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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脆弱性-古希臘劇與哲學中運氣與倫理-(修訂版)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4771672
- 條形碼：9787544771672 ; 978-7-5447-7167-2
- 裝幀：精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善的脆弱性-古希臘劇與哲學中運氣與倫理-(修訂版) 本書特色
● 影響世界的入世哲學家，用善的真諦，探索人性本質
瑪莎?C.納斯鮑姆是當今世界極其重要的哲學家，五次入選《外交雜志》“百大思想家”榜單，曾獲“京都獎·藝術與哲學獎”，并應美國政府邀請，主講美國人文社科領域*權*的“杰斐遜講座”。她不僅在學術界名滿天下，而且對現實事務有著同情的關懷。
在這本代表作中，納斯鮑姆從“善的脆弱性”入手，指出我們所珍視的善并非一塊堅不可摧的寶石，而是一株植物：它很脆弱，又很美，而它的美與脆弱性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正是這一*所未有的洞見，為我們照亮的善的真諦，幫助我們在面臨人生的的不測時，堅定對善的信念。
● 西方哲學經典，出版三十年，知名學者聯袂推薦，余音裊裊，不絕于耳
本書一經出版便在西方學界引起了轟動，著名學者查爾斯·泰勒專門撰寫書評，盛贊它“是一部內容廣博、發人深省的佳作……必將在不止一個領域掀起變革之風”。哈佛大學首任古希臘研究中心主任伯納德·諾克斯說：“對古希臘哲學和文學感興趣的人來說，本書是一部必讀之作。”
本書引入國內，亦引發了學界和讀書界普遍關注，華東師大政治哲學教授劉擎認為“這部著作在西方思想史、哲學與文學批評等多個領域中獲得了卓著的聲譽，堪稱當代經典。”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周濂評價本書“給我們重構了一個異常迷人的古希臘倫理世界”。
● 暌違多年，*威學者歷時兩年全面修訂，新增三萬字導讀
本書首版于2007年，此次再版由首版譯者、浙江大學哲學系教授徐向東和陳瑋歷時兩年全面修訂，不僅改正了首版存在的個別誤譯現象，對相當部分的語句表達也進行了優化。
此外，本次修訂版還增添了一篇三萬字的導讀，深入淺出地講明了納斯鮑姆的整個學術道路，她理解倫理善和運氣的獨到之處，由此引申的對于人性的闡發，以及她對于學界和當今世界的重要性，幫助讀者更好地讀懂此書，讀懂納斯鮑姆對于我們的重要意義。
善的脆弱性-古希臘劇與哲學中運氣與倫理-(修訂版) 內容簡介
善，為什么不能保護我們，免遭惡的侵襲？善的脆弱性到底是一種缺陷，還是一種黃金般的品質？納斯鮑姆將帶領 我們，探究善的真諦，洞察人性本質。
正義之士常常面對如下困境：他們一心追求善和公正，卻因為外部因素的干擾，需要在個人的繁盛上做出妥協，甚至徹底否定自我。《善的脆弱性》直面這一道德困境，通過對古希臘文學和哲學文本的探討，*終拒斥了柏拉圖關于善能夠保護人類免受惡之侵襲的觀念，站在了古希臘悲劇家和亞里士多德一邊，認為善的脆弱性正是實現善的關鍵所在。本書令納斯鮑姆一舉成名，不僅為她在學術界獲得無數稱譽，也將她的影響力拓展到公共領域。
善的脆弱性-古希臘劇與哲學中運氣與倫理-(修訂版) 目錄
導讀
修訂版序言
**版序言
致謝
參考文獻縮寫
**章 運氣與倫理
**部分 悲劇：脆弱性與雄心
第二章 埃斯庫羅斯與實踐沖突
第三章 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沖突、視覺與簡單化
**部分的結論
第二部分 柏拉圖：善沒有脆弱性嗎？
導論
第四章 《普羅泰戈拉篇》：一種實踐推理的科學
插曲一 柏拉圖的反悲劇戲劇
第五章 《理想國》：真實價值與完美立場
第六章 阿爾西比亞德斯的講演：對《會飲篇》的一個解讀
第七章 “這故事不是真的”：《斐德羅篇》中的癲狂、理性與改變論調
第三部分 亞里士多德：好的人類生活的脆弱性
導論
第八章 拯救亞里士多德的現象
第九章 理性動物與行動的說明
第十章 非科學的慎思
第十一章 好的人類生活的脆弱性：活動與災難
第十二章 好的人類生活的脆弱性：關系性的善
第三部分附錄 人與神
插曲二 運氣與悲劇情感
收場白 悲劇
第十三章 背叛協定：對歐里庇得斯的《赫卡柏》的一個解釋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譯后記
展開全部
善的脆弱性-古希臘劇與哲學中運氣與倫理-(修訂版) 節選
導 讀
人類生活的脆弱性與對正義的尋求
徐向東、陳瑋
納斯鮑姆曾在一個訪談中說過：“成為一個好的人（good human being）就是要有一種對于世界的開放性，一種信任自己難以控制的無常事物的能力。”納斯鮑姆在這里所說的“好的人”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好人”，甚至也不是康德所說的具有“好的意志”的道德行動者，而是一個勇敢地面對自己作為人類存在者的真實處境，不斷地追求人所特有的價值的個體。《善的脆弱性》就旨在通過考察古希臘哲學和文學作品中對于運氣與好的人類生活之關系的探究，來揭示人類生活的脆弱性及其倫理含義，并對當代倫理思想提出系統的批判反思。作為納斯鮑姆的成名作，《善的脆弱性》為其思想的發展提供了基礎和起點，對于理解她后來發表的一系列著作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從《善的脆弱性》開始，到她后來出版的一些相關論著中，納斯鮑姆為人的尊嚴的根據提出了一種與傳統觀點（特別是康德式的觀點）極為不同的理解，將情感聯系和情感依戀作為人的一個本質特征，并由此對社會合作的目的和社會正義的目標提出了一種迥異于主流傳統的認識。
瑪莎?克拉文?納斯鮑姆（Martha Craven Nussbaum）于1947年5月6日出生在紐約，父親喬治?克拉文是費城的一位稅務律師，母親貝蒂?沃倫主持家務，同時也是一位室內設計師。納斯鮑姆在韋爾斯利學院入學，二年級時因為對表演產生興趣而退學，后來轉而求學于紐約大學學習古典學，特別關注古希臘悲劇，并于1969年獲得文學學士學位，隨后赴哈佛大學攻讀研究生并在1971年獲得古典學碩士學位。當時，她已對古代哲學產生興趣，于是便跟從古希臘哲學專家歐文（G. E. L. Owen）研究古代哲學并在1975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然后留在哈佛大學古典學系任教。1982年，在申請哈佛大學的終身教職失敗后，納斯鮑姆離開哈佛轉赴布朗大學任教。1994年，納斯鮑姆加入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并長期執教于該校，目前擔任由法學系和哲學系合聘的“恩斯特?弗羅因德杰出服務講席”教授，同時兼任該校古典學系和政治學系成員，并參與南亞研究委員會和人權研究項目的活動。納斯鮑姆也是芝加哥大學比較憲政研究中心的創始人和協調者。
納斯鮑姆是一位極為勤奮、思想活躍的哲學家和古典學家。她以自己淵博的學識對人類生活的核心領域（特別是社會正義）做出了深入細膩的觀察和分析，在學術界和公共生活領域都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多次被評選為“全球100位*有影響的知識分子”以及“50位*有影響的在世哲學家”。作為學術界和公共知識界卓有影響的人物，納斯鮑姆在從事學術研究的同時也積極參與社會和公共事務。她曾擔任美國哲學協會國際合作委員會和女性資格委員會主席以及該協會設立的公共哲學委員會的主席，并在1999至2000年間擔任美國哲學協會中部分會主席。她在1988年當選為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并長期擔任理事會成員，2008年當選為英國國家學術院通訊院士。她也是人類發展與能力協會的創始人。納斯鮑姆也因其卓越的學術貢獻而被授予一系列重要的學術獎勵，其中包括布蘭迪斯非小說類創造性藝術獎（1990年）、斯皮爾福格爾—戴蒙德斯坦因*佳論文集獎（1991年）、美國哲學協會亨利?菲利普斯法理學獎（2009年）、稻盛和夫倫理學獎（2015年）以及京都獎（2016年）。2014年，她受邀在牛津大學發表“約翰?洛克講座”，成為哲學界第二位受邀發表這項著名演講的女性學者；國家人文科學基金會選舉她主講2017年度“杰斐遜講座”，這是美國聯邦政府給予人文科學領域學者的*高榮譽。同年5月，她發表了題為“無能為力與責備的政治”的演講。納斯鮑姆在其他方面也獲得了不少榮譽，例如紐約大學杰出校友獎（2000年）、巴納德學院杰出獎章（2003年）、哈佛大學研究生文理學院百年紀念獎章（2010年）。鑒于納斯鮑姆卓越的學術成就和公共影響，她被全球57所重要的高等教育機構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到目前為止，納斯鮑姆已經發表了20多部著作、500多篇論文和評論，編輯出版了21部著作或文集。她的專著包括：《亞里士多德的〈論動物的運動〉》（1978年），《善的脆弱性：古希臘悲劇與哲學中的運氣與倫理》（初版1986年，修訂版2000年），《愛的知識：哲學與文學論文集》（1990年），《欲望的治療：希臘化時期的倫理理論與實踐》（初版1994年，修訂版2009年），《詩性正義：文學想象與公共生活》（1996年），《為了國家：爭論愛國主義的限度》（1996年），《培養人性：從古典學角度為通識教育改革辯護》（1997年），《柏拉圖的〈理想國〉：好社會與欲望的變形》（1998年），《性與社會正義》（1999年），《女性與人類發展》（2000年），《思想的劇變：情感的智慧》（2001年），《隱瞞人性：厭惡、羞恥與法律》（2004年），《正義的前沿：殘疾、民族性與物種的成員資格》（2005年），《民主內部的沖撞、宗教暴力與印度的未來》（2007年），《良知的自由：捍衛美德的宗教平等傳統》（2008年），《從厭惡到人性：性取向和憲法》（2010年），《功利教育批判：為什么需要人文教育》（2010年），《創造能力：人類發展探討》（2011年），《哲學介入：1986—2011年書評》（2012年），《新宗教不寬容：克服焦慮時代的恐懼政治》（2012年），《政治情感：為什么愛與政治有關》（2013年），《憤怒與原諒：怨恨、慷慨與正義》（2016年），以及與利維摩爾（Saul Levmore）合著的《暮年深思：關于退休、風流韻事、年老體衰以及遺憾的對談》（2017年）。納斯鮑姆的著作也為她贏得了各種榮譽，例如，《培養人性》獲得美國大學和學院協會1998年度內斯著作獎，《性與社會正義》贏得北美社會哲學協會2000年度著作獎，《隱瞞人性》獲得美國大學出版社2004年度職業和學術著作獎。
從這些著作的標題中，我們不難看出，納斯鮑姆致力于探究這樣一些核心論題：人性與人類生活條件，正義及其制度實現，情感在人類生活中的地位，人文科學在學術界與高等教育中的作用，政治自由主義與宗教寬容。換句話說，她把理解人類生存狀況、探究好的人類生活的可能性及其條件視為自己的終身使命。在從事這項研究時，她不僅將自己在古典學和哲學方面的學術訓練與眾多領域（人類學、文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分析、法律，等等）結合起來，也把自己對于人類生活的細致體驗帶入對有關問題的多層次、多角度的思考中。因此，她的著作不僅在哲學上具有難以匹敵的思想深度，在情感上也具有極為豐富的感染力。
納斯鮑姆的研究領域主要包括古希臘哲學、倫理學、政治理論和政治哲學，以及法學研究。她不是一位生活在書齋里的學者，而是對人類所面臨的各種現實問題充滿了深切關注，試圖用自己對古代哲學和文化的重新理解和解釋，來思考人類生活中所面臨的一系列倫理、政治和社會問題，在此基礎上探究好的人類生活的可能性及其條件。在哈佛大學求學期間，羅爾斯在一次交談中告訴她，如果她有能力成為公共知識分子，那么成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就是她的職責。她在這個時期的生活經歷，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進一步鼓舞和促成了這種使命感，而作為一位極其善于通過學術爭論和交鋒來表達和捍衛自己觀點的學者，納斯鮑姆也由此成為學術界一位極具影響的公共知識分子。1993年，一樁關于男性同性戀權利的案子被上訴到科羅拉多州*高法院，其中涉及這樣一個說法：科羅拉多州憲法修正案第二條排除了男性同性戀者可能欲求的某些法律保護，因此剝奪了他們的公民權。為了對這樁案件進行判決，法官杰弗里?貝利斯（Jeffrey Bayless）希望知道州憲法修正案第二條是否能夠在“理性根據”的基礎上得到辯護—也就是說，是否能夠得到與宗教無關的世俗哲學論證的支持。哈佛大學行政學教授哈維?曼斯菲爾德（Harvey Mansfield）、普林斯頓大學法哲學家羅伯特?喬治（Robert P. George）以及當時在波士頓大學訪學的牛津大學哲學家約翰?芬尼斯（John Finnis）遞交了一份極為詳細的宣誓書來支持這條修正案具有理性根據的主張，而當時仍在哈佛大學任教的政治哲學家斯蒂芬?馬切多（Stephen Macedo）和在布朗大學任教的納斯鮑姆則持有對立觀點。在這場審判中，證詞和誓言*終都聚焦在古典作家（特別是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對同性戀行為的判斷上。納斯鮑姆試圖用自己對柏拉圖相關著作的解讀來闡明古希臘人對待同性戀的態度，并反駁如下主張：哲學史為立法反對同性戀者爭取不受歧視的權利的做法提供了證據。在納斯鮑姆提交的**份文檔中，她宣稱：“在前基督教時期的整個地中海傳統和文明中，同性戀的浪漫關系、愛慕和性行為都得到了高度尊重。……這種關系從來就不被認為是可恥的。……因此，在基督教傳統之前，沒有證據表明自然法理論將同性戀的性愛戀視為不道德的、‘不自然的’，或者不適當的。”在納斯鮑姆與其對手的爭論中，關鍵問題顯然在于如何解釋柏拉圖在其著作中用來描述同性戀的那個關鍵術語“tolemema”。具有天主教保守主義傾向的哲學家芬尼斯認為，這個詞意味著“罪大惡極”，因此柏拉圖在《高爾吉亞篇》和《法篇》中將同性戀描述為“不自然的”（para physin），而這就表明柏拉圖是出于道德考慮而拒斥同性戀的。納斯鮑姆在反擊中指出，芬尼斯將古希臘世界中并不具有的東西“輸入”柏拉圖的文本中，學理上的解釋并不支持伯里（Bury）在《法篇》的洛布譯本中將“ton proton to tolemema”這個詞譯為“罪大惡極”，實際情況反而是，不論是蘇格拉底、柏拉圖還是亞里士多德都不曾對不涉及強迫的同性戀行為持有道德異議。納斯鮑姆在這樁案件中提出的核心主張（她主張“tolemema”這個詞是道德上中立的）在古典學家當中其實并未得到一致認可，貝利斯法官*終也決定不按照所謂的“理性根據”來進行判決，不過，她對這件事情的參與明確顯示了她試圖用學術來影響公共生活的決心和態度。這個想法其實多年前就初露鋒芒了：1987年，在對艾倫?布盧姆的很有影響的著作《美國精神的封閉》的評論中，納斯鮑姆指出，盡管布盧姆倡導閱讀經典著作的傳統，但他其實并未真正理解經典著作的精神實質，反而竭力鼓吹大學人文教育的使命就在于培養精英。正是對布盧姆的猛烈攻擊讓納斯鮑姆首次引起了公眾關注。為了回擊保守主義者對大學教育和學術界提出的批評和挑戰，她在《培養人性》中通過借助古代哲學傳統（特別是蘇格拉底和斯多亞學派）指出，犬儒派哲學家第歐根尼早就主張我們不僅是某個特定共同體或國家的成員，也是“世界公民”，因此我們不僅應當尊重家庭和我們所屬的當地共同體，也應該尊重其他共同體和文化，因為我們都是具有同樣能力的人類存在者。她詳細考察了這個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的發展—經由西塞羅和其他斯多亞學派思想家并*終在亞當?斯密和康德等啟蒙運動和自由主義思想家那里得到了進一步的倡導和發展。納斯鮑姆由此論證說，大學通識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養學生的世界公民意識，多元文化主義本來就是蘇格拉底自我審視的思想傳統的一個支流。在《功利教育批判》中，她進一步發展了類似主張，表明人文科學（包括藝術）在所有教育層面上都很重要，對于培養和塑造批判權威的能力、跨文化理解的能力，以及從整個人類共同體的觀點來看待和處理世上發生的復雜問題的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人文科學的教育之所以不應以盈利為目的，而是應當成為一切教育的核心，乃是因為它是“成人”（特別是成為具有批判意識和民主意識，對整個人類充滿同情的合格公民）的基礎：“民主社會的健康乃至幸存取決于將公民培養為在重大問題上為自己而批判性地、嚴格地進行思考和判斷的公民，他們廣泛地思考所生活的世界及其歷史、經濟結構以及其中的各個民族及其互動，他們敏銳地想象，處于一個與自己不同的、他人的處境，這究竟是怎么回事。”
納斯鮑姆對待人文科學的態度表達了她自己對啟蒙運動和自由主義基本觀念的承諾，因此，對于反對啟蒙運動思想綱領的所謂“后現代主義者”，她不僅很不以為然，也大張旗鼓地進行批評。她將雅克?德里達的著作描述為“全然不值得研究”，認為其分析缺乏“認真研究的證據”；她批評福柯肢解歷史、概念混亂。而在評論性別理論家朱迪思?巴特勒的一部著作時，她指責這位古怪的理論家在美國學界煽動一種自我沉溺的姿態，巴特勒所倡導的那種后現代女性主義的象征政治（symbolic politics）全然不關心女性（特別是其他階層、其他文化中的女性）現實的生存狀況，只用對任何人來說都毫無價值的東西自娛自樂，因此將女性主義的社會—政治批評引入歧途。在納斯鮑姆對女性的社會與政治地位、性與社會正義、女性身心健康與能力平等所做的一系列研究中，我們可以很明確地看到她如何有意識地對女性主義的社會—政治批評實施一種徹底的重新導向。例如，在《性與社會正義》中，納斯鮑姆以所有人的平等尊嚴和平等尊重的思想為出發點，對女性的性別特征以及女性在現實世界中受支配的狀況進行了全面深入的剖析，捍衛和發展了一種自由主義和普遍主義的女性主義。她反對將女性在現實社會中的從屬地位看作是所謂的“自然”事實，認為這種狀況完全是無視社會正義和政治正義的結果；另一方面，她也不同意很多女性主義者對自由主義提出的一種批評，即認為自由主義對個體的規范優先性的強調導致了一種利己主義（egoism，或者更確切地說，自由主義使個體偏愛成為一種對其他人沒有深層需要的人），并進一步表明同情、關懷和愛如何能夠成為自由主義的本質要素。在她看來，女性服從于他人，為了某個更大的社會群體（例如家庭）而犧牲自己福祉的傾向在很多情形中都是道德上值得贊揚的，但不應該被看作是理所當然的—這種傾向往往是在不公正的社會條件下形成的，反映了社會并不充分重視女性的福祉。然而，重要的是，女性在保持自己性別特征的同時應當能夠自主地選擇自己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納斯鮑姆實際上并不倡導那種全然抹除性別特征的極端的女性主義。例如，她論證說，在兩性關系中，只要雙方都能做到平等尊重，被當作“性對象”（被當作一種“不可思議的事物般的存在”）就未必是道德上有害的，反而可以是一件人性化的事情，因為我們可以由此而意識到自己不是自給自足的，而承認這一點不僅是“人之為人”的一個本質特征，也是好的人類生活的一個根本標志—她在《善的脆弱性》中對此提出了論證。由此可見，納斯鮑姆與保守主義者、后現代主義者以及自我沉溺的女性主義者的根本分歧，不僅體現在她試圖在多元文化主義的框架中捍衛一種倫理普遍主義，竭力維護理性在人類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而且也體現在她對世界主義的倫理觀念的根本承諾中，她對社會正義和社會批判的思考也因此而變得更為深刻和廣泛。上面提及的這幾件事情，盡管只是納斯鮑姆學術生涯中的一些花絮，卻有力地揭示了她自己對待學術的態度以及對學術與公共生活之關系的理解。對她來說，學術思考和寫作若不與對人類生活的現實關懷和情感投入相結合，就會變得蒼白無力，必將墮落為一種自娛自樂的游戲，或者成為一種獵取個人名聲的手段。
納斯鮑姆是一位具有世界公民意識的哲學家，而且作為一位公共知識分子，她不僅竭力為這樣一個理想提供哲學上的說明和辯護，也試圖在公共生活中倡導和實踐這個理想。盡管她的哲學論著涉及很多方面，但是，若要用一句話來概括她的哲學工作的本質，我們可以說：納斯鮑姆試圖對人性提出充分的理解，然后在這個基礎上來發展和捍衛一種普遍主義的道德觀念和一種世界主義的政治理想，而且，在這樣做的時候，與某些具有類似觀念的學者不同，她并未低估人性的復雜和多樣。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她對情感在人類生活中的地位的論述中。她從斯多亞學派那里繼承和發展了一個核心觀念：情感在本質上是認知的，體現了我們對世界（包括他人）的判斷，因此我們不能將情感及其各種表現形式從人類生活中分離出來，更不能像理性主義哲學家那樣將情感完全看作是理性的羈絆。情感不僅是人性的內在構成要素，而且情感依戀也是好的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這個思想不僅構成了《善的脆弱性》的一條論證主線，也是納斯鮑姆后來發展其能力理論和正義學說的一個思想基礎，在其后來的相關著作如《正義的前沿》和《政治情感》中都得到了具體的體現和落實。不僅如此，這個思想也有助于我們理解納斯鮑姆為什么在其哲學論著中頻繁地采用文學作品并加以詳細討論。在她看來，文學作品所提供的敘事性論述能夠在讀者一方產生同情和移情，因此能夠讓我們對人類生活的處境有更深切的體驗和感悟，從而以這種方式促進公民意識和對人類的共同命運的感受。“只有用敘事藝術家特有的語言和形式才能貼切而精確地闡明某些關于人類生活的真理。就人類生活的某些要素而論，小說家的藝術措辭就像警覺的有翼天使，在日常言語或抽象的理論話語的遲鈍措辭變得盲目、反應遲緩的地方仍保持敏銳，在它們變得呆滯和沉重的地方仍自在輕盈。”由此，我們也不難明白，她為何格外強調情感教育在人文科學和通識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不過，盡管納斯鮑姆繼承了斯多亞學派的情感理論的一大核心主張，即情感本身就包含認知的要素，但是她并不接受他們對情感所提出的*終結論，即不加管制的情感將摧毀一個人的道德品格，因此，就情感依戀在某種意義上不能為人所控制而論，我們應該通過有意識的訓練而令自己徹底擺脫情感和情感依戀。納斯鮑姆之所以拒斥這個主張，是因為她堅持認為，動物性是人性的一個內在構成要素，而情感同樣是我們的動物性存在的一個規定性特征。這個思想其實就是她在《善的脆弱性》試圖論證和發展的一個核心論題。納斯鮑姆在本書中對人性和人類生存狀況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學術興趣的發展，為她后來的哲學寫作提供了一個思想基礎—她后來的很多論著都旨在進一步思考和發展《善的脆弱性》的一些論題。實際上，在《善的脆弱性》**章以及后來的“修訂版序言”中，納斯鮑姆已經對本書的核心思想和基本結構做出了詳細解說。鑒于此，下面我們將僅重點闡述兩個基本議題：**，她撰寫本書的思想背景以及她對人性和人類條件所提出的理解；第二，這一理解如何影響了她后來對正義的思考和設想。
善的脆弱性-古希臘劇與哲學中運氣與倫理-(修訂版) 作者簡介
瑪莎C.納斯鮑姆
（Martha Craven Nussbaum，1947— ）
“新斯多亞派”政治學家和道德哲學家。1975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曾先后任教于哈佛大學和布朗大學，現為芝加哥大學“恩斯特·弗洛因德杰出服務講席”法學和倫理學教授，曾任美國哲學協會中部分會主席。著有《善的脆弱性》、《培養人性》、《詩性正義》等。2016年獲“京都獎·藝術與哲學獎”，2017年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委派她講授“杰斐遜講座”，這是美國聯邦政府對人文社科領域的*高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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