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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連接者 版權信息
- ISBN：9787213088629
- 條形碼：9787213088629 ; 978-7-213-08862-9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超級連接者 本書特色
我們需要具備哪些能力，才能對這個錯綜復雜、撲朔迷離的世界有全面清晰的認識？我們需要借助哪些工具，才能更好地生活在這個互聯互通的世界？ 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資深教授伊桑?祖克曼扛鼎之作，破解新互聯時代的成功密碼，教你成為超級連接者。 互聯網趨勢專家、暢銷書《認知盈余》《人人時代》作者克萊?舍基鼎力推薦；《合作的財富》作者尤查?本科勒盛贊 湛廬文化出品
超級連接者 內容簡介
本書主要內容包括: 數字世界主義, 讓隱藏的聯系變成現實、打破同質性, 做出真正結構性的改變、做自己的傳播“守門人”、簡化翻譯, 讓語言一目了然等七個部分。
超級連接者 目錄
引言 揭秘與解謎
01數字世界主義，讓隱藏的聯系變成現實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需要承擔的責任，但不管你是否愿意，我們還必須承受他人的負擔。我們應當保持樂觀的心態，利用互聯網，發現潛在威脅，抓住機遇，迎接挑戰。我們需要辯證地看待某些事件，發現隱藏在背后的真相。著眼當下，看清彼此之間的聯系，而非憑空幻想未來世界聯系之緊密。數字世界主義要求我們承擔起責任，讓隱藏的聯系變成現實。
02打破同質性，做出真正結構性的改變
信息的全球流通預示著世界主義的未來,人們心目中信息化、國際化且緊密聯系的世界，建立在互聯網體系的個體和公司對未來闡釋的基礎之上。同質性的作用提醒人們，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仍是局限的、不完整的、帶有偏見的。如果我們想要改變從這個廣闊的世界所獲取的信息，我們需要做出結構性的改變。
03做自己的傳播“守門人”
傳媒領域的每一項變革都使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有了微妙的改變。過去，我們被動地接受經過媒體編輯處理的信息，編輯和出版商是新聞報道的“守門人”;而現在，我們能夠主動搜索信息并運用社交媒體，做自己的“守門人”。我們需要改變媒體的運作方式,拓寬我們的朋友圈，認真審視自己建立起來的媒體系統，重新建立與世界的聯系。
04簡化翻譯，讓語言一目了然
高水平且自愿的翻譯是可遇不可求的，他們不僅是語言轉換的橋梁，更要承擔篩選新聞的使命，他們要根據自己的判斷，挑選能夠吸引更多讀者的報道。盡管自動化系統和翻譯志愿者都能完成語言轉化的工作，但并不能保證人們能看到這些譯文。要跨越語言障礙，單靠翻譯是遠遠不夠的，我們要讓語言變得一目了然。
05解讀，破解多元文化背景
互聯網發展的未來在于，不僅要把人和信息聯系起來，還要把普通公眾和掌握專業知識的群體聯系起來，要把牽線搭橋、情境解讀、背景闡釋推向網絡互動活動的中心。互聯網的獨到之處在于，它讓世界各地的信息流通和人際交流變得極其容易，在考慮重新連接互聯網以增進聯系時，必須建立起對超級連接者和崇外者有幫助的平臺和機構。
06獲取意外收獲，從城市空間中學習
我們希望城市能夠催生意外收獲。把各式各樣的人和事物湊到一起,意外收獲的可能性就會更大，城市里的基礎設施則為意外收獲創造了條件。意外收獲是開放、有準備的頭腦和有利環境合力作用的產物。如果我們想增加意外收獲在網絡空間出現的可能性，就要從城市中學點兒門道。
07建立聯系是一種新的力量
建立聯系是一種新的力量。無論是在國家層面、企業層面還是個人層面，想要成為超級連接者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我們要重視多樣化的觀點，樂于傾聽各種各樣的聲音。只要我們改變自己的行為,改變我們用以接觸世界的工具，我們就能把握新的機會，重新連接世界。
結語 重新連接世界
譯者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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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連接者 節選
生活在網絡烏托邦 1907年春天，畢加索到訪格特魯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位于巴黎的寓所。亨利·馬蒂斯(Henri Matisse)正好路過，帶來了他從巴黎商人埃米爾·海曼(Emile Heymenn)那里買來的非洲雕刻——一個由科特迪瓦西部但族人制作的面具。畢加索被這件作品迷住了，隨后拉著好友安德烈·德蘭(Andre? Derain)前往巴黎一座致力于人類學研究的博物館——特羅卡德羅民主志學博物館(Trocadero Museumof Ethoology)參觀。起先，畢加索對這座博物館很反感:“面具散發出來的那股味道簡直扼住了我的喉嚨，我特別失望，恨不得馬上離開。”30年后，畢加索再次提到這座“令人討厭的博物館”，稱自己仍然常常回想起當時的景象和氣味。 畢加索能夠克服對面具氣味的反感，對繪畫藝術來說，實為一大幸事。畢加索回憶說:“我強迫自己待在里邊，仔細觀察這些面具。人們懷著神圣的、敬畏的心情創造了這些物件，把它們當作人類與一切不利的、未知的自然力之間的媒介，賦予它們形式和色彩，希望借此來克服內心的恐懼。于是，我明白了繪畫的真諦。”特羅卡德羅之行標志著畢加索進入了藝術創作的非洲時期，畢加索將其稱為“黑色時期”。同年晚些時候，畢加索創作了杰作《亞威農的少女》，這幅畫粗暴地展示了五個少女的裸體形象，其中右邊兩個裸女面容猙獰，與西非面具的臉龐十分相似。畢加索是名副其實的非洲藝術品收藏家，他工作室的墻壁上掛滿了各種非洲面具和小雕像。晚年，在 《音樂家和吉他》等畫作中，畢加索對他的非洲創作主題進行了總結。在探究畢加索運用反向凹凸線條處理人物面部的技巧，以及使平面圖形具有立體幾何圖形效果的技巧(即立體主義)的基本手法時，學者們發現，這一切都源自非洲藝術品帶給他的靈感。畢加索對非洲藝術品的獨特鑒賞力還讓他有機會與部分非洲杰出的知識分子對話，這其中就包括塞內加爾獨立后的首位總統利奧波德·桑戈爾(Le?opold Senghor)。桑戈爾向畢加索關于非洲主題的創作以及對非洲獨立的支持表示感謝，并將自己的首部詩集《陰影之歌》中的一首詩作《黑色面具》獻給了這位畫家。 畢加索因為一次不期而遇和非洲藝術品結緣，隨后，又因一次博物館之行而對非洲藝術著迷。當然，只有全力克服了對非洲面具的抗拒，他才得以與諸如桑戈爾這樣的非洲領導人進行對話。 要是馬蒂斯生活在當今社會，我們不由會產生這樣的聯想:馬蒂斯剛剛入手了一個但族面具，把照片上傳到了Facebook上;畢加索看到后，瘋狂地在谷歌上搜索相關圖片。實體世界里，我們很難發現自己與陌生事物的聯系，很難受到感染和啟發;通過電腦屏幕，這一切就容易得多了。 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的學者羅杰·鮑恩(Roger Bohn)和詹姆斯·肖特(James Short)計算出，美國民眾平均每天接收信息的時間為11.8小時，獲得信息的渠道有廣播、視頻、印刷刊物、電話、計算機、電子游戲以及錄制音樂等;當然，我們也用很小的一部分時間來親身經歷以獲取信息。而越來越多的時間，被我們用來花在社交媒體上，持續關注著朋友和家人生活中的細枝末節。據統計，目前，僅Facebook一個網站，平均每天就要占用每個用戶13分鐘的時間。而剩下的時間，人們則用來自我消遣，聽音樂、看電視或是觀看YouTube網站上可愛小貓的視頻。 新聞、社交媒體、文化傳媒是我們獲取信息、形成認知和價值觀的三種渠道。當持續聽到有關某個人、某個地點或者某次事件的消息時，我們就會下意識地認為這是重要的，并對其投以更多的關注。然而，盡管互聯網的強大之處正是讓信息的傳播不受時空限制，事實上我們獲取的大多數信息還是來自自己所處的生活環境。 從某種程度上看，人們設計的信息傳播工具恰恰體現了這種偏向，即我們往往對發生在周遭或者親友身上的事情投以更多的關注。報紙上和廣播中對當地新聞的報道要遠多于對國際事件的報道;國語電視和電影更受人們青睞;我們總是在Facebook上與高中時期的伙伴互動，卻不常通過社交網絡結交陌生人。雖然通過谷歌等強大的搜索引擎，想要觀看尼日利亞的電影或者獲取印度尼西亞的新聞并不困難，然而這些工具還有另外一個弊端:它們通常提供我們感興趣的信息，而不是我們真正需要獲得的信息。 這些偏向意味著，若想和畢加索一樣，因某一時刻與陌生事物的邂逅而激發靈感，我們需要加倍努力。同樣，面對聯系的潛在危險，我們也需要盡力設計出具有警示作用的信息工具，將流行性疾病、金融危機或煽動性視頻等扼殺在搖籃里。互聯網不是魔術師，不可能憑空將我們轉變成世界主義者;因此，想要將聯系的好處擴大化，把傷害降低，我們就必須承擔起應有的責任，建立連接世界的有效信息工具。 1993年，霍華德·萊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出版了《虛擬社區》(The Virtual Community)一書，總結了他對包括互聯網中繼聊天(Internet Relay Chat)等早期電子論壇的思考。互聯網中繼聊天創立于1988年，是一個以文本為基礎的實時聊天系統，至今仍然活躍于科技領域。《虛擬社區》把“實時部落”和“日本與網絡”等作為章節標題，指出網絡對話與傳統對話相比，將會更加包容、公正且具有全球性。“來自澳大利亞、奧地利、加拿大、丹麥、芬蘭、法國、德國、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韓國、墨西哥、荷蘭、新西蘭、挪威、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以及美國的萬千用戶，同時匯集于一個跨文化書面交際平臺——互聯網中繼聊天。”而萊茵戈德的疑惑是:“要是讓一切文化產品都不再發聲，只以書面形式進行交流，那我們將會迎來什么樣的文化?” 利用新興科技改變陌生人交往方式的設想并非萊茵戈德首創。《經濟學人》的編輯湯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在他的著作《維多利亞時代的互聯網》(The Victorian Internet)中，對一位當代評論家所稱的“思想高速公路”(即電報通信)做出了概括性的積極預測。書中，斯丹迪奇引用了大量例證，其中提到了連接美英兩國的海底電纜，這項工程的收官讓歷史學家查爾斯·布里格斯(Charles Briggs)和奧古斯都·馬弗里克(Augustus Maverick)不禁斷言:“現在，地球上的所有民族都能通過它交換意見，那么過去的成見和敵對應該都不復存在了。” 飛機的問世也引發了類似的言論。倫敦《獨立報》在評論路易斯·布萊里奧特(Louis Ble?riot)飛越英吉利海峽的壯舉時稱，這次飛行象征著和平時代的到來，因為飛機“使人們變得親近，親近是友愛之源，而非仇恨之本”。相似的還有，霍華德·塔夫脫(Howard Taft)總統時期的美國國務卿菲蘭德·諾克斯(Philander Knox)也曾預言，飛機將“拉近各民族之間的距離，從而消除戰爭”。 無線電先驅伽利爾摩·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于1912年接受采訪時稱:“無線通信時代的到來預示著戰爭將不復存在，戰爭將成為荒謬之舉。”雖然一戰的爆發讓馬可尼的言論不攻自破，但實際上，發明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對于無線電的前景更為看好。特斯拉曾說:“一旦人們完全掌握了無線電技術，整個地球將成為一個巨大的大腦......無論相隔多遠，人們都能夠瞬間實現彼此交流。” 特斯拉是一位天才預言家，他在1926年提出的設想竟然準確得令人驚訝。他說:“通過電視和電話技術，即使相隔萬里，我們也能夠清楚地看到和聽到對方，就像面對面一樣;并且，這類通信工具與我們現在使用的電話相比，將會便捷許多，人們甚至可以將它放在上衣口袋里隨身攜帶。” 對于任何一個見證了互聯網發展的人來說，這樣的言論并不稀奇。正如歷史學家、技術哲學家蘭登·溫納(Langdon Winner)所言:“任何一項具有重大推動力和實用價值的新技術問世，都會在遠見卓識者之中掀起一股熱潮，期盼烏托邦式的社會秩序的到來。”那些幫助人與人建立起彼此之間聯系的科技(例如飛機、電報和無線電)，能夠喚起人們對于美好世界的無限憧憬。從這個角度看，互聯網被賦予了建筑學的意義——互聯網就是一個搭建起關系系統的網絡;而過去10多年關于它的大量記錄確保了在這個依靠聯系發展的世界里，互聯網成為關注的焦點。人們對互聯網的期望是極高的，一個新詞應運而生，即“網絡烏托邦主義”(cyber utopianism)。 “網絡烏托邦主義”一詞原本含有貶義，用以諷刺那些想法不切實際、極其幼稚的人對科技的過度幻想，以及對社會治理的片面理解。奇怪的是，這個詞現在常常被當作褒義詞來用。另一個感情色彩較弱的詞 “網絡懷疑論”(cyber skepticism)，用來指代認為互聯網科技會損害我們的社會，導致粗俗的語言泛濫，并且激化矛盾的觀點。然而，無論哪個詞匯更加貼切，我們都不應該忘記“網絡烏托邦主義”的訴求和初衷。 一次，我在使用Skype與萊茵戈德進行通話時，提到我有意在本書有關“網絡烏托邦主義”的探討中引用他的部分觀點。一提到這個詞，萊茵戈德便顯得有些不安，我原本以為他會掛斷電話。但是，他在稍作鎮定后，對我說了這么一句話:“廢奴主義者也是烏托邦主義者。”在后來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萊茵戈德對這句話做出了解釋。 我對那些可以促進集體行為的工具所蘊藏的潛能特別感興趣，但正如我在《聰明的行動族》(Smart Mobs)中提到的那樣，人們聚集在一起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惡，一旦升級為集體行動，這兩種行為的影響都會被擴大......因此，在烏托邦主義的旗幟下，所做的并非都是壞事，廢奴主義就是很好的例證。 萊茵戈德的解釋提醒我們，不要與我們的對手爭辯。“網絡烏托邦主義”是一個相當別扭的詞匯，它將兩個原本就不淺顯的概念結合在了一起，其實很難站得住腳。互聯網建立起來的聯系勢必會增進人們對世界的了解，推動世界和平的進程，這個觀點毋庸置疑。而科技對我們熟悉且在意的人或事所帶來的影響則更為復雜，這值得我們深思。正如阿皮亞對世界主義的闡述，面對建立文化聯系的可能性，我們僅有熱情是不夠的，還要靠數字技術和其他手段。“數字世界主義”與“網絡烏托邦主義”不同，它要求我們承擔起責任，讓隱藏的聯系成為現實。
超級連接者 作者簡介
伊桑 克曼 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資深教授，公民媒體中心主任。 全世界頗有影響力的公民媒體“全球之聲”發起人。 克萊 舍基稱其為“真正的世界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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