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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大歷史不會萎縮 本書特色
伴隨著美國中層理論的興起和翻譯引入,歷史研究已經越來越社會科學化了。這由當前社會史研究的盛極一時可以得到證明。如果歷史研究不是建立于微觀的經驗研究基礎之上,從而內在生長出一種比如公共領域概念式的分析框架,那么這種歷史研究就容易被學界詬病為一種“宏大敘事”,意謂其是一種空洞無物的甚至意識形態性的歷史書寫。
相對于這種主流的史學研究趨勢,黃仁宇無疑是一個“異端”。新近出版的《大歷史不會萎縮》就是一種“撥亂反正”的聲音。針對學界對他的“大歷史觀”的批評,黃仁宇沒有輕易地就繳械投降,放棄自己觀察歷史的獨特視野。在我看來,黃的主張是:作為觀者的歷史研究者,應該更多地“介入”當時的歷史性進程之中,通過對歷史事件的爬梳甚至是“神游八極”式的勾連,盡可能把歷史作為一種相互關聯的空間和時間元素的再生產過程來看待,從而有效地揭示繁復的歷史表象背后的“真實故事”,而與此同時,歷史學者應該盡量擯棄從一種后設的立場出發,把單個的歷史人物或事件從它的語境中“拎”出來,粗率地對之作出道德或者價值判斷。這種判斷往往是苛求于前人,用俗語說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因而黃仁宇在他的文章中就直言不諱地批評道:“中國人重褒貶,寫歷史時動輒把筆下之人講解成為至善與極惡。這樣容易把寫歷史當作一種抒情的工具。”中國是有史官傳統的,而史官的職責就是記錄歷史的同時作道德判斷。而史官對歷史的書寫往往又是與意識形態緊密地糾纏在一起的。*后往往是采取簡單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意識形態主導了歷史的書寫。這種歷史書寫由于忽視了關系千萬重的歷史面相,而主題先行地把一個已經設計好的標簽強加給歷史,*后不是削足適履就是掛一漏萬。也許正如黃仁宇所云,寫歷史的人應該重視事情的因果關系,而不是私人情緒上的好惡,只有這樣,歷史學才能正本清源,關注歷史何以如是展開,而不是去譴責歷史的如是展開。換言之,歷史學家才能真正地如錢穆所講的那樣,對歷史抱持一種適度的溫情與敬意,到達一種“同情性的理解”,而不至于粗暴而荒唐地針砭歷史。這點,在黃仁宇對中國近代史的積極評價和對毛澤東、蔣介石的評述中可以得到印證。
黃仁宇研究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結論就是:中國歷史缺乏數目字管理,即便在他對于近代史的研究中他仍然堅持這種觀點。值得注意的是,他雖然強調從技術、經濟和法律的角度來認識歷史,卻從不主張把歷史學徹底地實證主義化。歷史是一種關系的建構,而這種建構與人性的復雜因素是共生性的關系。因而歷史就成了一個生成性的具有巨大可能性的想像空間,而不是像以往那樣按照歷史規律只能線性地展開。也許只有這樣,作為歷史書寫者,才可能真正地抵達歷史本身那些幽暗而歧異的空間,使歷史成為一個具有包容差異性能力的超級文本。這當然是對意識形態宰制下的歷史書寫模式的一次顛覆和革命,同時也開辟了我們理解自己的歷史記憶的另一種途徑。
與別的歷史學家不同的是,黃仁宇曾經有過當下級軍官時“半像土匪,半像乞丐”的從軍經歷。這使他對中國社會的底層有一種深切的體察,可以說,他的歷史書寫是從日常生活中生長出來的,多了些人間煙火氣和血肉感,而不像時下的一些歷史書更像是“書齋里的革命”。如果說,黃仁宇的歷史書寫反抗了把歷史研究毛細血管化的趨勢,那么這種反叛導致的“宏大敘事”倒可能結出善果,那就是把親歷歷史的日常敘事與反思歷史的宏大想像結合起來,從而使歷史學能夠在故事的敘述中展現歷史自身的脈絡。
(轉自唐小兵《東方早報》)
大歷史不會萎縮 內容簡介
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新文集,旨在彰顯其“大歷史”的觀念,借以重新修訂中國古代史、近代史、個人觀感及人物傳記。 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經自強運動、甲午中日戰爭、康梁百日維新、民國肇建、五四運動、軍閥混戰、北伐、抗日……在這一連串長久遠大的過程中,舊體制已經瓦解。過去的農業體制往往成為改革的障礙,所以要加以改造。在這里,作者提出一個“立”字:以“立”字下端的一長橫,代表社會低層結構,“立”字上端的一點和一橫,代表創建的國家與社會的高層結構,眼前的工作即加入當中的兩點,此即執行商業往來時,在法律面前厘定個人的權利與義務。本書是作者歷次精彩演講、訪問及評論的結集。對作者所有著作中的觀點提出補充,并且對讀者有疑慮的地方,也加以解說,為其所有著作的精華解釋。
大歷史不會萎縮 目錄
二 大歷史帶來的小問題
三 如何確定新時代的歷史觀:西學為體,中學為用
(一)中國需要大規模改造之由來
(二)近代西方政治哲學與經濟思想之大勢所趨
(三)中國現代史之輪廓
(四)中學為用的緣由及應賦予的考慮
(五)“用”必須因“體”而調節
(六)結論
四 中國近代史的出路
(一)傳統中國的財政與稅收
(二)過渡期間的社會與經濟
(三)現代的展望
五 中國現代的長期革命
六 關于修訂近代中國史的芻議
七 1619年的遼東戰役
(一)雙方兵力概況及戰略指導
(二)杜松之覆沒
(三)馬林之被擊潰
(四)劉蜒殉國之謎
(五)戰役之后果
附:黃仁宇手繪圖
八 從珍珠港事變說起
九 歷史傳統與地理條件對近代改革運動的影響
——從拉吉夫·甘地被刺說起
(一)改革步驟的三部曲
(二)歷史與地理條件決定各國的改革模式
(三)中國的改革必須合乎國情
(四)回教國家的發展深受宗教的影響
十 1945年的上海
十一 接受歷史的仲裁
——如何紀念蔣介石忌辰
十二 對蔣介石與毛澤東的幾點看法
十三 一國兩制在歷史上的例證
十四 資本主義與21世紀
(一)資本主義
(二)歷史上之衍進
(三)因資本主義而產生之戰時共產主義
(四)21世紀之展望
十五 從歷史的觀點看東南亞金融危機
十六 世紀交替的回顧與前瞻
十七 國的經驗
附錄
(一)如何修訂他的歷史觀
(二)擬“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答客問
(三)掌握人類知識之全豹
(四)道德與技術之間
(五)世紀末的觀察(John Updike)
大歷史不會萎縮 節選
我們假設有這樣一個故事:周立禺中學剛畢業時值對外留學開放尺度,他的父母立即措資使他到美國上大學。初時他不肯去,因為當時他熱戀同班的張惜音,果然,他還在愛荷華州忙大考的時候她已和人訂婚;等他獲得學士學位回國她已結婚。而周立禺仍是孑然一身,而且美國學位也沒有當初想像的有用。五年之后,立禺想起當日父母催逼自己勉從的一段經過,不能無介于懷。
他又再度游歐,十年之后自己的婚姻事業也有了成就,張惜音則在離婚之后酗酒。立禺再看到她的時候前后已判若兩人,他就難于想像自己當初何以會愛上她……再隔五年十年舊夢重溫必更有不同的看法,往事本身的基數未變,他和她對過去之觀感則因以后的發展而轉移。
在某些地方我們每一個人也就是周立禺或張惜音。我們也都是各人未出版之自傳的作家,也經常對我們心目中之自傳經年累月地不斷修改,修改起來的時候,不僅前后措辭不同,即取材也有很大的差別,以前認為重要的轉折點今日可以置之不顧。當初忽視的機遇,今日看來實為成敗關頭。
個人經歷如此,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遭遇和發展亦然。這種說法對1990年代的中國人用意長遠,因為過去的70年。中國已經歷過一段跨時代的大改革。1920年間中國面臨一個類似于魏晉南北朝的局面(南北即有廣州與北京兩政府),今日則有似于隋唐之勃興,過去需要300多年的動亂作背景,在20世紀只花了70年渡過此難關,不止此也,中國之歷史現已與西洋文化匯合。
“你真有把握確是如此?”你可能這樣問我。
用不著問我。你只要反躬自問:你的衣食住行、腦內的思想、口頭的詞匯、家中生活習慣、婚姻關系、所受的教育、所承擔的工作和所創造的事業是不是與1920年代你父祖所經歷的全然不同?這不可能全然由于你個人之選擇,而是側后的社會背景已經過一段改造、遭遇到一段大變動之后,人與人的關系,已有了一番整體之調整。從大陸一次遷徙到臺灣的人戶即200萬,早歲金門御敵,今日大陸觀光。過去70年有了乾坤顛倒山河變色的經驗,今日海峽兩岸盡力通商,都希望在商業條例之中,堅定了管理新社會之原則。
這時候如不修改歷史何時修改?
150多年前有鴉片戰爭,茲后外強在中國保持著領事裁判權,主要的原因則是中國仍是幾百萬農村組成的大集團,本身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因對外貿易帶來的繁榮,也只限于通商口岸,很難在租界之外發展,今日則已脫離這局面。抗戰剛開始,胡適即說中國是一個中世紀的國家,要慎重將事,這些情形都能和今日局面對照解釋得前后連貫。又不止此也,如果我們把秦漢當作“**帝國”,隋唐宋當作“第二帝國”,明清當作“第三帝國”,各以其財政稅收作行政之張本,則全部經歷與今日對照,也可以將當中大變動解釋得明白。我們更將英國與荷蘭在16、17世紀,經過變亂從農業體制進入商業體制的情形,與今日中國比較,也能說得互相銜接。在今日臺灣與大陸提議邦聯或聯邦制的時候,則400年前荷蘭的例子更可供借鏡。
將此中宏觀情貌寫為歷史,則為“大歷史”。
這大歷史不可能與傳統之中國通史同一篇幅或結構。主要因為今日中國之社會不論在大陸或臺灣,均與傳統中國社會(即胡適所說中國是一個中世紀的國家)有了至遠之距離。在改造過程中,前有八年抗戰,中國動員300萬至500萬之兵力,以全國為戰場,在統一軍令下與強敵作八年生死戰,此己為洪荒以來之所未有,而接著又展開約四年之內戰,更在世界史里難于找到類似例子。這突出發展,即不可能被傳統之篇幅容納,撫今追昔,我們一定也會將王安石變法、清朝入關等事跡解釋得與以前不同。前面已經說過:以前認為重要的轉折點今日可以置之不顧,當初忽視的機遇,今日看來,實為成敗關頭。
大歷史不會萎縮 作者簡介
黃仁宇,一九一八年生于湖南長沙。抗戰期間及戰后,曾擔任國軍下級軍官十年;自成都中央軍校畢業後,任陸軍第十四師排長及代理連長。一九四三年加入駐印軍,任新一軍上尉參謀。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緬甸密支那負傷,受頒陸海空軍一等獎章。抗戰結束,任第三方面及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少校參謀。一九四六年參加全國考試後,獲保送入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畢業後曾任國防部參謀。一九五零年以中國駐日代表團少校團員的身分退伍。再度赴美後,于密西根大學攻讀歷史,獲博士學位(一九六四)。曾先後在南伊利諾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任教,又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著有《萬歷十五年》,《中國的大歷史》,《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地北天南敘古今》,《放寬歷史的視界》,《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等書。曾參與《明代名人傳》及《劍橋中國史》的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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