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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經濟結構、國際經貿新規則與外貿轉型升級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3228795
- 條形碼：9787543228795 ; 978-7-5432-2879-5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二元經濟結構、國際經貿新規則與外貿轉型升級 本書特色
與發達經濟體不同，中國經濟長期存在二元經濟結構、內外貿分治和雙軌制海關監管等特殊因素。正如諾貝爾獎獲得者劉易斯所言，“直接將新古典模型應用于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可能得出錯誤的結論”。為此，近三年來作者的研究團隊以經濟全球化*趨勢為研究背景，結合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國情，通過借鑒和拓展現代異質性企業國際貿易理論模型，潛心研究“外貿轉型升級”議題。
二元經濟結構、國際經貿新規則與外貿轉型升級 內容簡介
本書沿著“文獻綜述-理論分析-實證分析-政策建議”的研究思路逐步展開。首先對二元經濟結構與外貿轉型升級、國際貿易規則與外貿轉型升級的國內外相關文獻回顧及評述, 并在此基礎上展開研究。其次, 通過建立一個以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特征和出口貿易事實為依據的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從貿易成本的角度剖析企業區位分布和貿易模式選擇共同形成“二元經濟結構”的理論機制。
二元經濟結構、國際經貿新規則與外貿轉型升級 目錄
**章 緒論
**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創新點
第二章 文獻綜述
**節 二元經濟結構文獻
第二節 國際經貿新規則相關文獻
第三節 貿易轉型升級文獻
第四節 對現有文獻的評述
第三章 二元經濟結構與外貿轉型升級的理論分析
**節 引言
第二節 基準模型
第三節 模型穩健性：引入純內銷企業
第四節 擴展模型：放松同質勞動力假定
第五節 本章小結
第三章附錄
第四章 二元經濟結構與外貿轉型的實證分析
**節 引言
第二節 機制分析
第三節 實證分析
第四節 本章小結
第五章 國際經貿新規則與外貿轉型升級的理論分析
**節 引言
第二節 國際經貿新規則主要內容及典型特征
第三節 我國對外貿易的微觀典型事實
第四節 國際經貿新規則對中國企業貿易邊際的影響
第五節 國際經貿新規則對中國企業全球價值鏈地位提升的影響
第六節 本章小結
第六章 國際經貿新規則與外貿轉型升級的實證分析
**節 引言
第二節 數據與估計模型
第三節 實證結果
第四節 本章小結
第七章 融資約束、二元貿易與轉型升級
**節 引言
第二節 融資約束與企業出口：理論模型
第三節 融資約束與企業出口：經驗證據
第四節 本章小結
第七章附錄
第八章 結語
**節 結論
第二節 政策含義
第三節 展望
參考文獻
后記
展開全部
二元經濟結構、國際經貿新規則與外貿轉型升級 節選
美國發展經濟學家Lewis（1954）為了刻畫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市場的特征，摒棄了傳統經濟學中關于要素市場的假設，將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假設引入理論模型，進而在一個兩部門經濟中開創性地提出了“二元經濟結構理論”（dual-economy model）。 Lewis（1954）通過歸納發現：不同于高度工業化的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程度較低，傳統農業部門仍普遍存在，經濟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為了描繪發展中國家這類獨特的經濟發展現象，Lewis刻畫了一個兩部門經濟體：現代工業部門和傳統農業部門并存于同一經濟體中。為了更貼近發展中國家的現實情形，Lewis假設現代工業部門雖然生產技術較為先進但在整個經濟中占比很小，而傳統農業部門即使生產技術落后、勞動邊際生產率很小，但卻在國民經濟體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此外，為了刻畫發展中國家大量剩余未就業勞動力的存在，模型還假設勞動力無限供給，勞動的邊際生產率非常低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計。Lewis認為在一個現代工業部門和傳統農業部門并存的封閉二元經濟中，無限的勞動供給會促使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向現代工業部門轉化，直至所有的剩余勞動力完全被現代工業部門所吸納。而隨著現代工業部門蓬勃發展，不斷吸納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經濟中的剩余勞動力數量下降使得勞動力不再趨向于無限供給，勞動邊際生產力逐漸提升，進而提升了整體經濟的生產力水平和收入水平，實現了由“二元經濟結構”向“一元經濟結構”的轉化。而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轉變為有限供給的點稱為“劉易斯拐點”（Lewis Turning Point），該點意味著勞動力由過剩轉為短缺，用工成本增加，人口紅利逐漸消失。Lewis二元經濟理論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轉型提供了一個規律性的理論基礎。 Ranis和Fei（1961）基于古典主義學派視角，改進了Lewis模型，通過將經濟增長分為三個階段：**階段特征是傳統農業部門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現代工業部門以不變工資水平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第二階段特征為現代工業部門仍繼續吸納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但此時勞動力已經由無限供給轉為有限供給，過剩勞動力的工資水平逐步增加；第三階段特征是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被完全吸納，現代工業部門和傳統農業部門的工資相同；模型強調了農業對于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Lewis二元經濟理論。隨著經濟學的發展，新古典學派的流行使得后續有關二元經濟結構模型的研究大多基于新古典經濟學的視角。如Jogenson（1967）則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框架下，反思了Lewis等人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Jogenson指出如果經濟中不存在隱蔽性失業，工業會占據二元經濟結構的主導地位，工業就業和工業產出*終將控制整個經濟。Ramanathan（1967）則基于非中性的技術進步和技術進步依賴于過去投資的假設，進一步推演了Jogenson模型。Dixit（1970）通過比較古典和新古典兩種視角下的二元經濟理論，發現新古典主義框架下的Jogenson模型經濟增長路徑與古典主義Lewis模型相一致。Todaro（1970）的研究則發現在城市部門存在大量失業，且農村部門沒有勞動力剩余的情況下，勞動力向城市流動非但不會刺激工業化進程，反而會加劇城市失業，同時危及農業發展。 Lewis（1979）重新回顧了二元經濟結構及其發展，并著重探討了傳統農業和現代工業兩部門之間的相互作用、過剩勞動力的來源和勞動力市場上工資差距的持續性。Fields（1993）則在二元經濟結構下研究了收入增長的不均等，并將整體的不均等分為部門內部收入增長不均等和部門間收入增長不均等。Banerjee和Newman（1998）在二元經濟結構中引入了信息不對稱，通過假設現代部門存在信息不對稱而傳統部門不存在信息不對稱，由代理費引致了一個效率與信貸約束的權衡取舍，進而指出并非所有人都會選擇進入現代工業部門，自由放任的現代化難以*大化社會福利。Fields（2004）、Kirkpatrick和Barrientos（2004）分別從勞動力市場二元性視角和經濟結構二元性視角重新檢驗了Lewis二元經濟結構，發現模型的核心結論仍然穩健。Islam和Yokota（2008）則在Lewis的二元增長框架下考察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重點探討了傳統農業部門的工資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關系，并認為中國正邁向劉易斯拐點。Zhang等（2011）指出中國工資水平快速上升，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到達劉易斯拐點。 國外學者的近期研究致力于從微觀角度解釋二元經濟。Wang和Piesse（2013）嘗試為二元經濟結構建立微觀基礎，分析了傳統農業部門的生產和人口增長，證明并區分了剩余勞動力，內生了現代部門工資決定機制，考慮了勞動力轉移的動態并定義了兩類“劉易斯拐點”。Fergusson（2013）強調農村地區存在不止一種產權制度，通過內生化產權制度選擇，說明了勞動力的流動惰性與二元經濟結構的持續性。Gollin（2014）通過人力資源在部門間的分配刻畫了二元經濟，并指出農業部門工作者受教育程度更低。Wingender（2015）的研究同樣證實了人力資源分配的影響機制，指出正是由于農業部門中高技能勞動力與低技能勞動力的強可替代性導致了農業部門的生產率低于非農業部門。Yuki（2016）則動態化了二元經濟結構，指出經濟體的長期產出如何依賴于*初的財富和部門生產率分布。Diao等（2017）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于部門內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或結構調整式的增長，其中結構調整式的增長意味著勞動力由低生產率行業到高生產率行業的重新分配，是亞洲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方式。 國內學者對于二元經濟結構理論的研究多集中在我國經濟是否越過劉易斯拐點。劉易斯拐點指傳統農業部門的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轉向有限供給，是勞動力由過剩轉向短缺的分水嶺。中國作為世界上*大的發展中國家，長期以來依賴于密集的勞動力推動經濟發展，享受人口紅利，其是否步入了劉易斯拐點在國內外學者間引起了很大的爭論。 部分學者認為我國經濟已經越過劉易斯拐點。蔡昉（2007，2010，2015）發現中國經濟轉型的新階段，正面臨由勞動力供給過剩轉為勞動力供給不足的困局，如果劉易斯拐點不僅僅特指一個時間點而是描繪某一個時間段，那么中國已經邁入了“劉易斯拐點區”。曾國平和曾三（2008）考量了二元經濟結構下的服務業與經濟開放，發現二元經濟結構的改善是服務業增加的主要原因。姚上海（2009）根據近期我國農村勞動力市場的供給變現情況推測我國正在邁入劉易斯**拐點，嘗試為我國農民工的“用工荒”現象提供解釋。張永麗和景文超（2012）則認為我國已經邁過了劉易斯拐點，勞動力已經由過剩轉向短缺，并不斷向充分就業，勞動力供給不足邁進。 與此同時，也有一大批學者認為我國目前勞動力供給充足，并沒有邁入劉易斯拐點。樊綱（2007）認為我國農村仍存在大量勞動力剩余，因此我國將會長期處于勞動力過剩階段，步入劉易斯拐點還為時尚早。劉洪銀（2009）的經驗研究證明我國尚未真正進入劉易斯轉折點，張廣婷等（2010）也認同了這一觀點。周燕和佟家棟（2012）的經驗研究證實了行業和地區間的工資差距仍然存在，經濟并未越過劉易斯拐點。王必達和張忠杰（2014）同樣證實了我國傳統農業部門中仍存在剩余勞動力。周建鋒（2014）認為“民工荒”浪潮并未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因而我國并未邁入劉易斯拐點。薛繼亮（2016）則認為中國部分區域步入了劉易斯拐點，另一部分區域仍存在充裕勞動力供給，比如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由于不同的原因都已經邁入了劉易斯拐點，而東北地區仍然處在勞動力凈流出的狀態。楊帆等（2017）認為我國經濟中仍存在巨大的人口紅利，中國經濟并沒有到達劉易斯拐點。 美國發展經濟學家Lewis（1954）為了刻畫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市場的特征，摒棄了傳統經濟學中關于要素市場的假設，將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假設引入理論模型，進而在一個兩部門經濟中開創性地提出了“二元經濟結構理論”（dual-economy model）。 Lewis（1954）通過歸納發現：不同于高度工業化的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程度較低，傳統農業部門仍普遍存在，經濟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為了描繪發展中國家這類獨特的經濟發展現象，Lewis刻畫了一個兩部門經濟體：現代工業部門和傳統農業部門并存于同一經濟體中。為了更貼近發展中國家的現實情形，Lewis假設現代工業部門雖然生產技術較為先進但在整個經濟中占比很小，而傳統農業部門即使生產技術落后、勞動邊際生產率很小，但卻在國民經濟體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此外，為了刻畫發展中國家大量剩余未就業勞動力的存在，模型還假設勞動力無限供給，勞動的邊際生產率非常低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計。Lewis認為在一個現代工業部門和傳統農業部門并存的封閉二元經濟中，無限的勞動供給會促使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向現代工業部門轉化，直至所有的剩余勞動力完全被現代工業部門所吸納。而隨著現代工業部門蓬勃發展，不斷吸納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經濟中的剩余勞動力數量下降使得勞動力不再趨向于無限供給，勞動邊際生產力逐漸提升，進而提升了整體經濟的生產力水平和收入水平，實現了由“二元經濟結構”向“一元經濟結構”的轉化。而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轉變為有限供給的點稱為“劉易斯拐點”（Lewis Turning Point），該點意味著勞動力由過剩轉為短缺，用工成本增加，人口紅利逐漸消失。Lewis二元經濟理論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轉型提供了一個規律性的理論基礎。 Ranis和Fei（1961）基于古典主義學派視角，改進了Lewis模型，通過將經濟增長分為三個階段：**階段特征是傳統農業部門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現代工業部門以不變工資水平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第二階段特征為現代工業部門仍繼續吸納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但此時勞動力已經由無限供給轉為有限供給，過剩勞動力的工資水平逐步增加；第三階段特征是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被完全吸納，現代工業部門和傳統農業部門的工資相同；模型強調了農業對于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Lewis二元經濟理論。隨著經濟學的發展，新古典學派的流行使得后續有關二元經濟結構模型的研究大多基于新古典經濟學的視角。如Jogenson（1967）則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框架下，反思了Lewis等人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Jogenson指出如果經濟中不存在隱蔽性失業，工業會占據二元經濟結構的主導地位，工業就業和工業產出*終將控制整個經濟。Ramanathan（1967）則基于非中性的技術進步和技術進步依賴于過去投資的假設，進一步推演了Jogenson模型。Dixit（1970）通過比較古典和新古典兩種視角下的二元經濟理論，發現新古典主義框架下的Jogenson模型經濟增長路徑與古典主義Lewis模型相一致。Todaro（1970）的研究則發現在城市部門存在大量失業，且農村部門沒有勞動力剩余的情況下，勞動力向城市流動非但不會刺激工業化進程，反而會加劇城市失業，同時危及農業發展。 Lewis（1979）重新回顧了二元經濟結構及其發展，并著重探討了傳統農業和現代工業兩部門之間的相互作用、過剩勞動力的來源和勞動力市場上工資差距的持續性。Fields（1993）則在二元經濟結構下研究了收入增長的不均等，并將整體的不均等分為部門內部收入增長不均等和部門間收入增長不均等。Banerjee和Newman（1998）在二元經濟結構中引入了信息不對稱，通過假設現代部門存在信息不對稱而傳統部門不存在信息不對稱，由代理費引致了一個效率與信貸約束的權衡取舍，進而指出并非所有人都會選擇進入現代工業部門，自由放任的現代化難以*大化社會福利。Fields（2004）、Kirkpatrick和Barrientos（2004）分別從勞動力市場二元性視角和經濟結構二元性視角重新檢驗了Lewis二元經濟結構，發現模型的核心結論仍然穩健。Islam和Yokota（2008）則在Lewis的二元增長框架下考察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重點探討了傳統農業部門的工資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關系，并認為中國正邁向劉易斯拐點。Zhang等（2011）指出中國工資水平快速上升，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到達劉易斯拐點。 國外學者的近期研究致力于從微觀角度解釋二元經濟。Wang和Piesse（2013）嘗試為二元經濟結構建立微觀基礎，分析了傳統農業部門的生產和人口增長，證明并區分了剩余勞動力，內生了現代部門工資決定機制，考慮了勞動力轉移的動態并定義了兩類“劉易斯拐點”。Fergusson（2013）強調農村地區存在不止一種產權制度，通過內生化產權制度選擇，說明了勞動力的流動惰性與二元經濟結構的持續性。Gollin（2014）通過人力資源在部門間的分配刻畫了二元經濟，并指出農業部門工作者受教育程度更低。Wingender（2015）的研究同樣證實了人力資源分配的影響機制，指出正是由于農業部門中高技能勞動力與低技能勞動力的強可替代性導致了農業部門的生產率低于非農業部門。Yuki（2016）則動態化了二元經濟結構，指出經濟體的長期產出如何依賴于*初的財富和部門生產率分布。Diao等（2017）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于部門內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或結構調整式的增長，其中結構調整式的增長意味著勞動力由低生產率行業到高生產率行業的重新分配，是亞洲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方式。 國內學者對于二元經濟結構理論的研究多集中在我國經濟是否越過劉易斯拐點。劉易斯拐點指傳統農業部門的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轉向有限供給，是勞動力由過剩轉向短缺的分水嶺。中國作為世界上*大的發展中國家，長期以來依賴于密集的勞動力推動經濟發展，享受人口紅利，其是否步入了劉易斯拐點在國內外學者間引起了很大的爭論。 部分學者認為我國經濟已經越過劉易斯拐點。蔡昉（2007，2010，2015）發現中國經濟轉型的新階段，正面臨由勞動力供給過剩轉為勞動力供給不足的困局，如果劉易斯拐點不僅僅特指一個時間點而是描繪某一個時間段，那么中國已經邁入了“劉易斯拐點區”。曾國平和曾三（2008）考量了二元經濟結構下的服務業與經濟開放，發現二元經濟結構的改善是服務業增加的主要原因。姚上海（2009）根據近期我國農村勞動力市場的供給變現情況推測我國正在邁入劉易斯**拐點，嘗試為我國農民工的“用工荒”現象提供解釋。張永麗和景文超（2012）則認為我國已經邁過了劉易斯拐點，勞動力已經由過剩轉向短缺，并不斷向充分就業，勞動力供給不足邁進。 與此同時，也有一大批學者認為我國目前勞動力供給充足，并沒有邁入劉易斯拐點。樊綱（2007）認為我國農村仍存在大量勞動力剩余，因此我國將會長期處于勞動力過剩階段，步入劉易斯拐點還為時尚早。劉洪銀（2009）的經驗研究證明我國尚未真正進入劉易斯轉折點，張廣婷等（2010）也認同了這一觀點。周燕和佟家棟（2012）的經驗研究證實了行業和地區間的工資差距仍然存在，經濟并未越過劉易斯拐點。王必達和張忠杰（2014）同樣證實了我國傳統農業部門中仍存在剩余勞動力。周建鋒（2014）認為“民工荒”浪潮并未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因而我國并未邁入劉易斯拐點。薛繼亮（2016）則認為中國部分區域步入了劉易斯拐點，另一部分區域仍存在充裕勞動力供給，比如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由于不同的原因都已經邁入了劉易斯拐點，而東北地區仍然處在勞動力凈流出的狀態。楊帆等（2017）認為我國經濟中仍存在巨大的人口紅利，中國經濟并沒有到達劉易斯拐點。
二元經濟結構、國際經貿新規則與外貿轉型升級 作者簡介
劉晴，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合肥工業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國際經濟與貿易系主任。主要從事國際貿易與投資領域的研究，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一項，在《經濟研究》、《管理世界》以及China Agriculture Economic Review等國內外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十余篇，出版學術專著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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