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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眾心理學:我是神經癥人格嗎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9502485
- 條形碼：9787519502485 ; 978-7-5195-0248-5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小眾心理學:我是神經癥人格嗎 本書特色
卡倫·霍妮(說：一個人要想真正的成長，必須在洞悉自己并坦然接受的同時又有所追求。 《教父》說：在一秒鐘內看到本質的人，和半輩子也看不清一件事本質的人，自然是不一樣的命運。 每一種匪夷所思的怪誕行為背后，都有一顆正在飽受煎熬的心靈。你敢，看見真實的自己嗎？ 20世紀偉大的女心理學家卡倫？霍妮，帶你深入洞察未知的自己。
小眾心理學:我是神經癥人格嗎 內容簡介
本書作者通過對神經癥人格的分析, 以及對神經癥病人缺乏自信、懷疑他人、對環境充滿憂慮與不安情緒的案例剖析, 使我們不僅能看到自己內心的沖突, 看到環境帶給我們的影響, 更看到神經癥病人為此付出的巨大心理代價。
小眾心理學:我是神經癥人格嗎 目錄
001 **章 神經癥的文化和心理內涵
015 第二章 探討“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的原因
024 第三章 焦慮
040 第四章 焦慮和敵意
056 第五章 神經癥的基本結構
076 第六章 對愛的病態需求
088 第七章 再論對愛的病態需求
105 第八章 獲得愛的方式和對冷落的敏感
115 第九章 性欲對愛的病態需求的影響
127 第十章 對權力、聲望與財富的追求
149 第十一章 病態競爭
167 第十二章 逃避競爭
188 第十三章 病態的犯罪感
213 第十四章 受虐狂問題：病態受苦的意義
232 第十五章 文化與神經癥
展開全部
小眾心理學:我是神經癥人格嗎 節選
**章 神經癥的文化和心理內涵
如今，“神經癥”一詞早已被隨意運用，但是對于它的實際意義，我們并沒有一個清晰的概念。一般情況下，我們用它來炫耀自己的博學多才，表示不贊成某種行為。過去，我們可能習慣說某人懶散、敏感、貪婪或多疑，現在可能會直接稱他為“神經癥”。雖然我們并不了解這個詞的確切含義，但是使用這個詞時確實是意有所指的，會不自覺地使用一些標準來決定使用這個詞的對象。
首先，神經癥病人對待事物時的反應就顯得和普通人不一樣。比如，一個姑娘在公司安于現狀，不求上進，不愿意接受更高額的薪酬，也不愿意與上司保持一致的步調，很快就會有人將她歸為神經病。再比如，一位藝術家每星期的收入只有三十塊錢，雖然他只要將更多的時間花在工作上，就能掙到更多錢，但他卻滿足于微薄的收入，盡情享受生活；他花許多時間與女人鬼混，或者沉溺于某些無聊的嗜好之中，我們也會稱這種人是神經病。因為對大多數人來說，他們只熟悉某一種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鼓勵著他們征服世界，超過其他人，獲取超出基本的生存需求所需要的金錢。
上述例子說明，我們認定一個人是否是神經病人，主要是看他的生活方式與我們時代公認的行為模式是否相符。如果這個缺乏競爭欲的姑娘生活在普韋布洛（Pueblo）印第安文化中，她就是完全正常人的；同樣，這位藝術家如果生活在意大利南部一個小村子里，又或者是墨西哥，他也會被視為完全正常的人。因為這些環境下的人們都認為，除了滿足必不可少的生存需求之外，不應該耗費更大的精力或謀取更多的金錢。如果追溯得更遠，我們還會發現，古希臘人認為，為了得到超出自己需要的物質而拼命努力地工作，是一種卑賤的態度。
因此，神經癥一詞雖然來自于醫學術語，但在使用的過程中卻難免會具備文化內涵。即使我們對病人的文化背景絲毫不了解，也可以對他的腿部骨折進行診斷；但是，同樣的情況下，如果我們將一個號稱自己有各種幻覺并堅信這些幻覺的印第安少年診斷為神經癥病人，就會冒很大的風險。這是因為，在印第安人特殊的文化中，如果一個人能產生幻覺，那就是天賦異稟，是來自于神靈的福祉。[ 參看斯卡德爾·梅基爾：《變態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雜志，第30卷（1935年），第292—300頁。
]那些擁有特殊天賦的人，會享有威望與特權。雖然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下，如果有人號稱自己曾經和故去的祖父長時間交談，那么就會被視為神經病；然而，在有的印第安部落里，這種和先祖對話的行為卻是公眾認可的行為模式。在我們的文化里，如果有人因別人提起了他故去親人的名字而惱羞成怒，我們也會視他為神經病；然而，在基卡里拉·阿巴切（Jicarilla Apache）文化中，這種人卻是再正常不過的。[ 奧普勒爾：《關于兩個美國印第安部落的矛盾情感的闡述》，載《社會心理學》雜志第7卷（1936年），第82—116頁。
]在我們的文化中，如果一個男人接近一個正處于生理期的婦女就感到深深的恐懼，毫無疑問，他也會被視為神經病；但在很多原始部落中，對月經的恐懼早已根深蒂固。
人們關于正常是什么、不正常是什么的觀念，不僅會因文化不同而不同，而且隨著時間的變遷，在同一種文化中也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如今，一位成熟的獨立女性，如果因為曾經有過性關系就自認為是“墮落的女人”“不配得到高貴的人的愛”，那么人們一定也會懷疑她神經不正常。然而，不需要回溯太遠，僅僅在40多年前，這種罪惡感會被認為是一種十分正常的心理反應。正常或不正常，還會因社會階級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比如，對封建階級而言，男人在狩獵、征戰的時候大顯身手，而在其他時間都無所事事，是再正常不過的；但是，對小資產階級而言，這種行為實在是不可理喻，是十分不正常的。這種觀念還會因性別的不同而產生差異。在西方文化里，一個接近40歲的女性如果對衰老很敏感，甚至產生恐懼，則被視為是“正常的”表現；但是，一旦這種現象在某個男人身上發生，就會被認為是神經癥。
接受過教育的人多多少少都知道，我們談論的正常，其實有不同的內涵。我們知道，中國人的飲食習慣與我們大相徑庭；我們也知道，愛斯基摩人對于清潔的看法與我們截然不同；我們還知道，土著巫醫為病人治療的辦法與現代醫生所采用的辦法大不相同。但是，卻很少有人知道，人類個體的差異不僅存在于風俗習慣中，也存在于欲望感情中。曾有人類學家通過間接或直接的方式指出了這一點。[ 參看人類學資料的相關闡述，具體見瑪格麗特·米德：《三個原始社會的性事與氣質》，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哈洛威爾：《人種學工作者心理學手冊》。
]正如薩皮爾[ 愛德華·薩皮爾：《文化人類學與精神病學》，載《變態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雜志，第27卷（1932年），第229—242頁。
]所說的，現代人類學*偉大的功績之一，就是不斷地發掘新的“正常人”的內涵。
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唯有每個人自己的欲望與情感才是“人性”正常的表現。[ 參看露絲·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心理學也不例外。比如，經過長時間觀察，弗洛伊德得出一個結論：女人比男人更善妒。接下來，他又嘗試為自己所假設的這一普遍現象尋找生物學的依據。[ 弗洛伊德在他的論文《兩性間不同生理解剖導致的一些心理后果》提出了一種理論，他指出，生理解剖上的性別差異勢必會造成每個女孩都嫉妒男孩擁有一根陰莖。接著，她渴望擁有一根陰莖的愿望轉變為渴望擁有一個擁有陰莖的男人。這時，她對其他女人產生了嫉妒，嫉妒她們與男人之間的關系；更確切地說，嫉妒她們擁有男人，正如她一開始嫉妒男孩擁有陰莖一樣。提出上述觀點時，弗洛伊德不得不屈服于當時的壓力，對全體人類的人性進行了簡略的、概括性的診斷，但他的這些概括只是源于他對單一的文化區域所進行的觀察。人類學家不會懷疑弗洛伊德的觀察的正確性，在他們看來，這只是對某個時代、某種文化中的某個群體的觀察。不過，他對弗洛伊德提出的結論的正確性會保持懷疑；他會指出，個人與個人對于嫉妒的態度千差萬別。對有的民族而言，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嫉妒；在有的民族，無論男女都缺乏個人的嫉妒；還有的民族則男女都極其容易嫉妒。基于這些真實存在的區別，他會反對弗洛伊德以性別的解剖學差異作為觀察成立的基礎。相反，他還會強調，必須要考察生活環境的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對男女的嫉妒心造成的影響。比如，對我們的文化而言，就需要追問，雖然弗洛伊德的觀察與我們時代的女性神經癥病人的真實情況相符，但它是不是也同時符合同一文化中正常女性的情況？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很有必要的，原因是那些每天都接觸神經癥病人的精神分析專家逐漸對這一事實熟視無睹，那就是我們的文化中還同時存在著許多正常人。另外，我們還需要追問，究竟是怎樣的心理環境導致嫉妒心與占有欲的形成？我們的文化中，男性與女性的生活環境有什么區別？這些區別又是如何導致嫉妒心的差異的？
]弗洛伊德還假設，每個人都曾體驗過類似于謀殺的犯罪感。[ 弗洛伊德：《圖騰與禁忌》。
]但是，不得不承認，每個人對殺人持有不同的態度與看法。就像彼得·弗洛伊琴（Peter Freuchen）所說的，愛斯基摩人并不認為殺人者理應接受懲罰。[ 彼得·弗洛伊琴：《北極探險記與愛斯基摩人》。
]在很多原始部落，如果一個家庭遭遇飛來橫禍，外來者殺害了某個家庭成員，這個家庭就可以通過某種替換的方式來補償這種傷害。而在有的文化中，如果兒子被殺害了，母親可以通過收養兇手來取代兒子，從而緩解悲痛的心情。[ 羅伯特·布利弗奧特：《母親們》。
]
更深入地利用這些人類學的發現，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關于人性的很多看法過于簡單、天真。比如，我們認為競爭、兄弟不和、夫妻恩愛都是人性使然，這些是根本沒有依據的。至于“正常”是什么，完全是由特定社會認同的行為模式和情感標準所決定的。但是，因為文化、時代、階級、性別的不同，這些標準也會有所差異。
這些現象是對心理學理論的一種挑戰，雖然我們的文化與其他文化有某些類似之處，但是不能因為這些類似，就認定二者的動機也是相同的。因此，認為新的心理學發現就能將人性固有的普遍傾向揭示出來的想法，早就行不通了。就像有的社會學家多次斷言的那樣，一切結果都表明，其實并沒有適合所有人的正常心理學。
但是，這些局限也有一定的好處，能讓我們更準確地理解人性。以上人類學現象的基本內涵就是，我們所處的生活環境，還有交織在一起的文化環境和個體環境，共同決定了我們的情感與心態。反過來說，既然已經意識到文化環境對我們產生的影響，那么所謂的正常情感和正常心態其實也是特殊的。同樣地，既然意識到神經癥只是偏離（deviation）了正常的行為模式，那么我們也就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各種神經癥。
這樣一來，我們一方面還要繼續走弗洛伊德曾經走過的路。沿著這條路，弗洛伊德曾嘗試對神經癥做出過一些解釋，那就是雖然人類的怪癖受到與生俱來的生物性的驅動，但是如果我們不能深入了解其人的生活環境，尤其是其童年時期各種感情上的決定性影響，我們就無法真正理解他的神經癥。弗洛伊德反復在理論與實踐中強調這一點，但是人們迄今為止仍沒有認真對待這一觀點。我們若根據這一原則來理解特定文化下正常或病態的人格結構，也就意味著，如果我們沒有了解某種特殊文化對個人產生的各種影響，也就無法理解個人的人格結構。[ 很多作家曾經意識到文化因素對心理狀態有著決定性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極其重要。比如，弗洛姆所著的《基督教教義的形成》〔載《意象》雜志第16卷（1930年），第307—373頁〕在德語精神分析文獻中首次提出并完善了這種研究方法。從那之后，威廉·賴希和奧托·芬尼切爾等人都采用了這種方法。在美國，沙利文*先發現將精神病的文化內涵納入考慮范圍的必要性。此外，阿道夫·麥耶爾、威廉·A.懷特、威廉·A.赫利和奧古斯塔·布朗納等精神病學家也采用了這一方式來研究問題。*近幾年，包括F.亞歷克山大和A.卡爾蒂納在內的精神分析醫生開始關注心理問題中的各種文化內涵。H.D.拉斯威爾和約翰·多拉爾德等社會科學家也開始采納這一觀點。
]
同時，我們還要繼續向前邁進一步，超越弗洛伊德。但是，只有以弗洛伊德具有啟發性的發現作為基礎，我們才有可能邁出這一步。弗洛伊德在有的方面早已超越了他所處的時代，但是在另一些方面，尤其是他過于強調精神特性的生物性起源這一點，其實是深受當時的科學主義傾向的影響。他是這么設想的：我們文化中常見的本能驅力或對象關系其實是生物性所決定的“人性”，又或者源自于各種不能改變的境況，比如生物學特指的“前生殖器”階段、俄狄浦斯情結等。
弗洛伊德忽略了文化因素，致使他的很多結論與概括是錯誤的，在某種程度上，也妨礙了我們理解那些真正推動人類態度、行為的力量。我認為，如今精神分析正亦步亦趨地追隨著弗洛伊德提出的理論路線，絲毫不敢偏離，它表面上看似潛力無窮，其實早就走入了死胡同，只能靠濫用各種晦澀難懂的理論與模糊不清的術語來裝點一下門面，正是忽略了文化因素，才造成了這一局面。
現在，我們已經明白，神經癥其實是對正常行為方式的一種偏離。這條標準很重要，然而卻不算充分。人們也許會偏離普遍的行為模式，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患上了神經癥。就像前面提到的藝術家，他不愿意花費更多的工作時間賺取更多的金錢，也許是因為患有神經癥，也有可能是因為他比普通人聰明，不希望陷入名利之爭。同時，很多人表面上看起來對現有的生活方式完全適應，實際上，卻極有可能患有嚴重的神經癥。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借助心理學和醫學的觀點。
但奇怪的是，僅僅依靠這種觀點，是很難說明神經癥的內涵的。如果我們一味地關注表面，就難以發現神經病的共同特性。驚恐、抑郁、沮喪、機能性生理失調等癥狀顯然不足以作為判斷神經癥的標準，更何況上述癥狀也未必顯現出來。某種類型的抑制作用（inhibition）卻可能時刻存在著（我將在后文討論具體原因），但是它們可能經過了巧妙的偽裝，甚至能逃過我們表面的觀察。如果只是依據表面現象來判斷人際關系的反常，其中也包括性關系的反常，我們就會面臨同樣的困境。有的現象容易捕捉，難的是如何鑒別它們。但是，哪怕缺乏有關人格結構的知識，人們還是可以從幾乎所有神經癥病人的身上發現兩種特質，那就是反應方式上表現出的某種固執，以及潛能與現實之間的脫節。
接下來要進一步闡釋這兩種特質。反應方式上的固執，指的是面對不一樣的情境，神經癥病人缺乏一種靈活的反應方式，他們難以針對不同的情境做出不同的反應。例如，正常人也會心生疑竇，但這是因為外界事物讓他認為有可疑的地方，又或許他有這么做的理由；但是，神經癥病人可能每時每刻都毫無理由地處于疑慮狀態之下，無論他能否意識到。正常人輕易就能分辨來自他人的恭維到底是假意的，還是真心的；然而，神經癥病人卻毫無理由地懷疑并否認所有來自他人的恭維。正常人被欺騙之后，往往感到義憤難平，但神經癥病人面對任何謊言，哪怕是善意的謊言，哪怕他明知道這些謊言的初衷是為了維護他，也會感到憤怒。正常人經常會因事情太過重要而很難做出決定，然而神經癥病人則會在任何情況下都優柔寡斷。
但是，只有在偏離文化模式的情況下，固執才能被視為神經癥的表現。在西方文明中，固執地懷疑任何新鮮或陌生事物，對大多數農民而言，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而小資產階級固執地強調勤儉持家的觀念，也被視為一種正常的固執。同樣的，一個人生活中的實際成就與其潛在素質之間的脫節，其實也可能是外在因素導致的。但是，他如果天賦異稟，外在因素又對他的發展很有利，他卻還是碌碌無為；或者，他雖然擁有所有能讓自己擁有幸福的外在條件，卻無法享受這一切，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又或者，一個女人美得不可方物，卻還是覺得無法吸引男人……這些脫節就是神經癥的表現。換言之，在神經癥病人看來，他其實就是自己的絆腳石。
拋開所有表面現象，深入有效地產生神經癥的動力系統之中就會發現，有一種基本因素是所有神經癥都具有的，那就是焦慮以及為了抵抗焦慮而隨之建立的防御機制。暫且不論神經癥病人有多么復雜的人格結構，焦慮都是神經癥產生并持續的驅力。接下來的幾章，我將進一步闡釋這一問題，在此不再贅述。但是，為了讓剛剛涉足這一領域的人有所了解，我還是要稍加說明。
很明顯，這種說法過于寬泛。焦慮或恐懼——我們姑且先將這兩個詞放在一起使用，還有為了對抗焦慮而建立的防御機制是無處不在的。不僅人類會有這些反應，每當遭遇危險、受到恐嚇時，動物也會有所反應，甚至逃跑。一樣的情況下，我們也會采取這些防御措施。為了免受雷擊，我們在屋頂上安裝避雷針；為了免于遭遇意外事故，我們購買保險；這些行為其實就含有恐懼與防御的因素。恐懼與防御的因素通過各種形式存在于各種文化之中，還很可能已經制度化，比如因害怕中邪而佩戴各種護身符，因害怕死者侵擾生者而舉辦隆重的葬禮安撫他，因害怕女性的月經帶來災難而制定一系列禁忌，以及盡可能避免與月經中的女人接觸等。
上述種種類似情形，會讓我們下意識地做出一種錯誤的邏輯推論：既然恐懼與防御是神經癥的基本特征，那么為什么不把已經制度化的防御措施稱為“文化的神經癥”呢？比如上述那些
例子。
這一推論的謬誤之處就是，雖然兩種現象具有相同的因素，但是這兩種現象不一定是相同的，就像一座用石頭砌成的房子不能被稱為石頭一樣。那么，病態人格的恐懼與防御措施究竟與大眾文化下的防御制度有何不同，其本質特征又是什么呢？是不是病態恐懼其實是一種現象性的恐懼？不，并不是。我們也能將對死者的恐懼稱為想象性的恐懼，但我們還是無法從本質上區分兩者。那么，它們本質上的區別是否在于，神經病根本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害怕？也不是，其實原始人同樣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害怕死者。很明顯，兩者的區別無關乎自覺或理性化的程度。其實，區別與以下兩種因素有關。
首先，任何一種文化提供給人們的生活環境，都會造成某種恐懼。無論這種恐懼是如何產生的，它們都可能被外在危險（比如大自然或敵人）、社會關系的各種形式（比如壓抑、逼迫、挫折等激發的仇恨）、各種文化傳統（比如對鬼魂或禁忌的傳統恐懼等）所觸發。面對這些情況，每個人感受到的恐懼的程度是不同的，但是沒有一人能幸免，因為這就是我們所處的文化強加于我們的。而神經癥病人不僅要承受文化訴諸于每個人身上的恐懼，還要因個人生活環境的差異而承受某些與文化模式偏離的恐懼，這些恐懼各種各樣，無論是質還是量，都與文化模式下的恐懼大相徑庭。
其次，這些在一定文化中存在的恐懼經常會因采取某些保護措施，如各種禁忌、儀式、風俗、習慣等而被抵消掉。一般情況下，比起神經癥病人以某種特殊方式建立的防御措施，上述防御措施是更經濟的方式。因此，正常人雖然必須承受一定文化中恐懼與防御帶來的影響，但是總體上能充分發揮自身潛能，盡情享受生活帶來的所有機會與可能。正常人能夠*大程度地把握并利用自身文化為其提供的各種機會。從消極的方面說，他所承受的痛苦，其實少于所處文化必然帶給他的痛苦。與之相反，神經癥病人卻必須承受比正常人更多的痛苦，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來建立自己的防御措施，*終損傷了他的生機與活力，也阻礙了他的人格拓展；具體而言，就是損傷了他獲取成就、享受生活的能力，從而導致了我前面提到的脫節。其實，神經癥病人將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保守苦難的人。在探討所有通過表面觀察就能發現的神經癥的共同特征時，我并沒有提到這一事實，這是因為它并不一定能通過外部觀察而發現。就連神經癥病人本人，也不一定能意識到他正在受苦的這個事實。
在討論恐懼與防御措施時，加入這么多關于神經癥性質的內容，也許會讓讀者感到不滿，對此，我需要為自己辯解一下。首先，心理現象是錯綜復雜的，哪怕它表面看似簡單，我們分析后得到的答案也肯定不會像它看上去那么簡單；其次，我們*初面臨的困境，在之后一切的問題中都必須面對，這一困境貫穿于全書之中。
其實，我們很難準確地描述或定位神經癥，因為我們不能簡單地利用心理學工具或社會學工具獲取這一答案，而必須同時利用這兩種工具。然而，在實際操作的過程中，我們都是先利用一種，再利用另一種。如果我們只是從心理結構或動力學的角度來觀察神經癥，那么我們就先要定義“正常人”是什么，接著將一個其實并不存在的所謂“正常人”實體化。然而，我們一旦超出了本國范圍，超出了與我國文化類似的國家，就會面臨更大的困境。另外，我們如果只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對神經病進行考察，視它為對一定社會環境下人們共同的行為模式的一種偏離，就會完全忽略有關神經癥心理特征的各種已知的知識；更何況，無論是哪個國家、哪個學派的精神病醫生，都不可能認可這一結論并承認他平時就是這么來鑒定神經癥病人的。將這兩種方式結合起來，就是為了得到一種更恰當的觀察方式，既能兼顧神經病人外在表現的異常，又能涉及內在心理過程的動力學異常，但是不認為任何一種異常是決定性的，而是將兩種考察結合在一起。一般情況下，我們將恐懼與防御視為神經癥的內在動力之一，但我們同時也考慮到，它在質與量上都偏離了其所處文化導致的恐懼與防御措施，唯有同時具備這些條件，才能確定病人的確患有神經癥。這正是我們采取的觀察方法。
我們還要沿著同一個方向，繼續朝前邁進一步，這是因為神經癥還有另一種基本特征，即存在著沖突傾向。神經癥患者并不知道這種沖突傾向的存在，或者至少不了解它的確切內容。因此，他總是下意識地試圖實現某種解決或妥協。弗洛伊德曾經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強調并指出這一特征，認為這是構成神經癥必不可少的要素。將神經癥病人的沖突與一種文化中共存的沖突區分開的，既不是這些沖突的內容，也不是因為這些沖突本質上是無意識的——就這兩方面而言，這兩種沖突的表現可能是一樣的，而是因為另外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這些沖突在神經癥病人身上表現得更緊張，也更尖銳。神經癥病人企圖達成某種妥協或解決，我們不如稱這些解決方式為“病態的解決方式”。比起正常人的解決方式，這些解決方式其實難以讓人滿意，還會付出高昂的代價，那就是損傷完整的人格。
現在，綜合考量上述各種推論，我們發現還是難以給神經癥下一個全面而準確的定義。但是，通過上述分析，現在我們至少能如此描述它：神經癥是由恐懼和為了對抗這些恐懼而建立的防御機制，以及為了緩和內心沖突而尋求妥協解決的各種努力造成的一種心理紊亂。就現實層面而言，當這種心理紊亂與特定文化中共有的模式偏離時，我們才能稱之為神經癥。
小眾心理學:我是神經癥人格嗎 作者簡介
卡倫霍妮（1885-1952），20世紀著名的女性心理學大師，新精神分析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師承于弗洛伊德所創的精神分析學派，受過嚴格的精神分析訓練。
霍妮是一位出色的精神分析師，但在實踐中她發現，文化因素對人的影響遠超過弗洛伊德所說的本能，因此霍妮的理論被稱為神經癥的文化決定論。
霍妮一生情路坎坷，但這不影響她成為一個偉大的心理學家。霍妮窮其一生探究神經癥的本質，是我們了解神經癥需要讀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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