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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5408873
- 條形碼：9787515408873 ; 978-7-5154-0887-3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本書特色
出版說明
現代史學越來越不滿足于文獻資料，而求索于人們的記憶。于是，口述史于20世紀40年代在西方勃然興起，20世紀80 — 90年代引起中國史學界的關注？谑鍪纷寶v史的參與者直接對“歷史”說話，不僅可以彌補文獻資料的不足，而且使歷史更加鮮活、生動？谑龇椒ǜ钱敶费芯康闹匾椒ㄖ，因為許多事件的當事人健在，他們能從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生動地訴說自己參與的那段歷史。
新中國的誕生、發展、強盛，譜寫了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zui為壯麗輝煌的篇章，對當代中國史的研究是一項應大力加強的工作。毫無疑問，參與共和國重大事件決策的老同志的記憶對于國史研究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他們年事已高，自己動手困難，訪談并整理他們的口述，成為十分緊迫而帶有搶救性的工作。作為國史研究專門機構的當代中國研究所建立伊始，就十分重視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并由《當代中國史研究》雜志陸續發表了一些口述史方面的成果。我們意在將這些成果匯集出版，并由此進一步萌發出版《當代中國口述史》叢書的想法，以此匯集和整理親歷者記述當代中國史的資料。在醞釀這套叢書過程中，我們發現：有些親歷者可以自己動手撰寫，有些親歷者生前對其親人講述過自己所親歷的事件或與一些要人交往的情形，其親人以回憶的形式述出。很顯然，這些記述都是十分寶貴的當代中國史資料，因此，我們也將它們收入這套叢書中。
《當代中國口述史》叢書的首要宗旨是存史，為當代中國史研究者提供可信的史料。而史料的生命在于真實性。因此，叢書所收以親歷者的敘述為主體，無論是口述、自述，還是回憶錄，都必須是親歷者作為事件的當事人、決策者或參與者對事件的敘述；而且必須是以嚴肅、認真、實事求是的態度來敘述。當然，完全避免情感的因素不僅不可能，而且會使之失去鮮活性。但情感的傾訴應限制在合理的范圍。如果是對口述的整理，整理者應對事件背景有必要的了解，要對關鍵的情節、關鍵的人物以及時間、地點作必要的查證。同時，要理順敘事邏輯。文采不求飛揚，但必須成誦。
這項工作既已開始，就要扎扎實實做下去。親歷的內容十分豐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外交及個人生活史、家族史都可涵蓋；親歷者可以是黨政各級領導干部和工作人員，也可以是普通老百姓，總之，工、農、兵、學、商都可以成為本叢書的作者。他們從不同層次、不同角度敘述當代中國的歷史，可以記錄下一個比較真實的當代，對于豐富國史內容，弄清歷史真相，總結歷史經驗，資政育人，都是大有裨益的。
我們希望本叢書能夠成為當代中國史研究者的資料庫，成為各級領導干部增益智慧的智囊團，成為關心共和國成長和命運的中國公民的圖書館。
當代中國出版社編輯部
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內容簡介
本書作者1977—1980年間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務院研究室主任胡喬木同志的秘書，由于工作原因，近距離地接觸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的一些高層決策過程。在本書中，作者從獨特的視角，對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之前的背景、會議期間的進展，以及會議文件的形成等三個方面作了比較詳細的介紹，重點敘述了會上關于若干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個別領導同志的錯誤問題、真理標準的問題、中央人事安排問題的討論，特別是“主題報告”的形成情況。既具有宏觀的歷史高度，又不乏微觀的歷史細節，有助于讀者全面、準確地了解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其意義。
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目錄
一?引?言
1975年鄧小平復出抓整頓，決定成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由胡喬木牽頭。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政研室被“四人幫”指為“鄧記謠言公司”、“翻案風的黑風口”。
“四人幫”粉碎后，出現“兩個凡是”的方針，政研室不僅不能恢復工作，反被勒令撤銷。
直到鄧小平再次復出，政研室才得以保留，胡喬木被任命為新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和改名后的國務院研究室主任，并出席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及此前的中央工作會議。
二?會議之前的若干情況
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建國以來我們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但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原定議題和全會要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后來全會公報說的主要內容。這個變化是偶然的、突然的，還是必然的、或遲或早總會發生的？
（一）關于確定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
早在1975年，鄧小平提出“以三項指示為綱”，實質是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鄧小平再次復出后，在東北等地“點火”，提出把揭批“四人幫”的斗爭進行到底的“底”在哪里的問題，實質仍然是要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中央決定全黨工作重點轉移。胡喬木針對當時中央主要負責人關于重點轉移是國內國際形勢需要的說法，指出這個理由不妥。
（二）關于要求對經濟體制進行認真的改革
三中全會前，黨內高層對改革開放政策的醞釀已相當成熟。就連“改革”和“開放”這些概念，在鄧小平講話中也已出現。
1978年夏秋，國務院召開務虛會，李先念在會議總結時提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透露了陳云在1956年“三為主、三為輔”設想基礎上的進一步思考。
與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同時進行的，還有一場關于按勞分配問題的討論。在鄧小平直接支持和指導下，國務院研究室在《人民日報》上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一文。它比《光明日報》那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還早六天。
（三）關于解決重大歷史遺留問題
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早在中央工作會議前就開始了。盡管進展緩慢，但畢竟使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走上了領導崗位。這為中央工作會議上力量對比的變化提供了組織保證。
粉碎“四人幫”后，全黨全國人民*為關心的天安門事件平反和鄧小平復出這兩件大事被一拖再拖。陳云與王震等人相約，于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盡快解決這兩個問題。會議簡報組要求陳云同意在簡報中刪去這些話，華國鋒為此登門勸說，均遭到他的拒絕。這篇發言雖然沒上簡報，但卻為加快鄧小平復出發揮了作用。撥亂反正的序幕由此拉開。
（四）關于肯定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和提出健全民主與法制、加強黨內民主集中制
*早對“兩個凡是”提出批評的和*早闡述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的都是鄧小平。陳云、聶榮臻、徐向前等老一輩革命家也紛紛寫文章，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在他們的啟發和鼓舞下，理論界發起和廣泛深入地開展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對于發揚民主、健全法制問題，黨內高層在三中全會前也已觸及。鄧小平對胡喬木等人說：“現在關于民主的問題討論得不夠，這個問題很重要，要展開討論！薄邦I導人說的話就叫做法，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就叫違法，這種狀況不能繼續下去了！
鄧小平說，粉碎“四人幫”后的兩年，為三中全會做了準備。沒有那兩年的準備，三中全會明確地確立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是不可能的。
三?會議中間的若干情況
（一）關于會議的一般情況和特點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都分六個組，但人員構成不完全一樣。把兩個會合在一起，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1月12日到25日是發動階段，11月25日到12月13日是深入階段，12月13日到22日是總結階段。
兩個會有三大特點：一是議題中途發生了違反主持人意愿的改變；二是持續時間長；三是氣氛熱烈、活潑，真正做到了暢所欲言、言無不盡。同時具有以上三個特點的會議，在黨史、國史中不是絕無僅有，也是極其少有的。
（二）關于會議的大致過程
11月10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開始，華國鋒宣布會議議程，并說從明年1月起結束揭批“四人幫”運動，把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對在運動中沒有處理完的某些冤案、錯案的平反工作，交由有關機關繼續解決。
11月12日，陳云在東北組作題為《堅持有錯必糾的方針》的發言，它是中央工作會議上向“左”傾錯誤開的**炮，起到了扭轉會議方向的關鍵性作用。
11月15日，《北京日報》刊登中央政治局批準的北京市委關于1976年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的決定。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的新華社通稿。
11月25日，華國鋒代表政治局宣布，對天安門事件、“二月逆流”問題、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彭德懷問題、陶鑄問題、楊尚昆問題予以平反，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件予以撤銷，康生、謝富治問題交由中央組織部予以審理。當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聽取北京市委和團中央匯報天安門事件平反后社會反應的情況時發表講話，主要是鄧小平講。從這以后，中央工作的主導權逐漸由華國鋒轉到鄧小平手中。
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部分大軍區司令員和省委**書記開會，鄧小平說，歷史問題只能搞粗，不能搞細；對中央人事安排，只能上，不能下；政治局至少加陳云、鄧穎超、胡耀邦三人，王震也夠格，中央委員也要補選幾個。
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閉幕會。鄧小平發表的重要講話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是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宣言書。華國鋒在講話中檢討了“兩個凡是”方針的錯誤，肯定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提出今后不要再稱“英明領袖”，文藝作品也不要再宣傳他個人。
12月18日，三中全會開幕。
12月22日晚，三中全會閉幕。陳云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并發表簡單講話，高度評價三中全會和此前的中央工作會議。
12月23日晚，三中全會公報在各地人民廣播電臺聯播節目中公布。
（三）關于會議討論*多的幾個問題
1. 關于歷史遺留問題。中央工作會議各個組都表示，陳云同志提出的問題是當前干部群眾討論較多、影響全局的問題，希望中央在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之前，把這些問題解決好。/胡耀邦說：我贊成把“文革”中遺留的一些大是大非搞清楚，這關系安定團結，關系實事求是的作風，關系維護毛主席的旗幟。/萬里說：陳云同志提出的六個問題要解決，不然人們心里不舒暢。
2. 關于個別中央領導同志的錯誤問題。因為提出了歷史遺留問題和真理標準討論問題，很自然地聯系到解決這些問題為什么會有阻力，阻力來自哪里？/大家的意見主要集中在四位政治局委員身上。他們或作了檢查，或提出辭職，但中央直到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才批準他們辭職。
3. 關于真理標準討論問題。在會議**階段，講這個問題的人不多，對這個問題的熱烈討論在11月25日之后。它幾乎成為會議的中心議題，形成眾炮齊轟的局面。/受到大家批評的幾位宣傳口的負責同志，也都程度不同地作了檢查。
4. 關于中央人事安排包括宣傳領導部門人事調整的問題。代表們談得*多的意見有三個：**，汪東興應辭去各種兼職；第二，陳云應擔任中央副主席；第三，胡喬木應負責意識形態工作。也有不少同志談到胡耀邦、王震應進中央政治局。
四?會議文件形成的若干情況
十一屆三中全會共形成12個文件。其中，胡喬木主持起草或*后改定的有5個，即鄧小平的重要講話、全會公報，以及農業問題的決定、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和華國鋒在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
（一）關于農業發展問題的決定稿
討論并提交三中全會的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稿，是中央工作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但代表們普遍對這個稿子不滿意。中央決定由胡喬木負責修改。此后，他一邊參加會議，一邊重寫這個文件，*后總算拿出了一個令代表們滿意的稿子。
（二）關于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稿
鄧小平的講話稿早在1978年10月下旬就由他本人布置胡喬木做準備了。原稿主要圍繞工作重點轉移問題展開。11月19日，胡喬木按照鄧小平16日審閱后的意見，再次做了修改。
華國鋒在11月25日宣布了一系列平反決定，尤其天安門事件公開平反后，會場內外形勢發生重要變化，使鄧小平原來那份講話稿已不再適用。
針對新的情況，鄧小平自己草擬了一份新的講話提綱，并于12月2日找胡喬木等人談話，要他們按這份提綱重新起草講話稿。由于胡喬木正在趕寫關于農業問題的決定，所以請國務院研究室同志先按鄧小平的意思起草。
鄧小平為新的講話稿共找人談過四次話，胡喬木參加了三次。初稿寫好后，胡喬木至少改過兩遍。*后一次修改，在閉幕會之前兩小時才脫手。由于時間緊迫，講話稿被直接送到了鄧小平家中。
（三）關于葉劍英在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稿
由于會場內外形勢的變化，中央黨校同志為葉劍英準備的講話稿也已不適用。葉劍英身邊的人為他重新起草了一個稿子，并拿給鄧力群修改。
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后，葉劍英要求講話稿在印發三中全會前請胡喬木再改一下。
（四）關于全會公報稿
中央工作會議臨近結束時，華國鋒約胡喬木談話，請他主持重新起草已由中辦研究室寫好的全會公報稿。胡喬木說，公報要真正反映出這個會是歷史上的重大轉折。要使人們看到我們糾正了錯誤，同時又提高了黨的威信，看到我們黨是有希望的，從思想上把人民團結起來。
公報草案趕在全會*后一天送到與會者手上。胡喬木第二天對公報稿作了進一步修改，在送政治局常委審定后，于當晚8時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聯播節目中全文播出。
（五）關于華國鋒在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稿
三中全會閉幕的前一天，華國鋒把自己在閉幕會上的講話稿也送請胡喬木修改。
五?結束語
十一屆三中全會*重要的成果有兩個：一是重新確立了黨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二是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
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黨在建國后偉大轉折的實現和共和國新的歷史時期的開始，它將永載史冊。
再版后記
展開全部
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節選
引言
200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暨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當代中國出版社約我把10年前寫過的《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文加以補充修改，印成單行本出版。
當年我所以寫那篇文章，是應當代中國研究所之邀，去為他們舉辦的“新時期歷史座談會”講述我知道的那段歷史。而他們所以邀我去講那段歷史，是因為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會兒，我剛好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務院研究室主任胡喬木同志的秘書。
記得我在那次座談會上發言的開頭曾講過一段話，大意是：我雖然有幸經歷了那個歷史事件，但只是作為喬木同志秘書去的，了解的情況和對問題的理解都很有限；而且手頭急事又多，抽不出多少時間作準備，講述中難免有片面的、遺漏的、不準確的地方。不過，既然我經歷了那段歷史，接觸到了一些別人不大知道的事，確實有責任把這些情況講出來，以便為當代中國研究所寫那段歷史補充一點材料，提供一些背景。那次發言之后，我把講稿整理成文，先在刊物上發表，1998年底又收入我的**本論文集，書名就叫做《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現在，當代中國出版社要把這篇文章抽出來單獨成書，背景與10年前相比又有了很大不同。首先，我本人在那次座談會之后的兩年多，也被組織調入當代所，成為共和國史編研隊伍中的一員，要說責任，比起10年前顯然更大了。其次，這10年來，關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前后后的歷史，無論文獻檔案還是研究成果，比起10年前都不知要豐富多少倍。當年講的許多片面的、遺漏的、不準確的地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彌補。因此，盡管我現在手頭急事依然很多，還是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并盡可能在原有文章的基礎上補充修改，使它更加豐滿一些。當然，限于了解的情況和自己的水平，以及時間的限制，片面、遺漏和不準確之處還是在所難免，只能請讀者明察并給予指正。
為了有助于讀者更多地了解我所講的一些情況的背景，在進入正題之前，先講講我到胡喬木同志那里擔任秘書的經過。
那是1975年夏天，鄧小平同志繼年初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并代替病重的周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之后，又代替受到毛主席批評的王洪文，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可以說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但問題在于，宣傳輿論大權仍然掌握在“四人幫”手里。他們利用報紙、電臺等宣傳手段、理論刊物和文藝形式，不僅對抗鄧小平同志傾力抓的整頓，而且與毛主席的一些正確指示，比如要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等等大唱反調。
記得那年8月，我在《解放日報》頭版上看到一篇題為《把轉變學生思想放在學校工作首位》的評論員文章，指責有的老師“滿足于學生上課安靜、下課太平”，說什么“決不能離開反修防修的斗爭片面追求所謂的‘安靜’和‘太平’”，還說“只要階級斗爭存在，上課時下課后就不可能‘安靜’‘太平’”。這段話乍一看，可能讓人摸不著頭腦。因為，上課安靜、下課太平乃是關系課堂秩序和學生安全的問題。階級斗爭再激烈，上課也要安靜，下課也要太平，根本扯不到什么反修防修、階級斗爭上。但若把其中的“安靜”“太平”換成“安定”“團結”，再讀這段話，它的真實意思就清楚了。其實，它是在用批判滿足“安靜”“太平”，影射抓安定團結的工作，是在警告人們，只要有階級斗爭存在，就不可能有安定團結，不能離開反修防修去追求安定團結。
我舉這個例子是為著說明，當時鄧小平同志主持的黨中央要往東走，而宣傳輿論卻是朝西走；鄧小平同志主持的黨中央要抓整頓，抓安定團結，抓國民經濟，而宣傳輿論卻別著腿、擰著勁，可見工作開展之艱難。正因為如此，鄧小平同志自主持中央工作后，就決定在國務院成立一個政治研究室，請胡喬木同志牽頭，吸收吳冷西、胡繩、熊復、于光遠、李鑫和鄧力群等參加，一共七個人（后來在反擊所謂右傾翻案風中，有人把他們戲稱為“七君子”）。這個班子的任務，一是整理、編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二是向中央反映有關意識形態方面的情況；三是替中央起草重要文件和文章；四是代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并在那里籌辦一個理論刊物（《思想戰線》）。其中，**項任務由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復、李鑫負責，下面另有一批工作人員，在中南海的“西四院”辦公。另外三項任務由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群負責，機構就是國務院政研室本身，下設理論組、國內組、國際組、辦公室和一個圖書資料室，在中南海武成殿附近的“工字樓”里辦公。
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宣傳輿論先是由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把持；“九一三”事件之后，由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把持，其他任何人無法插足。而這時，國務院居然要成立一個涉及意識形態和理論宣傳工作的機構，其矛頭所向可想而知。這一點，“四人幫”心里明白，政研室的領導也明白。所以，對政研室機構的組建，一直十分謹慎、低調。例如，為了避免領導人的任職問題拿到政治局會上討論可能會惹出的麻煩，竟省略了正式的任職報批手續，以至于這些領導人直到再次被打倒，還沒有正式職務。為了防止內部工作情況泄露出去，對每一個擬調入的干部情況，都要由室的領導人詳細了解，嚴格考察。當然，盡管如此，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還是出了造反派，不過那是后話。
我當時正在一個野戰軍的軍宣傳處理論組工作，經人推薦，也被列入國務院政研室的擬調入名單，并很快經過總政治部和北京軍區，向我所在的部隊發出了轉業命令。調令是1975年9月初下達的，但部隊起初不大愿意放人，壓了一段時間，直到11月初才讓我辦完轉業和報到手續。后來聽說，政研室所以調我去，原本是經胡喬木同志本人同意，讓我去給他當秘書的。但當我跨入政研室大門時，政治氣候已經發生變化。從表面上看，報紙上正借毛主席評《水滸》的幾段話大做文章，批判所謂“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宋江讓人招安了”；清華大學在利用毛主席對劉冰告遲群的信所作批示一事，開展起所謂的教育革命大辯論。而更深層的原因是，毛主席因為《科學院匯報提綱》和劉冰的信，認為鄧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態度發生了變化，指示在小范圍里對他進行批評！犊茖W院匯報提綱》是胡喬木主持修改的，劉冰的信是經胡喬木的手轉給鄧小平的，兩件事都涉及胡喬木，既然鄧小平同志因此挨批，胡喬木自然在劫難逃。所以，自從我報到后，政研室雖然還在工作，但卻停止了進人。當時，機關里一共有41個人，我剛好是那“第四十一個”（這是“文化大革命”中被點名批判的一部蘇聯電影的名字）。大概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吧，我進入政研室后，并沒有去給胡喬木同志當秘書，而是被分配到了理論組。
理論組只有六七個人，都是一些思想理論戰線上的老同志，組長是王子野，副組長是陳道。那時，理論組正在做兩件事：一是根據領導意圖寫大塊文章；二是給正在籌辦之中的學部《思想戰線》雜志擬選題。王子野同志要我一方面參加擬題，另一方面負責起草一篇關于工農兵學哲學的文章。但文章初稿還沒完成，就傳達了“打招呼會講話要點”（中央23號文件）。這份文件*重要的話就是：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反映，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有些人總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想翻案。那是1975年12月中旬，從此以后，好轉了才幾個月的形勢逐漸惡化。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逐步升級，調門兒越來越高，把全國人民又裝入新的悶葫蘆之中。政研室的業務工作基本停頓，整天學習文件、表態、討論。記得那陣子，機關還組織我們去清華大學看過一次大字報。里面一句話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叫做“主帥搖旗，大將緊從，秀才呼應”。其矛頭所指，不言自明。
過了年，周總理的逝世使人們由熱變冷的心更是雪上加霜，給本已惡化的形勢增添了巨大的悲劇色彩。當我在北京醫院向總理遺體告別時，在長安街人群中目送總理靈車路過時，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參加總理骨灰的吊唁活動時，到處聽到的都是哭泣聲，看到的都是小白花。尤其天安門廣場，更是人山人海。我親眼看見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堆滿了花圈，廣場四周松柏樹上扎滿了白花，而長安街上抬著花圈的隊伍還在絡繹不絕地涌向廣場。但這一切不僅沒能給“運動”降溫，相反，更刺激了“四人幫”的神經。*近看《鄧小平年譜》才知道，1976年1月17日，胡喬木等同志已預感到情況不妙，起草了一封給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等副總理的信，請求國務院解除委托政研室代管學部業務的責任，并建議暫緩出版《思想戰線》雜志，并拿給鄧小平看。鄧表示同意他們上報，說政研室的問題要聽候中央處理。
不久，政研室里果然貼出了**張批判胡喬木的大字報；接著，又有人通過姚文元向毛主席送去了揭發胡喬木的信，大意是說他積極鼓吹“右傾翻案風”，運動以來又按兵不動、捂蓋子，要求中央派得力干部來領導運動。后者經毛主席批示印發政治局，變成為文件，在機關里進行了傳達。這一下可熱鬧了，政研室成立了臨時領導小組，那位寫告狀信的人被任命為副組長和機關黨支部書記，成了實際上的主要領導人，貼**張大字報的人和另一位“運動”積極分子成了他的核心成員，等于這三個人奪了胡喬木和其他領導的權，只有一位原來的領導被“結合”進他們的班底里，勉強做做樣子。從此，分組學習討論變成了全室揭發批判大會。胡喬木同志天天要接受批判，交待問題，檢討錯誤。其他人，特別是原來的幾位領導，天天要揭發問題，批判胡喬木的“錯誤”。后來，雖然陸續發生了“四五”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同志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華國鋒同志任黨中央**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朱德委員長逝世、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但“四人幫”不僅始終沒有放松過他們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還通過報紙把政研室點名為“右傾翻案風的黑風口”、“鄧記謠言公司”。（據說，江青在“反擊右傾翻案風”后召開的一次會上說：國務院政研室是鄧小平的謠言公司，鄧小平是總經理，胡喬木是副總經理。）在這種情況下，胡喬木同志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一個*能說明問題的事就是，在毛主席逝世后，機關里所有人都可以去向毛主席遺體告別，唯獨不允許他去。這對于從延安時代起就給毛主席當秘書的胡喬木來說，無疑是一個比受批判更沉重的打擊。
出人意料而又令人萬分興奮的是，在毛主席逝世后不到一個月，看上去不可一世的“四人幫”竟然被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說來也巧，耿飚同志的兒子耿志遠是我中學時期的同學，10月6日那天晚上，我正在他家聊天，親眼看見耿飚同志從我們所在的屋前走過。我當時并不知道，也萬萬想不到他是為抓捕“四人幫”而去接管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直到10月8日，即事后第三天，我才從耿志遠那里聽到這個天大的喜訊。那時機關絕大多數同志還不知道這個消息，我實在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悅，便向一些自己認為可以信任的同志透露。消息就像長了翅膀一樣，很快在機關傳開，唯獨那幾個造反派被蒙在鼓里。第二天，他們幾個還在大會上張牙舞爪、聲嘶力竭地批判胡喬木，大家坐在下面看著他們表演，心里暗自好笑。記得會開到一半，宣布“四人幫”被粉碎的中央文件到了，那幾個造反派慌了神，而絕大多數同志群情激奮，紛紛上臺發言，熱烈擁護中央的英明決定，憤怒聲討“四人幫”的罪行，并決定給黨中央發致敬信。不久，機關黨支部（政研室只有一個支部）召開全體黨員大會，罷免了那位臨時領導小組負責人的支部書記職務。大概因為我當時在機關里年紀*輕的緣故（那年30歲），被大家推選做了支部書記，并以此身份進入政研室成立的“揭批查”（全稱為揭發批判“四人幫”、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辦公室。
但好事多磨，另一件讓人意想不到而又難以理解的事發生了。那就是政研室原來的七位領導中的四位，由李鑫“率領”回到“西四院”毛澤東著作編輯辦公室；留下胡喬木、鄧力群、于光遠，不僅不給分配工作，還傳出話來，說要撤銷政研室。很明顯，這并不是一種工作上的分工，而是政治上的分化。李鑫原來是康生的秘書，由于康生臨死前與“四人幫”發生了矛盾，李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長期處于接近中央核心領導層的位置，所以他在抓捕“四人幫”的問題上進過言、立了功。粉碎“四人幫”后，他被任命為中辦副主任，主持華國鋒同志身邊文件起草班子的工作，并受到當時分管宣傳工作的一位中央領導人的倚重，實際上掌握了輿論大權，成為炙手可熱的人物。他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之前，就在編輯《毛澤東選集》的班子里與胡喬木同志有爭執；“反擊右傾翻案風”后，在批判胡喬木的大會上，又特別提到當初康生是讓胡喬木幫助他工作，結果胡喬木進來后，反倒指揮起他來了。（實際情況是，中央決定鄧小平、康生、胡喬木為負責《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編輯的領導小組成員，而李鑫在這個小組中并沒有職務，是受這個小組領導的。）由這樣的人掌握大權，胡喬木同志被排擠出毛澤東著作編輯的工作班子，不給分配工作，反而接二連三地被編派新的罪名，并要把政研室連根拔掉，也就不足為奇了。
當時我對上層情況并不具體了解，只是從遲遲不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不恢復鄧小平同志工作等情況分析，感到華國鋒同志以及他周圍的人似乎很擔心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會威脅他們已得到的權力，認為他們撤銷政研室不過是整個布局中的一著棋，是為了剪除鄧小平同志的臂膀，讓他要么出不來，要么即使出來也發揮不了應有的作用。否則無法解釋，天安門事件中對“四人幫”的抗議明明是群眾自發的，鄧小平同志明明是因為被誣陷為天安門事件幕后黑手才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政研室、胡喬木也明明是被“四人幫”誣蔑為“鄧記謠言公司”、“右傾翻案風的黑風口”、“鄧小平復辟翻案的黑干將”才遭受打擊的，可是“四人幫”被粉碎了，為什么天安門事件遲遲不能平反，鄧小平同志遲遲不能恢復工作，政研室、胡喬木不僅不能恢復工作，反而要被撤銷、被排斥、被繼續打擊。顯然，這三件事是聯系在一起的，前面兩件事解決不了，政研室的問題也就不可能解決。
正因為如此，那一陣子我對天安門事件平反、鄧小平同志恢復工作的事格外關心。也正因為如此，當我看到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上面的那兩句話，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很自然地聯想到這是針對天安門事件平反和鄧小平同志恢復工作而說的。誰都知道，天安門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鄧小平同志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都是毛主席在病重情況下，聽了“四人幫”一面之詞而作出的決策。如果真的像社論上所說的那樣，凡是毛主席的決策都要維護，那天安門事件就不可能平反，鄧小平同志就不可能恢復工作；而鄧小平同志不能恢復工作，撤銷政研室的成命也就不可能收回。第二天，我把自己的這個看法向那時主持政研室“揭批查”運動和日常工作的鄧力群同志說了。他說他沒有注意到這兩句話，答應回去找出那篇社論再看看。過了一段時間，批評這兩句話的輿論漸漸多起來，并把它概括為“兩個凡是”的方針。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有人告訴我，鄧力群同志在當代所的座談會上回憶當年那段歷史時說，朱佳木1977年看到2月7日“兩報一刊”社論后，曾向他反映了對“兩個凡是”的看法，他很快找了王震同志，提醒他注意。王震同志又很快到鄧小平同志那里，向他反映了這個意見。后來鄧小平同志對王震同志說過，反對“兩個凡是”是鄧力群首先提出的。不過，這些內情我當時并不知道。
還有許多內情是我當時不知道的。例如，在黨中央*高領導層，葉劍英副主席和李先念副總理很早就主張讓鄧小平同志盡快出來工作，但被當時的中央主要負責人一拖再拖。又如，為了呼應中央*高領導層中的正確意見，陳云同志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前夕，與一些同志相約到會上發言，提出盡快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恢復鄧小平同志工作的問題，結果卻受到壓制。不過，他們的努力并沒有白費。那年7月，全黨全國人民的期待總算部分得到了實現。黨的十屆三中全會雖然未能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卻作出了恢復鄧小平同志被撤銷的一切領導職務的決議。
全會閉幕的第五天，即7月26日，鄧小平同志的秘書王瑞林給政研室打電話，正好碰上我接。他說小平同志要約喬木、力群、光遠同志去他家里談話，讓我通知一下。此后，傳出鄧小平同志的話，說政研室的攤子先不要散，胡喬木同志要恢復工作，**個任務是主持此前已經組成的關于“三個世界劃分問題”寫作班子的寫作。從那時起，組織上決定讓我做胡喬木同志的秘書。我先隨他到那個寫作班子的駐地臺基廠3號工作了三個月，當《毛主席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的長篇文章寫好，并在11月1日、2日分兩天在《人民日報》發表后，又隨他到已在學部基礎上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上班，直到我1980年回到由國務院政研室演變成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國務院政研室后來改名為國務院研究室，胡喬木被正式任命為研究室主任。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國務院研究室與中辦研究室合并，成立中央政研室。十一屆五中全會成立中央書記處后，中央政研室改名為中央書記處研究室。）
以上就是我到胡喬木同志那里擔任秘書的經過。下面，談我所知道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其前前后后的一些情況。
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作者簡介
朱佳木 研究員。1970年7月于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畢業。1975年調入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理論組工作。1977年任胡喬木秘書。1980年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簡報組工作。1981年任陳云秘書（1982年為陳云辦公室負責人）。1985年任天津港務局副局長。1987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副院長、黨委書記。1990年調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先后任綜合組組長、室務委員兼秘書長、兼第四編研部主任。1999年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2000年12月至2012年4月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副院長兼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2001年12月至2013年12月兼任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常務副組長，F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特聘課程主講教授、研究生院兼職教授和博士生導師。是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全國政協第十屆、十一屆、十二屆委員會委員。代表著作有《陳云年譜》（主編）、《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工業化與中國當代史》（論文集）、《論陳云》（論文集）、《當代中國史理論問題十二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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