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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經索引 版權信息
- ISBN：7500440529
- 條形碼：9787500440529 ; 978-7-5004-4052-9
- 裝幀：精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十三經索引 本書特色
-----中國古籍文獻中規模*大的工具書
-----歷朝歷代書香門第之家必不可少的經典藏書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前夜中國人*堅實的精神儲備
《十三經索引》>
題簽：錢鍾書
中華文化是人類文明的大寶庫，中華古文獻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十三經》作為我們民族*古老、*完整、*可靠、也是*重要的文獻，在中國文化、中國歷史和每個中國人精神世界中所占的地位，是無法替代、不容爭議的。其維系和發展多民族團結進步的潛在能量，更不可忽視或抹殺。《十三經》，即十三部經書的結集。包括：《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和《孟子》。
葉圣陶先生早在上世紀初就曾編纂過《十三經索引》，幾十年來，一直是廣大古代文學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工具圖書。本《十三經索引》充分借鑒了葉圣陶先生的成果。與葉先生《十三經索引》相比，本索引有如下七個方面的新進展：
一、 規模宏大 全書共計四卷，精裝，大十六開，900萬字，6000頁。
二、分經索引 本索引將十三經分做十三部分，每經編制一部索引，分經索引。
三、逐字索引 本索引把每句首字方式擴大為逐字方式，即對《十三經》的每一個字都可以查檢。附編針對十三部經的統一字表，一個以四角號碼為序，一個以筆畫筆順為序。讀者通過其中任何一個字表，都可以得到該字在十三部索引中的全部位置，保證了分經索引的完美。另附一頁《十三經索引統計表》，提供許多不易見的數字。
四、底本權威 本索引以阮元編輯的《十三經注疏》為底本。在嚴格控制下，對部分異體字進行了必要的統一，分歧的斷句也不可能造成漏檢，對少數句讀過長和過短的句子，適當做調整，能提供更多信息。
五、索引科學 本索引采用王云五先生的四角號碼檢字法排列，并設有按四角號碼和筆畫編制的索引總表，以利各有擅長的讀者使用。王云五先生的“四角號碼法”被現代
社會公認是漢字直接數字化*優秀和廣泛采用的方案，順暢而巧妙地全面解決了漢字數字化難題，并且一以貫通地利用漢字基因理論，在漢字識別和理解系統里，打開了西方語言
文字無法涉足的新天地。
六、附帶原文 本索引附《十三經》原文，以《十三經》正文作為先導，印于每部
索引之前作為直接索引源。其特點在于：一，獨立成書，不必再翻揀他書，方便讀者直接查找。二，對《十三經》正文做一些整理，比如“字形相近而又意義相同”的異體字統一等。三，表示對《十三經》正文的尊重，并糾正長期以來對經典的誤解，以防誤人。
七、字庫豐富 本索引編制采用巨大壓縮比的超大字庫，使《爾雅》以及甲骨、金文、帛書、竹簡一類“天書”仍得以字符狀態高速準確的運行環境，居于電腦科學技術的*前列。此次編就的《十三經索引》，正式使用漢字6605個，參見字92個，總計66
97個。在《國標漢字集》（GB2312）僅可找到4167個，其中有數百個被簡化了的。
整理出版《十三經索引》的目的，不僅是為了輔助文史研究，更有普及古代經典的重要意義。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夜，愈加需要中國悠久而古老的文化作堅實的基礎。認識了解古老深邃的中華文化，可以增強民族自信心，發揚中國人智慧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優秀品質，繼承數千年來仁義、禮貌、誠信、謙遜的美德。汲用古典，溫故而知新，胸懷開闊，目光彌遠。古典文獻，堪稱民族文化之源頭，千古不朽，萬代流芳。
《十三經索引》作為古典文獻*大的工具書，內容涉及政治、文化、經濟、軍事、醫學、管理、道德、自然等諸多層面，是各行業專家、學者及古典文學愛好者不可或缺的工具，也是圖書館、研究機構、機關學校及書香門第之家必存的經典藏書。
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
逐字尋找中華文明之源
漢字是中國人*偉大的發明創造。
悠悠五千年，伴隨中華文明一路走過來的，是什么？就是一個個精美的漢字。每個漢字都攜帶了非常豐富的信息，凝聚著先人深邃的思想，筑就了中華文明的深厚基石，傳承著中華民族的偉大魂魄。漢字無疑是中華文明的寶中之寶，沒有漢字的中國，會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國將不國。
《十三經》作為我們民族*古老、*完整、*可靠、也是*重要的文獻，在中國文化、中國歷史和每個中國人精神世界中所占的地位，是無法替代、不容爭議的。其維系和發展多民族團結進步的潛在能量，更不可忽視或抹殺。幾千年來，中國人道德觀、世界觀、價值觀的形成，一直受到《十三經》的深刻影響，為《十三經》所左右。大到國家的朝綱政體，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有《十三經》的影子。《十三經》似乎高深莫測，其實《十三經》的精髓都流淌在每個中國人的血液里，融化在每個人的思想和行為中。
《十三經》是什么？《十三經》是十三部古代*經典書籍的結集。包括：《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轂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和《孟子》。
《十三經》是先人們用一個個精美的漢字筑成的人類文明基石。研究中國人，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政治，研究中國的經濟，研究中國人的思想，把握中國人的脈絡，展望中國的未來，離不開對《十三經》的研究。研究《十三經》，一定要研究《十三經》原文，這樣才能夠直接與先人們的智慧產生共鳴，體驗先人的原本思想，獲得真知。研究《十三經》原文，就需要一套工具書--------《十三經索引》。
著名學者葉圣陶先生早在上世紀初就曾編纂過《十三經索引》，幾十年來，一直是廣大學者和研究人員研究《十三經》**的工具。由錢鍾書先生題簽，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學者欒貴明、古代文獻研究專家田奕編著的大型工具書《十三經索引》，在充分借鑒葉圣陶先生編纂的《十三經索引》成果的同時，有了許多重大突破，其中，*突出的一個特點是，新編《十三經索引》實現了逐字索引，換句話說，今后查找《十三經》原文，可以準確地查找到每個字，極大地方便了讀者的查閱，是古典文獻索引的重大突破，實現了逐字尋找中華文明之源的目的。
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世界矚目中國。中國領導人在世界面前談古論今，引經據典的儒雅風采，更顯中華文化底蘊的深厚。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夜，每個中國人都應該了解自己文化的根源，《十三經索引》則是浩瀚古籍中的標志牌和指南針，引領著人們一個字一個字地在中華文明的源頭尋找和漫步。
《十三經索引》的出版，不僅編制一份完整周到方便的索引，輔助文史研究，更可以展示悠久而古老的文化優勢，增強民族自信心，發揚中國人智慧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優秀品質，繼承數千年來仁義禮貌誠信的美德。汲用古典會使我們溫故而知新，胸懷開闊，目光彌遠。充分民族化是國際化的基礎。古典文獻，堪稱民族文化之源頭。
十三經索引 內容簡介
《十三經索引》
能用上五百年的好書
當出版界一片喧囂，人們抱怨到處充斥著假冒、抄襲、浮躁、盜版的時候，一部規模宏大，氣勢不凡的工具書悄然出版了------《十三經索引》。無人喝彩，沒有炒作，依舊抵擋不住精品的燦爛。
一位常年研究《周易》的編輯曾不屑一顧地說：現在關于十三經的書太多了，已經出爛了，漏洞百出。當他拿到《十三經索引》的時候，先被精美的印刷和裝訂吸引了，隨后，他以行家的習慣，信心十足地在書中尋找錯誤，翻了許久，他無奈地合上了書，驚嘆道：我研究周易這么多年，知道哪里經常出錯，往往一找一準，這部《十三經索引》，我居然沒有找到任何錯誤，太難得了，不愧是權威之作。另一位著名圖書館的館長，在業內素來以挑剔著稱，他拿到《十三經索引》后在賓館看了一宿，不僅沒有找到任何錯誤和瑕疵，反而感慨地說：萬萬沒想到，實現了逐字索引，使用起來太方便了，像這樣的好書，能用上五百年。
《十三經索引》是怎么樣一部好書，得到了大家如此好評。《十三經》，即十三部古代*重要的經典書籍的結集。包括：《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轂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和《孟子》。《十三經》集中華民族之大成，是我們民族文明的源泉。《十三經索引》則是解讀、尋找《十三經》的工具。八十年前，葉圣陶先生曾編纂過《十三經索引》，成為轟動業內的重要事件。如今，由錢鍾書生前題簽，欒貴明、田奕編著的《十三經索引》，在充分吸收葉圣陶《十三經索引》的成果上，有了很多重大進展。如：由逐“行”索引變為逐“字”索引，可以直接查到每個字。附有《十三經》原文，不必再翻找其他書籍。分經索引，清晰準確。以阮元的《十三經注疏》為底本，具有廣泛性權威性。采用拼音和四角號碼兩種方法查驗，不僅科學，更適合不同人的使用。
兩千多年以來，《十三經》一直是中國官場和書香門第之家必讀的書籍，是中國傳統文化得以傳承的根本。近現代，由于國家的衰敗，人們對傳統文化失去了信心，甚至有人把國家衰敗的原因歸咎于傳統文化上。如今，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中國的崛起和長久發展，需要中華傳統文化作基石。中國的強大不僅是經濟的強大，更是文化的強大。五千年的文明是中國崛起的堅強基石，《十三經》是五千年文明的靈魂。《十三經索引》一書此時出版，意義非凡，是民族文化發展中的大事，必將為中國的和平崛起做出應有的貢獻。
十三經索引十三經索引 前言
《十三經》與《十三經索引》
一）集中華文明之大成的《十三經》
《十三經》作為我們民族*古老、*完整、*可靠、也是*重要的文獻，在中國文化、中國歷史和每個中國人精神世界中所占的地位，是無法替代、不容爭議的。其維系和發展多民族團結進步的潛在能量，更不可忽視或抹殺。
《十三經》，即十三部經書的結集。其中包括《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和《孟子》。所謂結集，大體經歷了向前追溯的三千年歷史。孔子是春秋時代的偉大思想家，他一生“述而不作”──祇整理闡發古代文獻，對“文獻不足”者絕不“言之”──“一以貫之”為“仁義禮智信”。孔子一生編輯并整理了諸多古代典籍，確如《后漢書·范升傳》所記“五經之本自孔子始”，他并未署名，版權至今多存爭議。但誰都知道《易》《詩》《書》《禮》和《春秋》五經里，都有他的貢獻和勞作。對于這些經典，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有*權威的定義：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辯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深入了解《十三經》，特別需要關注以下三點：
其一，古典經書的排列次序和種種變化，與帝王君主的依重和政治的需要直接相關連。政治的當權者們一貫主張“五經圣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漢書·劉宇傳》），逐步形成“不遵五經之法言”（《漢書·郊祀志》）和“非五經之正術“（《漢書·劉宇傳》）等罪名，又由此而派生出諸多律條：“非九經書疏悉禁之““詔除九經外，余書不得出界”（《宋史食貨志》《神宗本紀》）之類。于是本屬于經文或解釋的學術性分歧，突變為恩寵獲罪、升遷跌落、治罪殺頭乃至滅門九族的因由。專制者的一孔之見，往往成為經文是非的主宰。在閱讀、研討、使用這些經典之際，對這個背景，編者和使用者都不可不知，亦不可囿于其中。不知則不得明，囿于其中則不能明。
其二，《十三經》經文形成本已十分復雜，漢代又攙入今古文之爭，是非正誤的矛盾沖突與日俱增。譬如《易》有連山、歸藏，以及卜商、京房、高氏、梁丘氏、施氏、孟氏、費氏諸家。《尚書》有濟南伏生尚書，有歐陽尚書及大夏侯尚書、小夏侯尚書。《春秋》有左氏春秋傳、公羊春秋傳、谷梁春秋傳，又有嚴顏二氏春秋。《禮》已有三禮，又置大、小戴禮等等。《后漢書·徐防傳》中記有傳主提出建議：“五經久遠，圣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后學。”實際是官方的動員令。再加之教育制度易隨人意，弟子雖未結業出門，幫派已明，死不相讓，經
學形同封建割據。此后便是經外的釋家掘起，為經文作注，為注做疏，為疏又做
正義、箋注、通義、索隱、考證、章句、訓詁、音訓、集注。刻石制版之后，脫
漏錯訛更不一一。千百位學問家，爭鳴于一枝，筆伐乎字句。面對經與注種種歧
義，越來越亂，越亂出書就越多。解經文字造成了經典正文沒頂之虞。居于顯學
的經學，幾乎成了不堪民族重負的文化難題。早在《后漢書·章帝紀》中便載光
武帝詔曰：“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許多有志學者，歷來對其進行大量工
作，像明永樂間就有“頒四書五經大全，廢注疏不用”的提法（《明史·選舉志
》），至清《四庫全書》在書籍整理中設立“存目”一項，雖有多種弊病，也別
有用心，但總算順帶解決了經書注疏繁冗的問題。當今有許多大學者又建議進行
這方面的工作，除去重復內容將是重要目標。要實現此目標，合理有效地使用中
文電腦，發揮它的查檢、移動、排比和綜合功能，應是必由之路。
其三，由漢初開始形成的“射策”即科舉制度，推動了對經書的注釋、整理及應用。“射策”的甲乙科需“總五經之眇論”（《漢書·儒林傳》），“考論五經“（《王莽傳》），“要合五經，茍非其事，文不虛生”（《揚雄傳》）。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經書和科舉制度緊密粘合，并逐步滲入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后漢博士范升在上疏中追稱將軍祭遵“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后，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后漢書·祭遵傳》）。到魏明帝，又在詔書中提及此事說：“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三國志·張合傳》）此舉頗似當今勞軍、慰問團或軍中設牧師之類。經書由此而得以向軍事方面擴散。王權政治需要經書，科舉制度離不了經書，打仗用兵經書也幫得上閑，于是經書離開生之養之的文史哲根基，憑空而起，身價百倍。這有如中國古老的墓葬制度，造就了兩個絕不相同的行業，即文物考古學科發展和古玩器物走俏一樣。十三部經書的特殊境遇，對存留、精整這批古經典發揮了令人欣喜的副作用。當然，研究者對異化功能必須冷靜分析，既要使經書回歸到文化的本屬──剔除歷史發展過程積納的污垢；又不能因其曾被利用，曾被玷污，在清掃封建妖孽過程中而將我們的寶典深葬銷毀。我們應該辯證地評價異化現象。
二）《十三經》的由來
充分認識《十三經》的重要歷史意義，沖破其種種局限，我們應對十三經的由來有大致的了解。
“五經”是一個貫穿了封建時代的稱謂。較早見于《管子·五輔》篇的“五經即布”。嗣后，“五經”載入《史記·樂書》：“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至《漢書·武帝紀》云“五年”（公元前136年）“春，置五經博士”，武帝采納了董仲舒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漢書·董仲舒傳》）實乃后稱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舉。五經博士之類官職一口氣延續了兩千年，是人類政治史一大奇觀。
在“五經”成為通名的漢代，同時還有六經、七經和九經的稱謂。關于“六經”的較早記載是：“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史記·太史公自序》）。“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漢書·武帝紀》）。“六經之道同歸”（《漢書·禮樂志》）。“六經離析”（《漢書·董仲舒傳》）。置“六經祭酒各一人”（《漢書·王莽傳》）。一說“六經”即“六藝”，前引《太史公自序》可證。此說與《樂》的去處似乎有關，此后《隋書》《周書》及新舊《唐書》等正史中多有六經之稱，又似與《樂》無關，難置定論。
“七經”一稱較早見于《史記索隱》引秦密云：“文翁遣司馬相如授七經。“《宋史·邢昺傳》記昺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經、左氏傳”七經。但其傳內又稱，昺“舉五經”，“擢九經及弟”。而《李至傳》又于五經之外，稱“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云云，則實為十二經，經數幾成不定矣。
“九經”之稱，在《漢書·藝文志》中便有“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和小學“的記錄。正式記載始見于《北史崔氏傳》中，崔氏曾親授《九經》義于子。此后的兩《唐書》《舊五代史》以及《宋史》多次載有“九經”的提法。《孟子》是宋刻九經時才增入的，朱熹整理注釋經書居功至偉。至清代刻印《篆字九經》，實溢出為十經。惠棟所刻《九經古義》又將《左傳》排出“九經”之外。總之，在結集的過程中，經典的上上下下，分分合合，既反映了古代思想的“道籍經，經載道”的紛爭事實，又記載著十三經的形成和發展的繁復過程。
自從孔子之后，經書的流傳和整理中值得研究的問題很多，尤應注重的是對經書各次刻印。如《后漢書·盧植傳》有“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宦者傳》有“與諸儒共刻五經文字于石”；《儒林傳》有“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于石碑”。在一部正史中三書石刻經文其事，可見份量之重。《舊唐書》《新唐書》中又多次載有“文宗開成二年十月鄭覃上石壁九經”事。在唐以后的五代時期，經籍的擴大傳播，推動了雕板印刷技術的成熟，從而在更大范圍內促進了經籍的整理、印刷和傳播。關于這方面材料，*重要的當推王溥《五代會要》。王溥（公元914~974）字齊物，后漢干佑中舉進士甲科，入宋前任左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入宋，任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宋史》有傳。所修《五代會要》以宮內史料為主，親身經歷為輔，翔實可信，為《五代史》所本。《會要》卷八共有三條有關經籍刻印的重要記錄，應全文引錄。其**條是：“長興三年（公元932年）二月中書門下奏：
‘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敕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抄寫注出，子細看讀。然后顧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秩刻印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并須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其年四月，敕差太子賓客馬縞、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颙、路船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官。兼委國子監于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紙，與減一選。如無選可減等第，據與改轉官資。“第二條是在十六年后：“漢干佑元年（公元948年）閏五月，國子監奏見在雕板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谷梁四經未有印本，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鏤板，從之。“第三條則在二十四年后：“周廣順六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上稱“六年”似應作“三年”，“周廣順三年“即公元956年，據《舊五代史．明宗紀》改正。《舊五代史》原書久佚，后經四庫館臣由《永樂大典》殘本輯拾。輯本在基本收錄了以上資料的同時，還引用了大典本《愛日齋叢鈔》中存留的幾則筆記，使我們可以不費力氣地增加資料。其中如《通鑒》有“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板刻九經，蜀主從之”；有“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進印板九經書之舉；有王明清《揮麈錄》所記此事為“監中刻書之始”；有朱翌《猗覺寮雜記》云“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后唐方鏤九經”；有《柳氏家訓序》云，于中和三年（公元883年）親見“雕板印紙浸染不可盡曉”，恰與今存咸通九年（公元868年）《金剛經》單頁印品相為輔證；又有沉括（存中）謂“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行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自后典籍皆為板本”。此條見《夢溪筆談》卷十八關于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權威記載中。所說馮瀛王，即那位處于亂世三入中書、事四朝、相六帝的馮道，馮可道。恰恰這位曾言“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的王公，是長興初力主向皇帝上表刻印九經，出方案、定人選、“后進賴之”指“前程”的幕后大人物。這些有關中國印刷史大事件的證據被一網打盡。據此可以斷定公元九世紀中葉，我國的雕板印刷逐漸發展，至五代時期逐漸成熟，宋代已成規模。目前科學史普遍認為，在中國印刷術已成熟并進入實用的四百年后，西方纔開始印制他們的《圣經》。歷史和文學不同，它從來排斥主觀和個性，蔑視孤證推理乃至對文獻的曲解，更不會度量人們良善用心撥快或調慢自己的時鐘。這就是歷史。動蕩紛亂的五代十國時期，歷經二十四年雕板印刷的九經，將作為人類文明標志而永載史冊。此后，疆內海外，臣民賓朋，紛至沓來，請賜經典；皇帝頒賜大典的盛禮也蔚為大觀。精美的雕板經書，遠勝金銀財寶之類貢品，獨占鰲頭。
直稱書名《十三經》，見于史籍正式記載較早者當在《明史·趙俶傳》中：趙于“洪武六年征授國子博士”，“帝曰：‘汝等一以孔子所定經書為教，慎勿雜蘇秦、張儀縱橫之言。‘諸臣頓首受命。俶因請頒正定《十三經》于天下。“百余年間，明嘉靖間豐坊有《十三經訓詁》，萬歷間有黃鳳翔的《十三經注疏》等，都是有影響的版本。在《明史》黃某本傳中的一段記載，較為準確全面地記述了他“較刻十三經注疏”的目的，很有代表性：“頃陛下去《貞觀政要》，進講《禮經》，甚善。陛下讀曾子論孝曰敬父母遺體，則當思珍護圣躬。誦《學記》言學然后知不足，則當思緝熙圣學。察《月令》篇以四時敷政、法天行健，則可見圣治之當勤勵。繹《世子》篇陳保傅之教、齒學之儀，則可見皇儲之當早建豫教。“當今絕不會有人再贊同此類宏論，但它將作為校勘刻印十三經的證據而存留。
三）整理、編制《十三經》和《十三經索引》的現實和歷史意義
我們今天整理出版十三經正文的目的，是為它編制一份完整周到方便的索引，輔助文史研究，并期運用科學的手段為科學研究服務。隨著“與國際接軌”時態，展示悠久而古老的文化優勢，以增強民族自信心，發揚中國人智慧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優秀品質，繼承數千年來仁義禮貌誠信等美德。汲用古典會使我們溫故而知新，胸懷開闊，目光彌遠。充分民族化是國際化的基礎。古典文獻，堪稱民族文化之源頭。故編此《十三經索引》亦有普及古代經典的用意。
清嘉慶二十一年，江西巡撫阮元以家藏十行宋本的十一經，加入更早的北宋蘇州刊本《儀禮》和《爾雅》，并參照他自己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編成《十三經注疏》，堪稱學林善本。其原本經世界書局縮版影印，中華書局訂正了一些誤漏后于一九七九年再次影印，至一九九八年又有浙江的影印本。本索引的編制以較晚的通行影印本作為底本。
確定方向和目標之后，方法是關鍵。方法中首要是索引對象即索引源的確立。本索引以十三經的正文作為先導，印于每部索引之前作為直接索引源。這樣做有三重意義：一，獨立成書，不必再翻揀他書，方便讀者直接查找。二，藉此機會將十三經正文做一些整理，比如“字形相近而又意義相同”的異體字統一等。三，表明我們對十三經正文的尊重。我在此就十三經正文和“邊緣經解”關系舉一個小例──“中庸”之誤解，證明只有經典正文纔是可靠核心，而未經汰選的各式各樣“經解”怎樣誤人。至于“正式經解”，有文字在，自有后人評說、利用和信奉。《論語·雍也》：“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荀子·王制》：“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兩部大書，同樣僅一次提到“中庸”。查許慎《說文》：“中，和也。”（清代學者段玉裁注：許書原作“和也”當作“內也”。反證許氏原作“和也”。）《左傳·定公元年傳》：“未嘗不中吾志也“。《戰國策·卷二》《史記·周本紀》所云“百發百中”。其“中”字，均用《說文》沿用至今的“和”即“合”義。再查許慎《說文》：“庸，用也”。別無它解。
《禮記·中庸》的核心意義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由此看來，“中庸”*古老也是*簡明的定義是：君子決策要符合客觀，行動要準確纔合用，即“中節”“中時”“按規律辦事”之謂也。大量歷史記載證明，我們的先輩對此一直明明白白。比如唐代的重臣、元和間的縉紳羽儀權德輿在他的《書紳詩》中說：“先師留中庸，可以導此生。“在《百巖大師碑》中說：“以中庸之自誠而明，以盡萬物之性。”他在另一篇墓志中對此做了*鮮明的解釋：“中庸之居易，知前古之善敗，稽六學之義類，靈龜恬然，天爵自貴。”三段文字把“中庸”推上了頂峰之終極。此外，在北朝魏有人說“中庸與凡才”（元順《蠅賦》），將“中庸”與“凡才”對立而舉。還有人說“根中庸之至德”（韓愈《省試顏子不貳過論》）；“吾自得友君子，而后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韓愈《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柳宗元《非國語序》）；“德契中庸”（張說《大唐西域記序》）；“窮太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尚”（李隆基《征隱士盧鴻一詔》）；“依乎中庸，遠棄偏黨。垂至道于萬國，寄良政于百官”（孟萬石《對文雅麗策》）；“秉中庸之德，含光大之量”（獨孤及《唐故洪州刺史張公遺愛碑》）。袞袞諸公對“中庸”一詞的內含和外延的理解，毫無差異。事實證明二千多年來這個詞與孔子原意并無二致。中庸的意義正合于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所謂“中道”：“中道行為使人成功”“美德乃是一種中庸之道”“德行就是中道”（《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庸或中道是人生至高無尚的道德境界；也通于釋家主張的“中道”──“無中道故不見佛性”“中道之法名為佛性”（《大般涅盤經》）“行中道，是為般若波羅密”（《大智度論》）。中道是釋家各宗派共識的根本立場。至于那個將中庸離譜地解為“調合折中”的貶意，我不知自何人何時而起，更不知何故而將與此并無關連之“好好先生”“批倒臭“。正如《左傳·僖公四年》所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這樁公案很可能像先師在《管錐編》里充分論證，已被公認的“宗教”是“鴉片”的錯案一樣，也會鑄成百年誤解。若干年后為新學派的利益，或許會得以“平反”，或許另有新解。據我遠處觀察，不少清代以來的文獻研究者或學者專家，對原始證據并不重視。他們或不看，不查，不核；或聽而不聞，視而不見；更有甚者，或添文解經，或刪字著文；黨群偏激，自以為是，貽害多年。因此，編輯一部中庸──即合用的十三經經文索引，以追本溯源，大有必要。
四）《十三經索引》的重要特征
**部《十三經索引》，是我崇敬的先輩大師葉紹鈞（圣陶）先生編制的。開編于1928年秋，歷時四載出版。在戰火硝煙中，他祇為了“每有所遇，似曾相識，而隸屬何篇，上下何文，往往弗省”的“經語”，免“牧人偵亡畜”之苦；“于人至便”而甘“寒夜一燈，指僵若失，夏炎罷扇，汗濕衣衫”。這是多么感人至深的偉大人格啊!想起不久前有人在海上一張大報嘲笑“編索引”的人，可以肯定這位專家編不出索引。他本領或許不少，只缺葉老所說的“大雅所不屑道”的眼光和德行。
本《十三經索引》充分借鑒了葉圣陶先生的成果。與葉先生《十三經索引》相比，本索引有如下的新進展。
**，本索引將十三經分做十三部分，即為每經編制一部索引。索引由每句首字方式擴大為逐字方式，即對該經的每一個字都可以查檢，不致因編者讀者斷句的分歧而使查找坐空。隨著檢索源的增強，索引篇幅必然加大。如果堅持采用十三經統編方式，又無為讀者著想的措施，必將造成海量數據堆積，其查檢困難程度肯定會超過對原書的查找，得不償失。目前市場上的機編新索引，往往有這種令人哭笑不得的狀況。當然，本索引仍有幾個高頻辭匯，如“子曰”“象曰”之類，尚有改善余地，方案亦已成型。但改善的前提是要符合使用者的習慣，要尊重科學邏輯。改革和進步有時會比革命來得困難。我們寧可慢些，不得造次。考慮到十三部經的相互印證查找，正如漢宣帝所期“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漢書．宣帝紀》），很有必要。故本索引附編有針對十三部經的統一字表，一個以四角號碼為序，一個以筆畫筆順為序。讀者通過其中任何一個字表，都可以得到該字在十三部索引中的全部位置，從而彌補分經索引的美中不足。當然，*便捷有效的是使用朱邦復先生主持研發成功的“漢文史資料庫”。本書中另附一頁《十三經索引統計表》，提供許多不易見的數字，或許會引起讀者的興趣，或許是新研究課題的起點。數字歷史學、數字文學和數字語言學都已悄然興起，數字文獻學出臺，還會久嗎？
第二，本索引以阮元編輯的《十三經注疏》為底本。考慮到底本異體字的繁復情況，如果從文字學角度出發，可以原字照錄，保存可靠的原始資料，但會造成索引的嚴重割裂，一字兩處三處，給使用者陡增不便。因此在嚴格控制下，對部分異體字，像“群”和“ ”，“恒”和“恒”，“ ”和“昏”，“ ”和“贊”，“ ”和“嘗”，“ ”和“雞”，“ ”和“簡”，“ ”和“廄”，“ ”和“廚”，“柰”和“奈”，“ ”和“卻”，“ ”和“練”等字進行了必要的統一。對這類異體字在索引字總表上標出某字見某字，使被歸并的異體字，不致沉埋湮滅。在句讀方面，考慮到本索引采用*周到的逐字索引方式，分歧的斷句也不可能造成漏檢，在句讀處一律改作“。”。對少數句讀過長和過短的句子，區別“句”和“讀”不同情況，在不違語義原則下，適當做調整，做到能提供更多信息。分段標題處置除依據底本外，汲取參照學者研究的部分成果。為方便查找，避免重復，節約篇幅，也進行了一些新的加工。比如《詩經》的小標題改后置為前置，《周禮》《春秋左傳》的小標題采取就地另起行的方式，《爾雅》的分段格式采取了限制方法等。經文正文的小標題使用黑體字印刷，單行列于文內，以求醒目。對于底本所附與正文有關考訂，在充分考慮用字的分歧、盡量尊重底本的原則下，適當采用，但不增設異文和小注，避免繁蕪等等。總之，對原文采取嚴格審慎的原則，方便讀者是根本的目標。排列于每部索引之前的經文頁面，其右側數碼為本頁行數，其左側數碼為影印阮元底本某頁碼開始的位置；每頁書眉按常規標有該經經名、該經索引頁碼和該篇篇名等等。在這項工作基本完成之際，我建議將以上內容改稱作《使用須知》。所謂《使用須知》就是工具資料一類書籍的《凡例》。不能不改的原因是，多有讀者、編輯對法規性質的《凡例》視而不見，造成許多筆墨和心力的浪費，改題《使用須知》或許可能會有所改善。
第三，葉老在《自序》中曾說：“四角號碼檢字法已有國際地位，為學者所稱道，此書列次宜采用之“。遺憾的是“排植已達十之八，未能易轍耳”。時過七十年，這本新索引，完全依照葉老的宏見，采用王云五先生的四角號碼檢字法排列，并設有按四角號碼和筆畫編制的索引總表，以利各有擅長的讀者使用。我在此必須說明的是，王云五先生于1926年在胡適之先生幫助之下完成的四角號碼檢字法，對中國文化和科技事業做出過重大貢獻。特別是在當今數字化（或稱數位化）的大潮中，這一發明的地位和影響越來越重要。1929年胡適之先生在他的《四角號碼檢字法序》中說王云五先生是“學問界的恩人，我們都應該感謝他們，敬愛他們“。而且一再強調“他新發明的檢字法確實是一個很重大的貢獻”。并贈以沿用至今的“歌訣”。繁雜的字理，成了一首易學好記朗朗上口的歌謠。應該說那是文學化的科學楷模，也是科學化的文學典范。王云五先生的發明，至今由于種種原因，其中也包括若隱若現的政治原因，還沒有人站出來公正地評價這一重大發明。令讀者不平的是，與王云五先生有著特殊關系的商務印書館，《四角號碼新詞典》五十多年來版本有十幾個，我手頭有1950年8月初版。1954年8月32版。1956年2月43版，印數已達2,695,000冊。1958年1月43版17次印刷，印數又達4,225,000冊。1982年12月北京9版。1986年5月香港版等。還有幾個版本未出版權頁。印刷上百次，印數早已超過千萬，但無一處提及王云五先生，似乎這項發明來自天外。顯然，這一社會現象起碼可以揭示出三個問題：一、王云五先生的“四角號碼法”被現代社會公認是漢字直接數字化*優秀和廣泛采用的方案；二、王云五先生故于1979年，他的發明冠名權被漠視，既有政治掩飾下的經濟利益，也有經濟遮蔽著的政治偏見；三、法治強大，法制脆弱，惟道德遠及古往今來。偏見容易糾正，法制也可以健全，道德建設對社會來說很困難。但就個人或一個出版社來說并不難。朱邦復先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把**個漢字系統裝入了美國人發明的電腦，創造出世界上**臺中文電腦。他還發明了倉頡輸入法，對漢字數字化也做出永垂青史的貢獻。由于他和王先生同樣尊重漢字的源和流，確定以字形方式（包括部首）為依據的五位碼法，順暢而巧妙地全面解決了漢字數字化難題，并且一以貫通地利用漢字基因理論，在漢字識別和理解系統里，打開了西方語言文字無法涉足的新天地。朱邦復和王云五先生不但技術基礎同源──深深植根于漢文化傳統，而且做事在這一點上也極其相似──以技術發明為公器，放棄了一切版權收入。所不同的是朱邦復有向全世界宣布“棄權”的壯舉。因此，字典用的四角號碼法和電腦用的倉頡輸入法兩項漢文化大發明，任何人都可以隨意使用。但是，他們始料不及的是，學商們禁不住手癢，無償用了人家的發明，發明人的姓名遭回避，“專利”也被傷筋動骨地改造一番，面目全非。王云五先生已乘鶴西歸，不會撘理我們的事。但我們得向朱邦復先生鄭重建議，倉頡輸入法抄的抄了，用的用了，改的改了，有如春秋戰國，局面已經大亂。勞您大駕出面規范董理，漢文化圈期之久矣。為負責計，就是決定著作大權復位，亦理所當然。
《十三經索引》編制采用巨大壓縮比的超大字庫，使《爾雅》以及甲骨、金文、帛書、竹簡一類“天書”仍得以字符狀態高速準確的運行環境，居于電腦科學技術的*前列。這些新技術成果是由朱邦復先生和沈紅蓮女士提供的。據精確統計，此次編就的《十三經索引》，正式使用漢字6605個，參見字92個，總計66
97個。在《國標漢字集》（GB2312）僅可找到4167個，其中有數百個被簡化了的。天花水月的景觀，謝靈運、庾信以來，百余位大師，行文吟詩，代有歌詠譬喻。如若假藉“標準字庫”來處理這些珍貴古代文獻，缺東錯西，定如唐朝公億乘在文德元年（公元888年）所稱“能使天花散地，水月澄空”而已。中華文化這個大寶庫，中華古文獻是核心，記錄文獻的漢字無疑為寶中之寶，它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我們當好自愛惜。沒有漢字的中國，會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國將不國。朱邦復先生將漢字成功裝入電腦，喚醒了漢字消亡的噩夢。隨著電腦科技的前進，漢字在全面數字化之后，識別和理解的智能將在漢字基因理論推動下，一天天強大。中華文化隨著漢字的振興，前景無限。
五）錢鍾書與《十三經索引》的編著
本索引具體編輯工作由田奕小姐統領，排版工作由陳飛小友執行。我馬齒徒增、髀肉復生，權作壁上觀，深為新一代文史研究工作能插上科技的翅膀而高興。當然，一項新技術的產生和發展，必然會遇到嶄新的問題和困難，也可能會出現不可逆料的誤漏。雛鷹有時飛得比雞低，但經過不懈努力，他們定會凌云高飛。1986年6月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論語數據庫》一書，錢鐘書先生為我修改《前言》時，曾親手寫下鞭辟入里、語重心長的一段話：從理論上來說，計算機和人類使用過的其它工具沒有甚么性質的不同。它在還未被人廣泛使用的時候，除自身尚待完善以外，總會遭到一些抵拒。慣用舊家什的人依然偏愛著他們熟悉的工具。有了紙墨筆硯“文房四寶”，準還有人用刀筆和竹簡；有了汽車、飛機、電報電話，也還有不惜體力和時間的保守者。對新事物的抗拒是歷史上常有的現象，抗拒新事物到頭來的失敗也是歷史常給人的教訓。十一月十九日是錢鐘書先生的誕辰，出版這本書是他十年前的希望，他認為這個項目是文史研究的基礎工程。他還為我題寫了兩個書名，挑了一個他認為好的，鼓勵我早日完成這項任務。在胡繩院長，丁偉志、楊潤時等領導的關心鼓勵和支持下，半年內中國社科院計算機室編排完成了《易經》《詩經》和《尚書》三種索引的印制清樣。錢先生看了非常高興，并提出了方便讀者的建議。當時參加這項工作的還有林滄、張朝范、陳抗、陳肩先生，任紅、蔡文莉和孫小玲小姐等。曹辛之先生的夫人趙友蘭女士還為該書設計了優雅的封面及裝幀。本已水到渠成，但是功虧一簣，似乎應了“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古箴。一場無妄之災，雖在錢先生和我估計當中，竟意料之外地銷磨掉我七年時光。有如杜工部所云“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又如太史公所曰“盛夏六月，天為降霜”，我的正常研究工作被打斷，數據收繳，書稿散落。萬幸有神靈庇佑，錢先生題簽得存。楊絳先生請求領導，借走田奕小姐。當時電腦科技一日千里，我心祇求不能落伍，焚膏繼晷，將勞補逸，差堪自慰。*近，一位應該是了解內情的人士，在報上著文婉稱這個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的成果仍“深居閨中”。豈知深閨依然在，昔人去已遠。三年前，視若無 充耳不聞的冤情照例被不了了之，但我得以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身份提前退休。遂應朱邦復先生盛情相邀，進入文化傳信集團，晉材楚用，甘之如飴。協助朱先生完成漢文化大業同時，不敢一日忘懷錢先生的囑托。今天，有朱先生支持，幾十位青年文史工作者一舉在文案和機臺上完成了這項重任。我似乎又見錢先生那帶有幾分神秘、微露狡黠，而又浸染著天真的經典笑容了。
*近，有位教育家不贊同小學生讀《弟子規》，認為“我們不應該提倡和古人接軌，應該提倡和國際接軌“。我從未研究過《弟子規》，更沒當過教員，本無發言權。我只覺得“古人”和“國際”，有如侯寶林先生所演，一個關公，一個秦瓊，真會翻將報端，開打出手？危言高論，不敢茍同。誰都明白，《弟子規》較之《十三經》，小巫大巫而已。祇期望本書的勞作者能夠知曉，科學既無捷徑，更無坦途。
六）《十三經索引》的使用方法
1）《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 《論語》《孝經》《爾雅》《孟子》是我國古代重要經典。清嘉慶間阮元據宋本校勘重刻，稱《十三經注疏》。后經世界書局、中華書局和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索引以通行的三個影印本為底本，自立頁碼，使用時不必置備底本。但經文附標有參見中華本和浙江本的頁碼。十三部索引各自獨立，不設貫通頁碼。為照顧各冊大致均勻，對十三經原順序做適當調整，并于每頁以黑口標識，分四冊裝訂，總頁數為6000頁。
2）、本索引為方便使用，在每部索引前置經文，對原附校勘記中的考證內容悉行參考，審慎地采用與經文有關并被學術界公認的內容，例如阮本《春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疑脫“鄭穆公使視客館”語，據內府藏本《春秋左傳注疏》補充備考。對經文字體嚴格控制，盡可能保留古文字學資料，也照顧索引的完整性，力爭不發生一分二、一分三的紛亂狀況，祇對字形相近而意義相同的字進行歸并。對諱字盡量予以恢復。
3）經文內小標題，主要集中在《詩經》《周禮》《春秋左傳》和《爾雅》里。我們將其由文后置改作文前置，原前置者就地前提一行，一律用黑體字單行。原標題下與標題重復的正文刪除，對就地提為小標題之正文則不再補充。《春秋左傳》在“經”“傳”后僅有年代的標題下，加置“【某公】”顯示區別。“【某公】“不參加索引，以便適應查找習慣，并使索引精準而不繁復。
4）經文的分段，主要依據注疏的分卷，分節；其次參考傳統解經段落；再其次并合字數畸少的分段，以清爽眉目，方便查閱，也降低書價。
5）經文標點，采用底本原有句讀。但為了使索引盡量多提供信息以及節省篇幅，對過短之句讀略刪“讀”點，在不增加語義理解困難的前題下加以連接。例如《谷梁傳》第34頁:如：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繒人、盟于蜀。作：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繒人盟于蜀。
6）本索引采用逐字索引方式。索引文句（即索引目標）基本以“句”為單位，間或照顧語義而取以“讀”代句的方式。例如《谷梁傳》第43頁:如：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作：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7）經文頁面的左側號碼，標明其右經文在底本里開始的頁碼，方便讀者再查《十三經注疏》原書；右側的號碼，則為本頁的自然行數，供本索引查檢正文時使用。
8）本索引的檢索字，依王云五先生的《四角號碼檢字法》排列。四角號碼取法則依1950年商務版《四角號碼新詞典》，四角號碼取前五位，重碼及未收之字依取碼規則酌情插入。對字形變化亦依原規則取碼者有“條”“修”“修”等字；做適當調整者有“桑”“喜”“嘉”等。索引字在文句中出現，一律遵慣例以“○“替代該字。索引文句據“○”出現位置，再依頁碼、行數次第排列。
9）本索引于每一索引句下注出處，例如《尚書》：
11427孺
○子其朋。2 026/01
○子來相宅。 026/15
○子王矣。 030/34
○子王矣。 031/06
乃惟○子。 026/05
咸告○子王矣。 031/02
公將不利于○子。 021/05
其**組數字，標明本句在前置經文的頁數；其第二組數字，是所在的行數。其文句尾標有“2”“3”字樣的，是表明同樣句子在該行有兩次或三次出現。索引版面書眉標有檢索字頭及四角號碼，索引字連續四角號碼相同，全部標示，不再刪省。
10）本索引附有《筆畫總表》和《四角號碼總表》，囊括每字分別在十三部經書索引中的頁碼和參見的異體字。有必要提示使用者的異體字亦依規則列入《總表》中，請讀者參考。《四角號碼新詞典》中已注明可取它碼者，在索引和總表中不再提示。筆畫排序亦遵照《詞典》，針對新字型做相應改變。*后附有《十三經索引統計表》，與阮元所存統計有出入，供讀者參考。人控制的電腦在這一點上已超過人的計數功能。
（本文根據《十三經索引》作者之一欒貴明為《十三經索引》撰寫的‘序’和‘使用方法’編輯而成，小標題為編者添加。）
"中庸"究竟是什么意思？
不論有沒有文化，幾乎所有的華人都知道"中庸"這個充滿玄妙的詞句。人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經常會引用"中庸"或"中庸之道"的詞句，來表達某些思想或狀態，這個被人們經常使用的詞句，其真實含義是什么？人們對這個詞的理解正確與否？著名學者欒貴明先生在其主編的大型工具書《十三經索引》序中做了權威的解釋，從中節選一段，以正視聽：
我在此就《十三經》正文和"邊緣經解"關系舉一個小例──"中庸"之誤解，證明只有經典正文纔是可靠核心，而未經汰選的各式各樣"經解"怎樣誤人。至于"正式經解"，有文字在，自有后人評說、利用和信奉。
《論語·雍也》："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荀子·王制》："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兩部大書，同樣僅一次提到"中庸"。
查許慎《說文》："中，和也。"（清代學者段玉裁注：許書原作"和也"當作"內也"。反證許氏原作"和也"。）《左傳·定公元年傳》："未嘗不中吾志也"。《戰國策·卷二》《史記周本紀》所云";百發百中"。其"中"字，均用《說文》沿用至今的"和"即"合"義。再查許慎《說文》："庸，用也"。別無它解。
《禮記·中庸》的核心意義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由此看來，"中庸"*古老也是*簡明的定義是：君子決策要符合客觀，行動要準確纔合用，即"中節""中時""按規律辦事"之謂也。大量歷史記載證明，我們的先輩對此一直明明白白。比如唐代的重臣、元和間的縉紳羽儀權德輿在他的《書紳詩》中說："先師留中庸，可以導此生。"在《百巖大師碑》中說："以中庸之自誠而明，以盡萬物之性。"他在另一篇墓志中對此做了*鮮明的解釋："中庸之居易，知前古之善敗，稽六學之義類，靈龜恬然，天爵自貴。"三段文字把"中庸"推上了頂峰之終極。此外，在北朝魏有人說"中庸與凡才"（元順《蠅賦》），將"中庸"與"凡才"對立而舉。還有人說"根中庸之至德"（韓愈《省試顏子不貳過論》）；"吾自得友君子，而后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韓愈《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柳宗元《非國語序》）；"德契中庸"（張說《大唐西域記序》）；"窮太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尚"（李隆基《征隱士盧鴻一詔》）；"依乎中庸，遠棄偏黨。垂至道于萬國，寄良政于百官"（孟萬石《對文雅麗策》）；"秉中庸之德，含光大之量"（獨孤及《唐故洪州刺史張公遺愛碑》）。袞袞諸公對"中庸"一詞的內含和外延的理解，毫無差異。事實證明二千多年來這個詞與孔子原意并無二致。中庸的意義正合于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所謂"中道"："中道行為使人成功""美德乃是一種中庸之道""德行就是中道"（《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庸或中道是人生至高無尚的道德境界；也通于釋家主張的"中道"──"無中道故不見佛性""中道之法名為佛性"（《大般涅盤經》）"行中道，是為般若波羅密"（《大智度論》）。中道是釋家各宗派共識的根本立場。至于那個將中庸離譜地解為"調合折中"的貶意，我不知自何人何時而起，更不知何故而將與此并無關連之"好好先生""批倒臭"。正如《左傳·僖公四年》所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這樁公案很可能像先師（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里充分論證，已被公認的"宗教"是"鴉片"的錯案一樣，也會鑄成百年誤解。若干年后為新學派的利益，或許會得以"平反"，或許另有新解。據我遠處觀察，不少清代以來的文獻研究者或學者專家，對原始證據并不重視。他們或不看，不查，不核；或聽而不聞，視而不見；更有甚者，或添文解經，或刪字著文；黨群偏激，自以為是，貽害多年。因此，編輯一部中庸──即合用的十三經經文索引，以追本溯源，大有必要。
（本文選自欒貴明、田奕編著，錢鍾書題簽的《十三經索引》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不論有沒有文化，幾乎所有的華人都知道"中庸"這個充滿玄妙的詞句。人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經常會引用"中庸"或"中庸之道"的詞句，來表達某些思想或狀態，這個被人們經常使用的詞句，其真實含義是什么？人們對這個詞的理解正確與否？著名學者欒貴明先生在其主編的大型工具書《十三經索引》序中做了權威的解釋，從中節選一段，以正視聽：
我在此就《十三經》正文和"邊緣經解"關系舉一個小例──"中庸"之誤解，證明只有經典正文纔是可靠核心，而未經汰選的各式各樣"經解"怎樣誤人。至于"正式經解"，有文字在，自有后人評說、利用和信奉。
《論語·雍也》："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荀子·王制》："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兩部大書，同樣僅一次提到"中庸"。
查許慎《說文》："中，和也。"（清代學者段玉裁注：許書原作"和也"當作"內也"。反證許氏原作"和也"。）《左傳·定公元年傳》："未嘗不中吾志也"。《戰國策·卷二》《史記周本紀》所云";百發百中"。其"中"字，均用《說文》沿用至今的"和"即"合"義。再查許慎《說文》："庸，用也"。別無它解。
《禮記·中庸》的核心意義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由此看來，"中庸"*古老也是*簡明的定義是：君子決策要符合客觀，行動要準確纔合用，即"中節""中時""按規律辦事"之謂也。大量歷史記載證明，我們的先輩對此一直明明白白。比如唐代的重臣、元和間的縉紳羽儀權德輿在他的《書紳詩》中說："先師留中庸，可以導此生。"在《百巖大師碑》中說："以中庸之自誠而明，以盡萬物之性。"他在另一篇墓志中對此做了*鮮明的解釋："中庸之居易，知前古之善敗，稽六學之義類，靈龜恬然，天爵自貴。"三段文字把"中庸"推上了頂峰之終極。此外，在北朝魏有人說"中庸與凡才"（元順《蠅賦》），將"中庸"與"凡才"對立而舉。還有人說"根中庸之至德"（韓愈《省試顏子不貳過論》）；"吾自得友君子，而后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韓愈《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柳宗元《非國語序》）；"德契中庸"（張說《大唐西域記序》）；"窮太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尚"（李隆基《征隱士盧鴻一詔》）；"依乎中庸，遠棄偏黨。垂至道于萬國，寄良政于百官"（孟萬石《對文雅麗策》）；"秉中庸之德，含光大之量"（獨孤及《唐故洪州刺史張公遺愛碑》）。袞袞諸公對"中庸"一詞的內含和外延的理解，毫無差異。事實證明二千多年來這個詞與孔子原意并無二致。中庸的意義正合于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所謂"中道"："中道行為使人成功""美德乃是一種中庸之道""德行就是中道"（《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庸或中道是人生至高無尚的道德境界；也通于釋家主張的"中道"──"無中道故不見佛性""中道之法名為佛性"（《大般涅盤經》）"行中道，是為般若波羅密"（《大智度論》）。中道是釋家各宗派共識的根本立場。至于那個將中庸離譜地解為"調合折中"的貶意，我不知自何人何時而起，更不知何故而將與此并無關連之"好好先生""批倒臭"。正如《左傳·僖公四年》所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這樁公案很可能像先師（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里充分論證，已被公認的"宗教"是"鴉片"的錯案一樣，也會鑄成百年誤解。若干年后為新學派的利益，或許會得以"平反"，或許另有新解。據我遠處觀察，不少清代以來的文獻研究者或學者專家，對原始證據并不重視。他們或不看，不查，不核；或聽而不聞，視而不見；更有甚者，或添文解經，或刪字著文；黨群偏激，自以為是，貽害多年。因此，編輯一部中庸──即合用的十三經經文索引，以追本溯源，大有必要。
（本文選自欒貴明、田奕編著，錢鍾書題簽的《十三經索引》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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