的民眾生活
第五章 中國文化
外 篇
試為蔡先生寫一篇簡照
蔡先生不朽
追憶中山先生
一個富有意義的人生
憶孟真
談中國新文藝運動
一、北京大學與學術自由
二、魯迅兄弟
三、紹興師爺與《阿Q 正傳》
四、胡適之先生與白話文運動
五、陳獨秀與文學革命
六、陳獨秀的*后主張
七、西歐個性主義思想的引進
八、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
九、臺灣文藝界繼承了西歐思想的遺產
十、臺灣中國文藝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附 錄
《西潮》與《新潮》（劉紹唐）
評介《西潮》（王德昭）
推薦人的話（沈君山）
蔣夢麟生平
展開全部
激蕩的中國-北大校長眼中的近代史 節選
1. 我出生在一個小村莊里的小康之家。兄弟姊妹五人，我是*小的一個，三位哥哥，一位姊姊。我出生的前夕，我父親夢到一只熊到家里來，據說那是生男孩的征兆。第二天，這個吉兆應驗了，托庇祖先在天之靈，我們家又添了一個兒子。我大哥出生時，父親曾經夢到收到一束蘭花，因此我大哥就取名夢蘭。我二哥也以同樣的原因取名為夢桃。不用說，我自然取名為夢熊了。姊姊和三哥誕生時，父親卻沒有夢到什么。后來在我進浙江高等學堂時，為了先前的學校里鬧了事，夢熊這個名字入了黑名單，于是就改為夢麟了。 我出生在戰亂頻仍的時代里。我出生的那一年，英國從中國拿走了對緬甸的宗主權；出生的前一年恰恰是中法戰爭結束的一年，中國對越南的宗主權就在那一年讓渡給法國。中國把宗主權一再割讓，正是外國列強進一步侵略中國本土的序幕，因為中國之保有屬國，完全 是拿它們當緩沖地帶，而不是為了剝削它們。中國從來不干涉這些邊緣國家的內政。 這情形很像一只橘子，橘皮被剝去以后，微生物就開始往橘子內部侵蝕了。但是中國百姓卻懵然不覺，西南邊疆的戰爭隔得太遠了，它們不過是浩瀚的海洋上的一陣泡沫。鄉村里的人更毫不關心，他們一向與外界隔絕，談狐說鬼的故事比這些軍國大事更能引起他們的興趣。 但是中國的國防軍力的一部卻就是從這些對戰爭不感興趣的鄉村征募而來的。 慢慢懂得一些人情世故之后，我注意到村里的人講起太平天國革命的故事時，卻比談當前國家大事起勁多了。我們鄉間呼太平軍為長毛，因為他們蓄發不剃頭。凡聽到有變亂的事，一概稱之為長毛造反。大約在我出生的三十年前，我們村莊的一角曾經被太平軍破壞。一位 木匠出身的蔣氏族長就參加過太平軍。人們說他當過長毛的，他自己也直認不諱。他告訴我們許多太平軍擄掠殺戮煮吃人肉的故事，許多還是他自己親身參加的。我看他的雙目發出一種怪光，我父親說，這是因為吃了人肉的緣故。我聽了這些恐怖的故事，常常為之毛骨悚然。 這位族長說，太平軍里每天要做禱告感謝天父天兄（上帝和耶穌）。 有一天做禱告以后，想要討好一位老長毛，就說了幾句“天父夾天兄，長毛奪咸豐”一套吉利話。老長毛點頭稱許他。他抖了，就繼續念道：“天下打不通，仍舊還咸豐。”“媽”的一聲，刀光一閃，從他頭上掠過。從此以后，他不敢再和老長毛開玩笑了。 這樣關于長毛的故事，大家都歡喜講，歡喜聽。但是村里的人只有偶然才提到近年來的國際戰爭，而且漠不關心。其間還有些怪誕不經的勝利，后來想起來可憐亦復可笑。事實上，中國軍隊固然在某些戰役上有過良好的表現，結果卻總是一敗涂地的。 2. 我在六歲時進家塾，一般小孩子差不多都在這個年歲“啟蒙”的。事實上我那時才五歲零一個月的樣子，因為照我家鄉的算法，一個人生下來就算一歲了。家塾里的書桌太高，我的椅子下面必須墊上一個木架子之后我才夠得上書桌，因此我坐到椅子上時，兩只腳總是懸 空的。 我*先念的書叫《三字經》，每句三個字，而且是押韻的，因此小孩子記起來比較容易。事隔六十多年，我現在還能背出一大半，開頭幾句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茍不教，性乃遷。” 性善論是儒家人生哲學和教育原理的出發點，這種看法曾對十八世紀的大光明時代的法國學派產生過重大的影響。雖然我現在已經懂得甚么叫“性本善”，在當時卻真莫名其妙。 我恨透了家塾里的生活。有一天，我乘先生不注意我的時候，偷偷地爬下椅子，像一只掙脫鎖鏈的小狗，一溜煙逃回家中，躲到母親的懷里。 母親自然很感意外，但是她只是很慈祥地問我：“你怎么跑回家來了，孩子？” 我答道：“家塾不好，先生不好，書本不好。” “你不怕先生嗎？他也許會到家里來找你呢！”母親笑著說。 “先生，我要殺了他！家塾，我要放把火燒了它！”我急著說。 母親并沒有把我送回家塾，那位先生也沒有找上門來。 第二天早上，奶媽喊醒了我，對我說了許多好話，總算把我勸回家塾。從童年時代起我就吃軟不吃硬。好好勸我，要我干什么都行，高壓手段可沒有用。經過奶媽一陣委婉的勸諫，我終于自動地重新去上學了。 3. 上海在一八九九年前后還是個小城， 居留的外國人也不過三四千，但是這些洋人卻都趾高氣揚，自視甚高。市政倒辦得不錯，街道寬大清潔，有電燈，也有煤氣燈。我覺得洋人真了不起，他們居然懂得電的秘密。他們發明了蒸汽機，又能建造輪船。他們在我的心目中已經成為新的神，原先心目中的神佛在我接受科學知識之后已經煙消云散了。但是有時候他們又像是魔鬼，因為他們不可一世的神氣以及巡捕手中的木棒使我害怕，外灘公園門口掛著一個牌子寫著：“犬與華人不得入內。”犬居華人之上，這就很夠人受的了。在我的心目中，外國人是半神半鬼的怪物，很像三頭六臂的千手觀音，三只手分別拿著電燈、輪船、洋娃娃，另外三只手分別拿著巡棍、手槍、鴉片。從某一邊看，他是天使；從另一邊看，他卻是魔鬼。 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的看法總不出這兩個極端，印象因人而異，也因時而異。李鴻章看到西方文明丑惡猙獰的一面，因此決定建立海軍，以魔鬼之矛攻魔鬼之盾。光緒帝看到西方文明光明和善的一面，因此想建立新式的學校制度。慈禧太后和義和團看到可憎的一面，想用中 國的陳舊武器驅逐魔鬼。 我們在上海住了將近兩年。有一天晚上，我們聽說慈禧太后已經命令各省總督把所有的外國人一齊殺光。于是我們連夜舉家遷離上海，那是一九〇〇年的事，也就是義和團戰爭的開始。義和團的人自稱能用符咒對付刀槍子彈，拳術也是訓練節目之一。因此，義和團有拳匪之稱。他們預備破壞一切外國制造的東西，同時殺死所有使用外國貨的人。他們要把運進這些可惡的外國貨而阻絕他們生路的洋人統統殺光。把這些害人的外國貨介紹到中國來的教會、學校、傳教士、基督徒都罪無可逭。用刀劍、法術把這些人殺光吧！放把火把外國人的財產統統燒光！ 朝廷本身也想把康有為、梁啟超介紹進來的外國思想一掃而光，免得有人再搞什么維新運動。義和團要消滅物質的外國貨，慈禧太后則想消滅精神上的外國貨。不論是物質上的或者精神上的，反正都是外國貨，都是外國人造的孽。殺呀！殺光外國人！工業革命開始時， 英國人曾經搗毀了威脅他們生活的機器。義和團做得更徹底，他們要同時破壞血肉構成的“機器”。 南方的人對外國人的看法稍有不同，他們歡迎外國貨，他們不覺得外國貨是盜匪的起因，他們認為毛病在于清室的苛捐雜稅以及官吏 4. 我們離開那所教會學校以后，我們的學生會自行籌辦了一個學校，取名“改進學社”。這個名稱是當時著名的學者章炳麟給我們起的。這位一代大儒，穿了和服木屐，履聲郭橐，溢于堂外。他說，改進的意思是改良進步。這當然是我們愿意聽的。我們的妄想是，希望把這個學校辦得和牛津大學或者劍橋大學一樣，真是稚氣十足。但是不久我們就嘗到幻滅的滋味。不到半年學生就漸漸散了。結果只剩下幾個被選擔任職務的學生。當這幾位職員發現再沒有選舉他們的群眾時，他們也就另覓求學之所去了。我自己進了浙江高等學堂。我原來的名字“夢熊”已經入了鬧事學生的黑名單，因此就改用“夢麟”注冊。我參加入學考試，幸被錄取。 5. 初到美國時，就英文而論，我簡直是半盲、半聾、半啞。如果我希望能在學校里跟得上功課，這些障礙必須先行克服。頭一重障礙，經過四個月的不斷努力，總算大致克服了，完全克服它也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第二重障礙要靠多聽人家談話和教授講課才能慢慢克服。 教授講課還算比較容易懂，因為教授們的演講，思想有系統，語調比較慢，發音也清晰。普通談話的范圍比較廣泛，而且包括一連串互不銜接而且五花八門的觀念，要抓住談話的線索頗不容易。到劇院去聽話劇對白，其難易則介于演講與談話之間。 *困難的是克服開不得口的難關。主要的原因是我在中國時一開始就走錯了路。錯誤的習慣已經根深蒂固，必須花很長的時間才能矯正過來。其次是我根本不懂語音學的方法，單憑模仿，不一定能得到準確的發音。因為口中發出的聲音與耳朵所聽到的聲音之間，以及耳 朵與口舌之間，究竟還有很大的差別。耳朵不一定能夠抓住正確的音調，口舌也不一定能夠遵照耳朵的指示發出正確的聲音。此外，加利福尼亞這個地方對中國人并不太親熱，難得使人不生身處異地、萬事小心的感覺。我更特別敏感，不敢貿然與美國人廝混，別人想接近我 時，我也很怕羞。許多可貴的社會關系都因此斷絕了。語言只有多與人接觸才能進步，我既然這樣固步自封，這方面的進步自然慢之又慢。后來我進了加大，這種口語上的缺陷，嚴重地影響了我在課內課外參加討論的機會。有人問我問題時，我常常是臉一紅，頭一低，不知如何回答。教授們總算特別客氣，從來不勉強我回答任何問題。也許他們了解我處境的窘困，也許是他們知道我是外國人，所以特別加以原諒。無論如何，他們知道，我雖然噤若寒蟬，對功課仍舊很用心，因為我的考試成績多半列在乙等以上。 6．初次晉謁孫先生。他住在唐人街附近的史多克頓街的一家旅館里。我進門的時候，因為 心情緊張，一顆心怦怦直跳，孫先生在他的房間里很客氣地接見我們。房間很小，一張床，幾張椅子，還有一張小書桌。靠窗的地方有個小小的洗臉盆，窗簾是拉上的。 劉麻哥把我介紹給這位中國革命運動的領袖。孫先生似乎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引力，任何人如果有機會和他談話，馬上會完全信賴他。他的天庭飽滿，眉毛濃黑，一望而知是位智慧極高，意念堅強的人物。他的澄澈而和善的眼睛顯示了他的坦率和熱情。他的緊閉的嘴唇和堅 定的下巴，則顯示出他是個勇敢果斷的人。他的肌肉堅實，身體強壯，予人鎮定沉著的印象。談話時他的論據清楚而有力，即使你不同意他的看法，也會覺得他的觀點無可批駁。除非你有意打斷話頭，他總是娓娓不倦地向你發揮他的理論。他說話很慢，但是句句清楚，使人覺 得他的話無不出于至誠。他也能很安詳地聽別人講話，但是很快就抓住人家的談話要點。 后來我發現他對各種書都有濃厚的興趣，不論是中文書，或者英文書。他把可能節省下來的錢全部用來買書。他讀書不快，但是記憶力卻非常驚人。孫先生博覽群書，所以對中西文化的發展有清晰的了解。 他喜歡聽笑話，雖然他自己很少說，每次聽到有趣的笑話時總是大笑不止。他喜歡魚類和蔬菜，很少吃肉類食物。喜歡中菜，不大喜歡西菜。他常說：“中國菜是全世界*好的菜。” 在開始講話以前，他總先估量一下他的聽眾，然后選擇適當的題目，臨時決定適當的講話的方式，然后再滔滔不絕地發表他的意見。他能自始至終把握聽眾的注意力。他也隨時愿意發表演說，因為他有驚人的演說天才。 孫中山先生對人性有深切的了解，對于祖國和人民有熱烈的愛，對于建立新中國所需要的東西有深邃的見解。這一切的一切，使他在新中國的發展過程中成為無可置辯的領袖。他常常到南部各州、東部各州去旅行，有時又到歐洲，但是經常要回到舊金山來，每次回到舊 金山，我和劉麻哥就去看他。 一九一一年十月八日，大概晚上八點鐘左右，孫先生穿著一件深色的大衣和一頂常禮帽，到了《大同日報》的編輯部。他似乎很快樂，但是很鎮靜。他平靜地告訴我們，據他從某方面得到的消息，一切似乎很順利，計劃在武漢起義的一群人已經完成部署，隨時可以采取行 動。兩天以后，消息傳至舊金山，武昌已經爆發革命了。這就是辛亥年十月十日的武漢革命，接著清朝政府被推翻，這一天也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慶日。 7. 駐華盛頓的中國大使館經政府授意把“二十一條”要求的內容泄漏了，那時我正在紐約讀書。這消息使西方各國首都大為震驚。抵制日貨運動像野火一樣在中國各地迅速蔓延以示抗議，但是日本軍艦已經結集在中國的重要口岸，同時日本在南滿和山東的軍隊也已經動員。 民國四年即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也就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之后四個月，日本向袁世凱提出*后通牒，袁世凱終于在兩天之后接受“二十一條”要求。 后來情勢演變，這些要求終于化為烏有，但是中國對日本的欽慕和感激卻由此轉變為恐懼和猜疑。從此以后，不論日本說什么，中國總是滿腹懷疑，不敢置信；不論日本做什么，中國總是懷著恐懼的心情加以警戒。日本越表示親善，中國越覺得她居心叵測。 我們的東鄰質問我們：“你們為什么不像我們愛你們一樣地愛我們？”我們回答說：“你們正在用刺刀談戀愛，我們又怎么能愛你們？”“九一八”事變前幾年，一位日本將官有一天問我：“中國為什么要挑撥西方列強與日本作對？” “為保持均勢，以免中國被你們并吞。”我很坦白地回答。 “日本并吞中國！我們怎么會呢？這簡直是笑話。” “一點也不笑話，將軍。上次大戰時列強自顧不暇，日本不是曾經乘機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嗎？如果這些要求條條實現。日本不是就可以鯨吞中國嗎？” “哦，哦——？”這位將軍像是吃驚不小 “一點不錯。”我直截了當的回答。 8. 親日官員辭職，被捕學生釋放，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全面罷課罷市風潮歇止以后，大家以為“五四”事件就此結束，至少暫時如此。但是北京大學本身卻成了問題。蔡校長顯然因為事情鬧大而感到意外，這時已經辭職而悄然離開北京。臨行在報上登了一個廣告引《白虎通》里的幾句話說：“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 他先到天津，然后到上海，*后悄然到了杭州，住在一個朋友的家里。住處就在著名的西湖旁邊，臨湖依山，環境非常優美，他希望能像傳統的文人雅士，就此息隱山林。雖然大家一再敦勸，他仍舊不肯回到北大。他說，他從來無意鼓勵學生鬧學潮，但是學生們示威游行，反對接受凡爾賽和約》有關山東問題的條款，那是出乎愛國熱情，實在無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學，他認為今后將不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力的滋味，以后他們的欲望恐怕難以滿足了。這就是他對學生運動的態度。有人說他隨時準備鼓勵學生鬧風潮，那是太歪曲事實了。他*后同意由我前往北京大學代理他的職務。我因情勢所迫，只好勉強同意擔負起這副重擔，我于是在七月間偕學生會代表張國燾乘了火車，前赴北京。到了北京大學，初次遇見了當時北大學生，以后任臺大校長的傅孟真（斯年），現在臺灣任館長的羅志希（家倫）。兩位是北大“五四”的健將，不但善于謀略，而且各自舞著犀利的一支筆，好比公孫大娘舞劍似的，光芒四照。他們約好了好多同學，組織了一個新潮社，出版了一種雜志，叫做《新潮》，向舊思想進攻。 我現在寫《西潮》，實在自從“五四”以后，中國本土，已卷起了洶涌澎湃的新潮，而影響了中國將來的命運。然而“五四”之起因，實為**次世界大戰后，歐洲帝國主義之崩潰，以及日本帝國主義的猖狂。所以畢竟還是與西潮有關。 我到校以后，學生團體開了一個歡迎大會。當時的演說中，有如下一段：“……故諸君當以學問為莫大的任務。西洋文化先進國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積聚而成，非旦夕可幾。千百年來，經多少學問家累世不斷的勞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國之要道，在從事增進文化之基礎工作，而以自己的學問功夫為立腳點，此豈搖旗吶喊之運動所可幾？當法國之圍困德國時，有德國學者費希德在圍城中之大學講演，而作《致國民書》曰：‘增進德國之文化，以救德國。’國人行之，遂樹普魯士敗法之基礎。故救國當謀文化之增進，而負此增進文化之責者，惟有青年學生。……” 暴風雨過去以后，烏云漸散，霽日重現，蔡先生也于九月間重回北大復職視事。 9.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早晨，行轅顧問馬素打電話來通知我，孫先生已入彌留狀態。我連忙趕到他的臨時寓所。我進他臥室時，孫先生已經不能說話。在我到達前不久，他曾經說過：“和平、奮斗、救中國。……”這就是他的*后遺囑了。大家退到客廳里，面面相覷。 “先生還有復原的希望嗎？”一個國民黨元老輕輕地問。大家都搖搖頭，欲言又止。 沉默愈來愈使人感到窒息，幾乎彼此的呼吸都清晰可聞。時間一分一秒無聲地過去，有些人倚在墻上，茫然望著天花板。有些人躺在沙發上，閉起眼睛沉思。也有幾個人躡手躡腳跑進孫先生臥室，然后又一聲不響地回到客廳。 忽然客廳里的人都尖起耳朵，諦聽臥室內隱約傳來的一陣啜泣聲，隱約的哭聲接著轉為號啕痛哭——這位偉大的領袖已經撒手逝世了。我們進入臥室時，我發現孫先生的容顏澄澈寧靜，像是在安睡。他的公子哲生先生坐在床旁的一張小凳上，呆呆地瞪著兩只眼，像是一個石頭人。孫夫人伏身床上，埋頭在蓋被里飲泣，哭聲悽楚，使人心碎。汪精衛站在床頭號啕痛哭，同時拿著一條手帕擦眼淚。吳稚暉老先生背著雙手站在一邊，含淚而立。覆蓋著國旗的中山先生的遺體舁出大廳時，鮑羅廷很感慨地對我說：如果孫先生能夠多活幾年，甚至幾個月，中國的局勢也許會完全改觀的。 協和醫院檢驗結果，發現中山先生系死于肝癌。 孫先生的靈柩停放在中央公園的社稷壇，任人瞻仰遺容。一星期里，每天至少有兩三萬人前來向他們的領袖致*后的敬意。出殯行列長達四五里，執紼在十萬人以上，包括從小學到大學的全部學生、教員、政府官員、商人、工人和農人。 10. 西安事變的消息廣播全國之后，老百姓無不憂心如焚，婦女小孩甚至泣不成聲。全國各方紛電西安，勸諫張學良三思而行。蔣夫人和宋子文先生不顧身入虎穴的危險，徑行飛往西安。張學良在全國輿情壓迫下，終于改變初衷，*后護送蔣委員長和蔣夫人安返洛陽。 蔣委員長在西安未有脫險消息以前，美國大使館的美軍陸戰隊營房里曾舉行一次舞會，參加的有各使領館人員，我也是來賓之一，一位塔斯社的記者斯拉配克問我為什么不跳舞。我告訴他正為蔣委員長的安全擔憂，所以無心跳舞，他很平靜地對我說：“你放心好了，他馬上就會出來。他決不會有什么意外。”我睜大了眼睛望著他說：“但愿你的預言能成事實。” 第二天晚上快吃飯的時候，我的電話響了。“喂，這里是中央社。蔣委員長已經安抵洛陽，并已轉飛南京。”這消息太好了，簡直不像真的，我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打電話給胡適之，他正在請客。我把消息告訴他以后，客人的歡呼聲從電話筒里都清晰可聞。號外*先送到東安市場的吉祥戲園，觀眾之間馬上掀起一片歡呼聲，弄得戲臺上唱戲的人們莫名其妙。大約半小時之后，北平嚴冬夜晚的靜寂忽然被震耳的鞭炮聲沖破了，漆黑的夜空中到處飛舞著爆竹焰火的火星。 我有一位朋友當時正搭乘火車從南京到上海，火車駛近蘇州時，車中乘客被蘇州城內的一片爆竹聲弄得莫名其妙。到達車站時他們才得到這個好消息，乘客也都想放幾個鞭炮以發泄抑積已久的情緒，但是車站上買不到爆竹，于是車上的女學生們就放開喉嚨高唱起來了。 11.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下午，我前往上海車站，準備搭火車回北平。進車站后，發現情勢迥異平常，整個車站像個荒涼的村落。一位車站警衛是認識我的，他告訴我，已經沒有往外開的車子。“看樣子，日本人馬上要發動攻擊了。”他說，“你*好馬上離開這里。恐怕這里隨時要出事呢！” 那天夜里，我突然被一陣炮聲驚醒，接著是一陣軋軋的機槍聲。我從床跳起來，隨著旅館里的人跑到屋頂觀望。天空被車站附近射出來的炮火映得通紅。日本侵略似乎已經追在我腳跟后面，從北方到了南方，我所住的十余層高樓的旅館在租界以內，日本炮火不會打過來 的。我同一班旅客都作隔岸觀火。隆隆的大炮聲，拍拍的機槍聲終宵不斷。第二天早晨，我再度爬上屋頂，發現商務印書館正在起火燃燒，心里有說不出的難過。好幾架日本轟炸機在輪番轟炸商務印書館的房子。黑煙沖天，紙片漫天飛舞，有些碎紙片上還可以看到“商務印書館”的字樣。 日本已經展開對上海的攻擊。結果引起一場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以前*激烈的戰事，但是中國終于被迫接受條件，準許日本在上海駐兵。從民國十九年到二十六年的七年內，我一直把握著北大之舵，竭智盡能，希望把這學問之舟平穩渡過中日沖突中的驚濤駭浪。在許多朋友協助之下，尤其是胡適之、丁在君（文江）和傅孟真（斯年），北大幸能平穩前進，僅僅偶爾調整帆篷而已。 12.一兩個月以后的一個下午，一個日本憲兵到北大來找我。“日本在東交民巷的駐防軍請你去一趟，談談他們希望了解并且需要你加以解釋的事情。”他這樣告訴我。我答應在一小時之內就去，這位日本憲兵也就告辭回去了。 我把這件事通知家里的幾位朋友之后，在天黑以前單獨往東交民巷日本兵營。我走進河邊將軍的辦公室以后，聽到門鎖咔嚓一聲，顯然門已下了鎖。一位日本大佐站起來對我說：“請坐。”我坐下時，用眼角掃了旁邊一眼，發現一位士官拔出手槍站在門口。 “我們司令請你到這里來，希望知道你為什么要進行大規模的反日宣傳。”他一邊說，一邊遞過一支香煙來。 “你說什么？我進行反日宣傳？絕無其事！”我回答說，同時接過他的煙。 “那末，你有沒有在那個反對自治運動的宣言上簽字？” “是的，我簽了名的。那是我們的內政問題，與反日運動毫無關系。” “你寫過一本攻擊日本的書。” “拿這本書出來給我看看！” “那末你是日本的朋友嗎？” “這話不一定對。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敵人，正像我是中國軍國主義的敵人一樣。” “呃，你知道，關東軍對這件事有點小誤會。你愿不愿意到大連去與坂垣將軍談談？”這時電話鈴響了，大佐接了電話以后轉身對我說：“已經給你準備好專車。你愿意今晚去大連嗎？”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憲兵要陪你去的，他們可以保護你。”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會單獨到這里來了。如果你們要強迫我去，那就請便吧——我已經在你們掌握之中了。不過我勸你們不要強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東京在內，知道日本軍隊綁架了北京大學的校長，那你們可就要成為笑柄了。” 他的臉色變了，好像我忽然成一個棘手的問題。“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地說。 “怕嗎？不，不。中國圣人說過，要我們臨難毋茍免，我相信也一定知道這句話。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決不會損害一個毫無能力的人。”我抽著煙，很平靜地對他說。 電話又響了，他再度轉身對我說：“好了，蔣校長，司令要我謝謝你這次的光臨。你或許愿意改天再去大連——你愿意什么時候去都行。謝謝你。再見！”
激蕩的中國-北大校長眼中的近代史 作者簡介
蔣夢麟（1886-1964），教育家。原名夢熊，字兆賢，別號孟鄰，浙江余姚人。早年留學美國，從杜威學習教育，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1919年，被聘為北京大學教育學教授。1928年，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1930年，任北京大學校長，代理及在任先后長達十七年，是北京大學歷史上任職時間很長的校長。后任西南聯大校務委員會常委、行政院秘書長等職務。著有《西潮》《新潮》《孟鄰文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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