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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社會譯叢自由與多元論:以賽亞.伯林思想研究/(英國)喬治.克勞德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4773898
- 條形碼：9787544773898 ; 978-7-5447-7389-8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人文與社會譯叢自由與多元論:以賽亞.伯林思想研究/(英國)喬治.克勞德 本書特色
《自由與多元論》一書作者喬治·克勞德是當代以賽亞·伯林思想研究領域的杰出代表之一。在本書中，他以非常通俗易懂地方式闡釋了伯林的政治思想，并對以伯林思想為基礎的各類延伸發展做出了極為詳盡的分析說明。克勞德指出，在過去的許多伯林批判中一直存在一個問題，即未能恰當地將伯林的思想和他的批評者的思想分離開來，而在本書中，作者將跨過眾多伯林批判中被誤讀的神話，直指伯林思想的核心根源。
人文與社會譯叢自由與多元論:以賽亞.伯林思想研究/(英國)喬治.克勞德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以賽亞·伯林是20世紀很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在他寬泛的政治理論思想中，存在著一條貫通彼此的重要線索：揭露20世紀極權主義的概念根源。伯林大體通過對三個層面的分析來追溯這一根源：盧梭等思想家對自由觀念的扭曲；啟蒙的科學至上主義，反啟蒙的非理性主義和浪漫主義；以及道德一元論。
喬治·克勞德認為，伯林對自由在當代之敵人的批判很好激動人心且充滿力量，但其思想一致性也受到自由主義和多元論之間緊張關系的威脅。在本書中，作者通過簡明易解的文字全面而詳細地分析了伯林的政治觀念，并以此為政治思想研究做出了重要的原創性貢獻。
人文與社會譯叢自由與多元論:以賽亞.伯林思想研究/(英國)喬治.克勞德人文與社會譯叢自由與多元論:以賽亞.伯林思想研究/(英國)喬治.克勞德 前言
序 言
本書有兩個主要目標。一個目標是，我試圖通俗易懂地介紹以賽亞·伯林的思想，特別是他的政治思想，以及他的思想所引出的批判性文獻；第二個目標是，我旨在捍衛對伯林之工作的一種特定解釋，也就是對那種工作之長處和弱點的一種特定評價，以及對怎樣發展伯林的工作并把它應用到當前關心之問題上的一種特定闡釋。
正因為本書有雙重目標，讀者會注意到，當我從我希望是差堪公允的評注轉向批判性的論證時，發生了某種目標上的變化。實際上，我希望讀者們真的注意到這些變化，因為我的另一個目標就是避免我認為在對伯林的某些先前的批判工作中存在的一個問題，即未能恰當地把他的思想與他的批評者的思想分離開來。自始至終，我都牢記亨利·哈代給我的忠告：要小心地把伯林所說的，他所蘊含著的以及他應該說的區分開來。相應地，只要有可能，我都努力以伯林自己所說的為準，在有必要的地方做出解釋，而當所引出的問題被證明與伯林實際上提供的觀點相反的或相互補充的論證是有根據的時，我要么與他的觀點分道揚鑣，要么發展他的觀點。我希望，自己什么時候在做哪一種工作，這一點是清清楚楚的。尤其是，在那些我走到伯林之外的地方（特別是第七章和第八章），我都努力表明伯林停止在哪里，我開始在哪里，并把任何此類論證保持在伯林的一般立場的精神范圍之內。
對亨利·哈代，我要感謝的遠不止上面提到過的。實際上，伯林著作的任何研究者都欠亨利一份特殊的恩情，因為他是伯林的編輯和文字保管人之一。伯林對發表他的著作非常慎重，如果沒有亨利的精心工作，那么他的許多著述就將會四散各處。亨利還建立了一個“以賽亞·伯林電子圖書館”，這是僅次于文本本身的研究伯林*有用的工具。它包含伯林和關于伯林的著述的一個完備目錄，還有許多別的資料。此外，我還要表達個人對于亨利的感謝，他經年累月地支持我的工作，而且閱讀和評論了整部書稿，幫我免除了許多錯誤。
戴維·米勒和Polity出版社的一位匿名評審人也閱讀了全部書稿，他們都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閱讀部分書稿并提出建議的同事和朋友還包括Rick De Angelis, Martin Griffiths, AnthonyLanglois, Lionel Orchard, Norman Wintrop和Peter Woolcock。JerryCohen, Michael Freeden, Mark Philp和Alan Ryan在交談中給予我很多有用的信息和洞見。我也感謝Polity出版社的John Thompson, Reitha Pattison和ElizabethMolonari，以及本書的編輯Helen Gray和Jean van Altena。本書的研究得到弗蘭德斯大學的校外研究項目和小型補助項目的支持。如同往常一樣，我*要感謝的是我的妻子Sue Thiele。
書稿的部分內容曾以“刺猬與狐貍”為題發表在《澳大利亞政治科學雜志》第38期（2003，333—339）上，我感謝出版方允許再次使用這些材料。我也衷心感謝代表以賽亞·伯林文字保管方的布朗恩集團允許我廣泛地引用伯林的《自由論》。
人文與社會譯叢自由與多元論:以賽亞.伯林思想研究/(英國)喬治.克勞德 目錄
序 言
文獻縮寫表
**章 刺猬與狐貍
第二章 三條主線
第三章 自由的背叛
第四章 兩種自由概念
第五章 啟蒙及其批評者
第六章 多元論與自由主義
第七章 伯林之后
第八章 伯林的成就
參考文獻
索 引
譯后記
文獻縮寫表
**章 刺猬與狐貍
第二章 三條主線
第三章 自由的背叛
第四章 兩種自由概念
第五章 啟蒙及其批評者
第六章 多元論與自由主義
第七章 伯林之后
第八章 伯林的成就
參考文獻
索 引
譯后記
展開全部
人文與社會譯叢自由與多元論:以賽亞.伯林思想研究/(英國)喬治.克勞德 節選
**章 刺猬與狐貍
在其*著名的一篇文章中，以賽亞·伯林引用了希臘詩人阿基洛科斯的一句詩：“狐貍多方，而刺猬只一招。”（RT，22）對伯林來說，這句話提示了兩種藝術家或思想家之間的一種深刻的區別。一方面，有像刺猬那樣的類型，他們“把每樣事物都與一個單一的核心圖景聯系起來，這個體系或多或少是自圓其說的或頭頭是道的，他們就用這種圖景來理解、思考和感知”。另一方面有狐貍那種類型，“他們追求的許多目標常常是不相關的甚至是矛盾的”，他們的思考“在許多層次上展開，在力圖抓住變化萬千的獨立存在的經驗和對象之本質的同時，并不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試圖把它們適配到任何一成不變的、無所不包的，有時候是自相矛盾的和不完備的，常常是狂熱的內在圖景中去”（RT，22）。根據伯林的判斷，但丁、柏拉圖、盧克萊修、帕斯卡爾、黑格爾等屬于刺猬，莎士比亞、希羅多德、亞里士多德和蒙田屬于狐貍。
那么伯林自己是刺猬還是狐貍？他說刺猬的統一圖景有可能成為“狂熱的”，這暗示了伯林的正式立場：跟著狐貍走更為安全；要警惕刺猬。刺猬與狐貍的對比是對伯林思想深處的關鍵區分的一種隱喻，這種區分就是道德與政治哲學中的一元論與多元論之間的區分：一元論的觀點認為有一種回答所有的道德或政治問題的唯一正確的方式，而多元論的觀點則認為基本的人類善是多種多樣的，相互沖突和不可通約的。伯林相信，一元論包含著多元論試圖避免的危險。作為多元論者，伯林傾向于把自己呈現為一只狐貍，而且他確實博識多聞。正如他的傳記作家伊格納季耶夫所指出的：“在20世紀英美知識界的主要人物中，還沒有其他人對如此寬泛的學科領域做出這樣的貢獻：分析哲學、馬克思主義學說史、啟蒙運動、反啟蒙運動，以及自由主義政治理論。”
雖然如此，伯林也是刺猬，而且這可能是在更深層次上說的。他的皇皇著述，不管其即時的焦點如何變化，都可以說是專注于一個唯一的壓倒性的計劃，也就是針對20世紀的極權主義的一種自由主義的抗爭。伯林顯然是站在冷戰中的自由民主一方的。他對于那個事業的貢獻就是把極權主義病癥的起源追溯到其智識根源上，他認為前者完全不是源于20世紀獨有的任何全新的觀點，而是源于深深地植根于西方思想史中的自由和道德觀念。他所開出的藥方是一種更堅定的也更現實的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糾正了18和19世紀在他看來是志滿意得的預期，它不是致力于一種世界主義的烏托邦，而是要捍衛與人類境況不可分離的艱難選擇的人道安排。伯林的確不能說是一位單維度的思想家，也不是興趣狹隘的人。雖然如此，他的思想也遠不能說是沒有聯系的主張和洞見的一個無謂的系列。他的工作有一個清晰的輪廓，有一個獨特的中心，而且其發展遵循著一種可理解的軌跡。
三大論題
在伯林對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沖突這一首要關注之內，有三個主要的論題出現在他的工作中。這三個論題都包含著對比和沖突：自由的消極觀念與積極觀念之間，啟蒙運動與反啟蒙運動之間，以及對道德的一元論理解與多元論理解之間的對比和沖突。
首先，伯林*直接地在他所謂“自由的背叛”中發現了極權主義思維的根源。這種觀念并不只是對自由的單純拒斥，而且是對真正的自由的一種全面曲解。消極自由，也就是不存在強制性的干涉，它與積極自由形成對照，后者是自我控制的自由，在這種狀態下，一個人不是受任意的欲望所支配的，而是由“真實的”或本真的自我所支配的。雖然消極的自由觀念和積極的自由觀念表征著自由的真實和重要的方面，歷史卻表明積極的自由觀念是特別容易被濫用的。這是因為它造成了以下這種可能性，一個人的真正愿望或許會被等同于某個外在的權威，例如國家或政黨的命令。自由于是就被定義為服從，而且實際上被歪曲成了它的對立面。伯林并不完全拒斥積極自由，但他對于這種被扭曲的可能性提出了警告。他把消極自由推舉為更安全的選項，認為它是更為典型的自由主義的自由觀念。
伯林的第二個論題是啟蒙運動與反啟蒙運動或浪漫主義之間的沖突。伯林原創性地把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區分為“自由主義的”自由和“浪漫主義的”自由。2就其強調個人本真性而言，積極自由觀念的一個來源是在對啟蒙運動的普遍主義的反動中，對于個人和整個文化的獨特性的浪漫主義強調。浪漫主義是現代民族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搖籃，這兩者結合在伯林時代的右翼極權主義之中。然而，根據伯林的觀點，啟蒙運動對于20世紀的病癥也難辭其咎。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伯林把自己看作是相信理性、個人自由和寬容的啟蒙運動的捍衛者。但是，啟蒙運動思想的某些流派把理性和科學的要求提升到烏托邦式的極端高度，而這些因素在左翼極權主義的滋生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后者恰恰是伯林的主要靶子。對伯林來說，斯大林主義可以追溯到馬克思，并由他追溯到像愛爾維修、霍爾巴赫和孔多塞這樣好名聲的18世紀哲人的極度樂觀的科學主義。而且，啟蒙運動的科學主義流派得到了浪漫派的反啟蒙運動先輩的有效抵抗。尤其是，維柯、赫爾德和哈曼，對于自然科學的客觀方法之于獨特地理解人類行為的恰當性提出了深刻的質疑。于是，伯林開始從反啟蒙運動中尋找法西斯主義的起源。極權主義的災難既植根于啟蒙運動，也植根于其批評者，但每一方也提供了反對另一方的暴行之武器。
伯林的第三個論題是*為深刻的，這就是一元論的與多元論的道德觀之間的對立。啟蒙運動的科學主義和烏托邦的面向，確實是*為整體的西方思想中一種更為根深蒂固的傾向的一個現代示例。這就是要假定，在某種程度上，在某個層次上，所有真正的道德價值都必須被整合到一個唯一融貫的體系中，對于任何道德問題，這個體系都能夠產生唯一正確的答案。這是道德“一元論”。其政治含義就是烏托邦：真正的道德體系，一旦被我們掌握，就將使我們能夠消除所有的政治沖突，并將使得一個完美的社會成為可能，在這個社會中，將會就一種唯一的生活方式達成普遍的同意。伯林認為，這種觀點沒有公正地對待人類道德經驗中沖突的深度和頑固性。那種經驗告訴我們，我們時常會面對相互競爭的善之間的選擇，從簡單的一元論規則中并不能得出對這種選擇的清晰答案。而且，一元論的觀點確實有其危險性。假定道德和政治的完美即使在原則上也是可能的，這就會引發這樣的想法：這種完美的實現將使得運用任何有效的手段成為正當。伯林相信，通過烏托邦主義，道德一元論與政治極權主義之間有一種歷史上可以覺察的聯系。
對于道德之深刻本性的更為真實和穩妥的觀點是“價值多元論”的觀點。有許多人類之善，我們可以客觀地了解這些善，而它們之中有些是普遍的。但它們有時候是“不可通約的”，這意味著，它們彼此是如此不同，每一個都有它獨特的性質和效力，無法用任何其他的方式加以轉譯。就像經常發生的那樣，當它們開始沖突時，在它們之間的選擇是一種艱難的選擇，這部分是因為選擇一種善必定會放棄另一種善，也是因為我們無法運用任何簡單的規則把對立的善還原到一個共同的公分母，或者把它們安排進一個在所有情形中都適用的唯一的等級體系。例如，根據伯林的觀點，自由和平等就是不可通約的。每一個都是本身就有價值的；任何數量的另一個都無法完全補償這一個。當它們在特定的情形中發生沖突時，我們常常面對艱難的，有時是悲劇性的選擇。那些選擇無法通過諸如功利主義這樣簡單的決策程序得到解決，因為不管怎樣理解“功利”，它都是與自由和平等處于潛在競爭狀態的另一種不可通約的善。這并不是說在不可通約的善之間的選擇就一定是非理性的，也不是說沒有任何一種選擇會比另一種更能夠得到辯護。這一點我會在稍后加以論證。它確實意味著多元論的選擇常常是復雜和痛苦的。
那么，價值多元論有何政治含義？伯林相信多元論把我們引向自由主義。對他來說，多元論意味著人類經驗中選擇的無可逃避性，他據此為選擇的自由做論證。正如已經提到的，多元論也意味著道德和政治完美的不可能性，以及分歧與沖突的不可避免性。一種人道的和有活力的政治因此就要承認關于善的根本分歧，并試圖包容和調和而不是超越那種分歧。這就是自由主義與各種烏托邦學說的對立之處。從根本上說，道德一元論使之成為可能的烏托邦思想會誘發這樣的想法，通過參照一種從定義上說是*終的和絕對可欲的目的來證明任何手段的正當性。價值多元論觀點否認有任何這種*終的目的，而是堅持認為有需要加以平衡的相對不同的目的，并且告誡在實現那種平衡時必須小心謹慎。多元論因此把自由主義推舉為政治領域中對于人類的不完美與分歧的一種人道的反應。說伯林是一只刺猬，唯一潛在的含義就是（具有反諷意味地）他是一只價值多元論的刺猬：“警惕刺猬；冒充狐貍。”
人文與社會譯叢自由與多元論:以賽亞.伯林思想研究/(英國)喬治.克勞德 相關資料
克勞德巧妙地闡述了自由主義與多元論在伯林研究中的聯系，并對此做出了同情但非常尖銳的批評。他也以此對伯林做出了極為重要的闡釋，為讀者理解這一主題做出了實質性的貢獻。
——理查德·貝拉米，倫敦大學學院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長
這是一本令人印象深刻的書，在當下對伯林的批評研究中十分出眾。
——戴維·米勒，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
《自由與多元論》一書是迄今為止對伯林思想*為平衡、全面且富有洞察力的考察。每個對自由主義思想的過去與未來感興趣的人都可以從克勞德抽絲剝繭的研究中獲益。
——威廉·高爾斯頓，馬里蘭大學哲學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人文與社會譯叢自由與多元論:以賽亞.伯林思想研究/(英國)喬治.克勞德 作者簡介
[英]喬治·克勞德，是澳大利亞弗林德斯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學院教授，曾在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多地任教。主要著作有《古典無政府主義》(1991)、《自由主義與價值多元論》(2002)、《自由與多元論：以賽亞·伯林思想研究》(2004)、《一元與多元：讀以賽亞·伯林》(2007)、《多元理論入門》(201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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